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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而紧迫的城市设计教育实践?

How Emergent Is Pedagogical Practice in Urban Desig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1(5): 535-539
  • 作者:Elisabete Cidr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过去20 年内,城市设计方向在国际国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呈指数增长,城市设计教育也主要与研究相关联,分为研究主导型(research-led)、研究导向型(research-oriented)、研究支撑型(research-based)和研究辅助型(researchinformed),在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等学科(系)下根据机构的学术资源与特长自由设置,并无固定的教学大纲和基础内容。本期的专题文章即邀请了全球城市设计教育方面的专家,围绕城市设计教育撰文展开讨论。而本文作为本期的社论对城市设计教育的属性及其学术身份的独立性进行了评述,并针对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全球化等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以及高等教育的文凭主义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城市设计的高等教育接受了市场规则和新的关联方式,以科技主导知识生产和学术投入,并联合全球化和知识交换经济,从精英走向大众,成为一项经济资源和个人资本。

专题文章的作者包括华盛顿大学的安妮· 维娜· 穆东(Anne Vernez Moudon)教授、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亚历山大· 卡斯伯特(Alexander Cuthbert)教授和乔恩·朗(Jon Lang)教授、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特里迪·布巴纳吉(Tridib

Banerjee)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的马修· 卡莫纳(Matthew Carmona)教授等。所以,本次导航并非推荐一篇文章,而是希望读者能将几篇讨论城市设计教育的论文一并阅读,深入思考城市设计学科以及城市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


可再生能源的负外部性:风力发电涡轮对住房的影响

Renewable Energy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e Effect of Wind Turbines on House Pric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6, 96: 121-141
  • 作者:Martijn I. Dr?es, Hans R.A. Koster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yutaofang@tsinghua.edu.cn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已经从1990 年代的11 亿吨油当量,上升至2010年的17 亿吨,到2035 年预计为31 亿吨。清洁电力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可再生能源资源还是核发电厂已经提上许多国家的政治议程。除了水能,风能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为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国许多城市采取了可再生能源。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风力发电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累计风电装机容量均位居全球第一。风力发电是由风力涡轮机产生的。一些风力涡轮机放置在大型风电场,其中一些在海岸边,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涡轮机靠近城市化地区,特别是在国土空间紧张的国家。由于风力涡轮机制造噪音、降低开敞空间的良好景观视线等原因,风力涡轮机对生产和生活也造成显著的负外部性。国外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房主认为涡轮机对不动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强烈反对在自己房子附近建设风力涡轮机。荷兰是世界上风力发电的典型国家。本文作者采用1985—2011 年的长周期数据,测量了风力涡轮机对附近房屋交易价格的外部性影响。通过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方法分析,研究发现:在距离涡轮机2 km 内,不动产价格有1.4% 的下降。并且在涡轮机布局之前,也有显著的预期负面影响。城市化地区的涡轮机越大越密,给不动产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越显著,特别是第一个建立在房子附近的涡轮机对价格更有负面影响。


郊区:“规划内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地点

The Suburbs as Sites of“ Within-planning” Power Relations
  • 源自: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15(4)
  • 作者:Alan Mace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 系。k_cao@126.com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可追溯至西周时期,那时设立了最早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都”(城)、“鄙”(乡)分开进行编户。1909 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以法律形式将城镇区域与乡村区域分开,新中国成立后的户籍制度延续着城乡分离模式。虽然如此,2008 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已经开始尝试从管理和空间调控角度协调城乡发展。从世界上来看,城乡分离或者城市—郊区的分野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

作者本人的研究对象英国的情况——盎格鲁—美式(Anglo-American)郊区,即低密度中产阶级居住郊区,并试图剖析城市—郊区二元性——“规划内的”权力关系的实践——产生以及一直持续的根源。作者首先通过回顾郊区与规划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揭示出郊区如何以种种方式被简化以迎合特定群体(包括规划)的利益。接下来,在分析盎格鲁—美式郊区住房的性质时,作者运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论(Field Theory)。根据布迪厄的解释,场域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经过客观限定”;本文中,房屋场域是一套关系,在这些关系当中不同房屋类型需要归结于个体的各种状态,房屋类型同时也将各种状态加诸于个体之上。场域论告诉我们,城市—郊区二元论这种出自主观价值判断的观念,如何通过场域的运作而变成客观的和自然而然的。对多数人而言,想要成功地介入场域就需要接受并适应场域内既定的主导规则而非影响或改变它。但是场域论也提供了解构这种观念、解构强化这种观念的目前主导的规划方式的可能性。最后,作者尝试思考出一种更具有反思性的、更能适应“规划内的”权力关系的方法。


撬动金融资本:印度的城市演化与房地产开发者自我赋权

Leveraging Finance Capital: Urban Change and Self-empowerment of Real Estate Developers in India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6, 53 (7) : 1401- 1423
  • 作者:Hortense Rouanet, Ludovic Halbert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 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这篇文章以班加罗尔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印度房地产市场金融化所产生的影响。既有研究多认为,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由于全球连接和本地嵌入的特点,其房地产市场锁定在跨国投资为主。然而对后自由化时代的印度房地产市场研究比较缺乏,这使得对其地方城市行动者持续不断地争夺权力的过程了解不足,而房地产开发商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这篇论文采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开发商如何撬动金融资本来获得更大的经济力和政治力,来促使城市实现物质、文化以及政治上的转型。

本文首先揭示了位于班加罗尔的开发商是依靠金融资本支撑其在印度南部的扩张战略。然后,开发商通过一个接一个的中型开发项目,塑造了大都市区的物质形态。尽管这些项目有时也碰巧满足了地方政府实现城市现代化的目的,但其实更多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大型的政府项目建设。这是因为开发商具有地方土地市场与行政管理机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能左右逢源畅行无阻的能力。进一步地,开发商获得了建设城市的主导地位后又不断继续推销其城市发展理念。这种论述一方面是为了将地方房地产市场嵌入全球金融产品的链条之中,另一方面也同时强化了开发商的合法性。随后,开发商企图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并推销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所以说,这种城市空间生产不断地金融化的过程其实是开发商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部分。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变化的地方特征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Profil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Change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 (5): 1007-1034
  • 作者:Wolfgang Dauth, Jens Suedekum
  •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yi_xiaofeng@126.com

一般认为,全球化对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影响,有些地区因此崛起,有些地区则因此衰落。德国的学者对过去30 年来西德的326 个区域进行了研究,试图理解全球化是如何影响这些区域的,以及不同区域的表现。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德国经济的特征显现为制造业的长期衰败和现代服务业的崛起;(2)但是这个趋势在空间上并不是一致的,有些地区加速展示了这样的过程,而有些地区却在加强制造业的专门化,研究把这些区域分成“强化趋势”、“反趋势”和“无特征”等三种类型来反映这样的差别;(3)区域贸易的曝光程度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区域在地方增长和变化上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重要原因。研究对政策的启示包括:(1)没有一个成功的区域增长的单一“模范”;(2)拥有大规模、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区域在过去的30 年非常成功,而拥有大规模、进口竞争性的制造业的区域的处境不容乐观;(3)拥有较小规模制造业的区域面临的国际竞争较少,转型较为容易,但是拥有较大规模制造业基础的区,它们的发展代价较大,因为这需要大规模、痛苦的产业重构和结构调整;(4)人力资源在区域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型发展的暗流:全球化城市之印象

The Undercurrents of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Impressions from a Globalizing City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10):1967-1987
  • 作者:Talia Margalit, NuritAlfasi
  • 推荐: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zhigangli@whu.edu.cn

进入21 世纪,伴随新自由主义的深化与政府行为的市场导向,各地城市政府机构越来越具企业性,并将规划视为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为了方便城市开发项目融资、促进私人资本投资于公共项目开发,规划机构会在某些方面进行妥协(如推进高级住宅项目开发),也就是所谓的“规划交易”。本文对这种“规划交易”的空间和经济效应展开研究,以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地区这一“全球化中的城市”为案例,比较分析“新建高层私人住宅”和“标志性公共项目”及城市开发预算中其他财政拨款的空间分配。实证表明,这些项目及投资均指向相似的空间位置,即这些规划项目聚焦的总是那些能够吸引更多开发商与投资的地区。作者认为,“规划交易”所实现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意在吸引更多的开发与投资,也就是服务市场。企业型的政府规划尽管在表面上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实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社会和空间的隔离,忽略了广大市民的公共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此类研究说明,当规划服从于市场逻辑的时候,对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总是以各种面貌出现,并处于强势地位,城市规划失掉了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与担当。


无限城市理论?——关于司各特和斯托帕《城市本质:城市理论的范围和局限性》的回应

A Limitless Urban Theory? - A Response to Scott and Storper’s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0(1): 157-163
  • 作者:Oli Mould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是学者奥利· 莫尔德(Oli Mould)对最近发表在期刊上的司各特和斯托帕的文章进行的回应和讨论。司各特和斯托帕的文章认为目前在城市研究领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建议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理论以囊括所有城市方面的学术工作,并提出这样的理论应该是基于对集聚的理解。然而本文的回应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这样基于聚类的一般理论过于工具化、确定化以及经济化。文章提出城市理论应寻求城市不公正和不平等,并需要更为广泛的城市概念以及强烈的凝结性的城市化而非聚类分析来挖掘其根本原因。在“城市与非城市”的讨论中,文章以近期发生的由次级房地产热潮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为例,认为司各特和斯托帕不应过度沉迷于工具化的推理,而应该通过观察城市化进程描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以突出聚类过程固有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随后在关于“发展”的讨论方面,本文认为聚类作为一种分析的类别不能完全掌握创作的动态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别是它是如何塑造资本累积过程中的金融需求的。最后,文章提出未来应掌握一个包罗万象的一般城市理论,更好地通过城市化过程的本体观看城市不同程度的强化,并且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本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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