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城市中什么驱动了规划？两个德国城市和两个美国城市的故事
What Drives Planning in a Shrinking City? Tales from Two German and Two American Cases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7, 88(1): 15-28
- 作者：Karina Pallagst, René Fleschurz and Siba Said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当前关于城市发展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认识到欧美若干城市必须应对长期城市收缩的挑战。然而，国际上目前还不清楚规划范式、规划制度、规划策略和规划文化在收缩和衰退发生时如何变化。因此本文立足全球视野探讨收缩城市视角下的规划转型。文章的四个案例地来自两个规划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德国和美国。美国的规划文化被认为是“市场导向”的，而德国更繁复的多层次规划体系常常被批评为不灵活。作者从两个国家各选择两个拥有相似条件的城市，以实现异系统和同系统的两重对比。而对案例地在收缩背景下规划手段转变的分析则以收缩城市规划策略的三种类型为框架展开梳理，分别是“扩张策略”、“维持策略”和“规划应对衰减”。研究最终发现，扩张策略正变得过时，收缩背景下的规划文化正从增长导向转向地方型经济（placebased economy）塑造、合理确定规模（right-sizing）、废弃地再利用和空置管理来进行应对。并且，在收缩背景下，处于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规划体系中的规划文化，似乎殊途同归。因此文章最终提出一个问题，即规划文化是否有可能不仅归因于具体国家，而且有可能在面临诸如收缩城市等具体城市现象时发生演变。
论证设计及其修饰性的表现
Dialectic of Design, Rhetoric of Representatio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7, 22(3): 326-346
- 作者：Brettany Shannon, Tridib Banerje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一方面，对未来发展关注焦点的差异往往导致不同群体对开发项目形态设计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设计者通常依赖诸如图纸、模型等表现手法来向公众传达他们的设计理念。对此，作者认为基于设计表现的沟通与交流在最小化争议方面颇具效力。以此假设为出发点，本文以南加利福尼亚三个有20 年历史的开发项目以及两个新建项目为例，研究分析了在协调争议性的开发项目时设计表现的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了设计论证的理论框架，强调设计过程本身作为中介会涉及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群体；接下来的具体案例研究则从不同开发阶段的草图和设计表现方式等推测设计师（及其所代理的委托客户）的修饰意图与目的、象征与隐喻。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设计师总是力图把想象力转化为有说服力的、鼓舞人心的和具体的形象；而修饰的结果受表现的方式、风格和内容影响：尽管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拥有丰富的表现媒介，但设计理念最终成功地为人所接受则取决于对设计师意图叙述、解释、说服的论证逻辑和传达过程。反观我国设计界，目前存在着不少虚假设计表现的现象，即通过各种媒体的包装和效果图的修饰与美化，过滤掉了某些负面信息。此外，最常见的渲染图问题是只呈现宏观视角的鸟瞰图，缺乏对微观层面的人体尺度与感受的诠释。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好的设计师必须是一个好的渲染者，但是一个好的渲染者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香港“过早死”现象的空间形态：公共房屋如何与之关连？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remature Mortality in Hong Kong: How Does It Relate to Public Housing?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7, 54(5): 1211-1234
- 作者：Jens Kandt, Shu-Sen Chang, Paul Yip, Ricky Burdett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公屋类似于内地的公租房。根据 2016 年的统计，香港的公屋住户约250 万，占人口比例三成。按照政府规划，这个比例还会上升。西方文献探讨公屋时往往提到贫穷、卫生环境恶劣、治安等问题。现有研究表明，由于卫生环境差以及建筑质量低劣等原因，公屋住户的过早死亡率比商品房住户为高。本文的四位作者搜集大量数据，分析了香港“过早死”的三种主要成因：传染病、非传染病和受伤。他们发现，如果排除物质条件、住所稳定性、服务设施和社区性质等因素后，香港公屋住户的过早死亡率并没有显著高于商品房住户。因传染病导致的过早死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区，因非传染病和受伤早亡的案例则散落在全港各地。一般来说，香港公屋得到良好的保养和维修，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公屋租金支出只占住户总收入的 10% 左右，因此住户拥有更多资源改善生活条件和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相比之下，以相同收入的住户计算，商品房的租金往往占了住户总收入的 50% 左右，住户能够花在医疗上的可支配收入较低。因此本文认为：在香港，公屋并非是导致过早死的主要原因。香港公共房屋的优良管理经验和政府在公屋发展中的角色，为西方国家公屋的规划、设计和营运提供了好的榜样，值得反思。
提升洪灾韧性的城市设计准则：向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学习与洪水共生的生态智慧
Urban Design Principles for Flood Resilience: Learning from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Living with Floods in the Vietnamese Mekong Delta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 155: 69-78
- 作者：Kuei-Hsien Liao, Tuan Anh Le, Kien Van Nguyen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anwt@tongji.edu.cn
尽管广泛使用防洪设施，但现代城市仍易受洪灾危害。防洪设施不能应付超过设计能力的极端流量，甚至可能连小洪水也无法抵抗，因此产生了洪灾的“综合风险管理”，其中包含非结构性措施以及流域管理。为了提升城市的韧性，首先必须改变“洪水为灾”的意识观念。由于洪水是一种自然过程，过程中对人类造成损害才被认定为灾难。文章聚焦于洪灾韧性中的耐淹性，即城市在承受洪水时保持不受损并维持其基本功能的能力。通过调节建成环境，提升城市的耐淹性，提出城市设计的洪灾适应性范式——防止洪水发生时造成的损失并允许洪水进入城市。
文章从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生活中学习与洪水共生的生态智慧，通过对Vinh An 和Ha Baao 两个小村庄实地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当地洪水情况、房屋设计与装修，洪灾期间的外出、洪灾经历与观念、村庄的总体布局以及受访家庭的身体状况和环境等，学习其适应洪灾的生活方式，如维持居住功能的高跷住宅（下部的架空空间可在洪涝期间行洪，旱季用作荫凉的聚集和储存空间），维持交通功能的船只与行人天桥等。
文章将两个村庄的生态智慧转化为实践知识，为现代城市汲取应对洪水的经验教训：现代城市需要生态知识来培育生态智慧；需要通过提升本地化适洪能力，即每个家庭都有意识且能独立采取的适洪措施，以实现应对洪灾的敏捷性，利于及时进行系统的调整，最终转向两栖状态。文章将湄公河三角洲乡村的生态智慧，转化为三个城市设计的生态实践准则：（1）城市设计应该能预测和容纳洪水，将其作为生活环境的日常要素；（2）与大自然合作，将洪泛生态过程纳入城市，提供城市与洪水共生的机会，恢复城市水系的生态系统服务；（3）城市设计应在开放空间向公众展示洪水的动力学机制，通过揭示自然过程的生态设计，提升公众对河流健康的关注。最后作者认为，提升洪灾韧性的适应性范式还需克服两个挑战：一是需通过媒体和政策消除洪水是灾害的消极观念；二是政府对防灾减灾负有主要责任的观点普遍存在，事实上地方化适洪能力更需要业主的行动和责任，因此地方性风险意识、问题归属以及财务激励对于居民自主采取适应措施极其重要。
“没一个县被落下?”：中国高铁升级的空间影响
“No County Left Behind?”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Upgrades in China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3): 489-520
- 作者：Yu Qin
-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yi_xiaofeng@126.com
基础设施投资是总体经济发展提升的重要工具，但是经济发展效果在空间上并不会平均分布。高铁是中国近期投入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口和非常广的区域，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高铁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文章作者为我们带来了答案。首先，高铁线路经过的县的GDP 和人均GDP 会降低3%~5%，大约2.52 亿~4.20 亿人民币（2006 年高铁影响到的县的平均GDP 水平为83.9 亿人民币）。其次，GDP 的减少是由投资减少引起的，证据是受影响的县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9%~11%。可能的原因是，高铁更方便地连接城市，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会更集中地流向城市而非县域。第三，受影响的县域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两个方面：（1）由于受影响的县减少了火车服务，使旅客通勤的成本上涨，导致了经济活动的下降；（2）大城市之间的旅客运输成本下降使经济活动从县进一步集中到了大城市，这是更主要的原因。这篇文章提醒区域政策制定者或者基础设施投资的决策者，大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会导致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并不能通过简单地修建基础设施来带动落后地区经济。
印度城市中的穆斯林：居住分异程度和难以捉摸的贫民区
Muslims in Indian Cities: Degrees of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7, 49(6): 1286-1307
- 作者：Raphael Susewind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国家，与宗教相关的居住隔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谈到大规模的穆斯林集中居住的贫民窟时，通常将这一趋势归咎于国家对宗教少数派和所谓的宗教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集体”暴力这一问题的忽视。另一些人则强调族裔飞地的集中居住模式，并声称这些都是自愿的。但贫民窟和飞地通常被认为是高度隔离的空间。本文作者通过对《印度城市中的穆斯林》这本影响深远的民族志卷的深入研究，发现上述观点过于简化。基于对宗教人口学的定量估计，使用种族隔离的统计指标，对比和分析书中研究的11 个城市，包括孟买、艾哈迈达巴德、斋蒲尔、勒克瑙、阿里格尔、博帕尔、海得拉巴、德里、克塔克、科泽科德、班加罗尔。通过与民族志“黄金标准”的对比研究表明，利用纯粹的隔离程度来衡量贫民窟化是不够充分的捷径：实际上，一个贫民区不一定需要高度的隔离，一个混合居住区也能够实现高度惊人的同质化。因此，本文作者认为不应该只区分自愿的和强迫的集聚方式，还可以通过居民体验、感知和对他们城市的判断等方面去考虑更广泛的“心理地图”。这种“心理地图”特别有助于揭示历史轨迹、不安全感以及人们对城市的未来期望，无论这是什么量化程度的隔离。
混合收入住区：美国最新经验
All Mixed Up: Making Sense of Mixed-income Housing Development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7, 83(1): 56-67
- 作者：Lawrence J. Vale, Shomon Shamsuddin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zhoujp@gmail.com
最近几年，我国城市房价普遍上涨。对于有房，甚至有多套房的，当然是喜笑颜开；对于没房的，买不起房的，自然是苦不堪言。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尽管城市平均房价相对于居民平均收入而言还不算离谱，但一小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也无法完全靠市场解决。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自成立伊始就下了不少功夫，为这些在住房市场内无法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居民服务。但是，同市场提供的住房不一样，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往往不鼓励低收入居民住宅聚集在一起。因此，从住房规划理念上，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鼓励混合收入的住区。但是，究竟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资助的住房、住区，最后多少是混合收入住区？相关住区随着时间演进，又是怎么变化的，是否从最初的混合收入住区，又变成了低收入住区？以及我们究竟该怎样定义混合收入住区？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结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260个项目数据进行了探索。其研究手段、写作方法和发现等，值得我国城市、住房规划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