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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化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父母财富、居住隔离和城市不平等

Spatializ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equalities: Parental Wealth,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Urban Inequality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8: 1–20.
  • 作者:Cody Hochstenbach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当前的住房市场状况在许多情况下对年轻人不利。父母的支持对于年轻人获得住房产权或在特定的区位购房变得愈加重要。因此,住房的不平等性在代际传递下日益明显。本文使用来自荷兰统计局的纵向个人登记数据(longitudinal individual-level register data),探讨父母财富对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社会- 空间不平等和居住隔离的影响。作者利用GIS 呈现代际传递的空间不平等性,采用分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刻画空间隔离状况,最后运用有序logit 模型揭示父母财富与邻里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基于父母财富的空间隔离十分明显。父母的财富背景具有显着的空间后果——加深了现有的社会空间鸿沟并建立新的鸿沟。此外,通过对比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座城市,本文发现父母财富背景对阿姆斯特丹社会空间差异的影响比对鹿特丹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尤其在阿姆斯特丹高住房需求的环境下,年轻人可能需要利用父母资源才能竞争过其他家庭购房或在昂贵的地区购房。最后,作者敦促未来对代际住房支持以及住房代际投资策略的研究应更明确地考虑地理因素。


控制论式城市主义的批判:智慧城市与控制社会

Towards a Critique of Cybernetic Urbanism: The Smart City and the Society of Control
  • 源自: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8 17(1): 8–30
  • 作者:Maro? Krivy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网络城市、虚拟城市、赛博空间等是21 世纪以来曾经流行于学术界的热议话题。不过,在当今的学者看来,这种虚拟城市、虚拟空间存在将城市去物质化的问题,而智慧城市正是扭转这种趋势的一种智力与管理方面的工具和概念。作者认为智慧城市正在成为城市管理领域当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正在改变甚至取代规划。文章首先分析了目前针对智慧城市的三类批判性观点,即认为智慧城市与城市的非正式性相悖,让城市受制于企业(商业)的力量,还重新制造出了社会与城市中的不平等。不过作者认为,上述这些批评观点既未能认识到权力如何在智慧城市中施行,也没有将智慧城市视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性城市管治形式。因而,应该从德勒兹的观点出发,将智慧城市视为社会控制在城市上的具现。与福柯提到的规训社会——个人在等级式的体制(如学校、工厂、官僚机构)之下被塑造为相互分散的个体——不同,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是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这些网络通过永不停歇的训练、企业式精英统治或者是即时通信将个体(individuals)连接起来并调控他们。因为德勒兹认为网络沟通看上去是水平的,但其实是一种新的控制工具。相应的,控制论体系也从早期控制论转化到二阶控制论。早期的控制论有一个封闭式的系统以及系统以外的操作者来主导人机交互;而二阶控制论将封闭系统打开,将操作者包含在开放系统中并视其为观察者。这样的开放系统是水平式的自组织网络,操作者—观察者只是众多网络节点中的一个。作者建议将智慧城市放置在二阶控制论的智力框架之中,并通过数据流来表述城市的主体性。


规划师在应对公民异见中的角色:以荷兰城市规划为例

Planners’ Role in Accommodating Citizen Disagreement: The Case of Dutch Urban Planning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7,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17726738
  • 作者::Esin ?zdemir, Tuna Tasan-Kok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本文着力讨论公民异见(citizen disagreement)和共识(consensus)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荷兰为例探索规划师在日常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异见。作者首先批评了哈贝马斯沟通理论(Habermasian communication theory)中的“共识之道”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规划哲学,认为其实质上在于规避异见,长此以往会造成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后政治学说(post-politics)因指出了前者的不足而有其积极一面,但也认为共识和冲突天生不可调和,共识既不可行亦不可取。本文辩证看待以上讨论,提出共识并非具有预定的和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敏感的和动态的过程,而城市规划是达成共识的重要手段。

实证方面,本文基于对14 位不同规划从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归纳出了规划师在应对公民异见中的三种典型角色,即头脑风暴者(brainstormer),职业伙伴(professional companions),以及共同创造者(co-creators)。头脑风暴者通过介入讨论和调研原本不为人知的需求及观点为共识的形成铺路,职业伙伴通过接近居民生活经历以求充分理解异见的实质并共同寻找解决途径,共同创造者则通过引领社会大众进行共同决策。这三个角色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规划师的非正式渠道(non-formal channels)。规划师作为头脑风暴者,常采用问卷调研以及自发的辩论和探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连接南北阿姆斯特丹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规划师作为职业伙伴常采用的工具是路演(roadshow),典型的案例是旨在重新设计城市公共空间的红毯计划(Red Carpet project)。与前两个角色相比,规划师作为共同创造者还方兴未艾,本文运用阿姆斯特丹的两个城市开发案例Wibautstraat 和Zuidas 解读规划师的作用。综上,高度制度化并以共识为导向的荷兰规划体系并不必然阻止异见的发声,规划师以更主动和富有人性的姿态来应对公民异见,从而更好地发挥协调的作用并促进共识形成。


解读功能复合型区域规划的困境

Understanding the Dilemmas of Multifunctional Regional Planning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8, 88(5): 531-555
  • 作者:Julieta Matos Casta?o, Timo Hartmann, Geert Dewulf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公共支出的变化、土地稀缺性和人口快速增长促进了功能复合型规划项目(multifunctional projects)的发展。多功能项目能够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其难点在于多部门的协同。本文借鉴了萨维尼(Savini)对空间规划决策困境(dilemma)的分类,以荷兰西南三角洲区域为例,从干预、监管、投资的角度探讨多功能规划项目决策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研究发现,多功能项目中普遍存在着投资难题,因为决策者必须在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前提下,考虑潜在收益以保证项目的可行性。案例还揭示了项目中监管与投资困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关键在于评估区域需求与经济功能的优先顺序。此外,文章解释了决策者的看法是如何影响最终结果的。作者尝试通过分析一个复杂的案例,以考察资源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影响决策者对功能组合的选择。但由于政府已经划定了项目重点并参与过程,因此案例中并没有观察到干预困境。这一结果也证明了决策时机会影响出现的困境类型。最后,作者指出萨维尼的困境分类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并鼓励对不同项目阶段出现的困境展开进一步研究。


谁来管理智慧城市?

Qui Gouverne la Smart City ?
  • 源自:Urbanisme, 407
  • 作者:Fran?ois Ménard, Antoine Courmont, Nicolas Rio, Isabelle Baraud-Serfaty et al.
  •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Jian.zhuo@qq.com

2018 年1 月出版的法国《城市规划》第407 期的主题是“谁来管理智慧城市?”3 年前,该杂志的394 期曾以“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为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本期杂志再度关注智慧城市治理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触发本期主题有两个事件,一是2017 年10 月谷歌公司和多伦多市政府就合作建设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智慧街区签署协议;二是2017 年9 月法国布依格能源、法国电力等若干大型企业在第戎市联合发起的公共空间互联管理计划。智慧城市有赖于数据的获取与挖掘。法国三大智慧城市领先代表里昂市、雷恩市和图卢兹市均认识到数据对优化城市功能组织运行的战略意义,并要求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开放数据。本期主题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国国家科研计划“规划建筑研究计划”(PUCA: Plan Urbanisme Cosntriction Architcture)资助下的法国路桥高等学院“技术、地域和社会”(LATTS)研究所关于智慧城市管治的政策研究;占主要篇幅的第二部分则是非政府组织“世界规划师组织”基于对6 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卡萨布兰卡、杜阿拉、河内、开普敦、麦德林、里约热内卢)调研基础上的研究。技术革新带来了新的公众参与方式和知识技能传播方式,通过互联网相互联系的市民和城市催生了新型的公共政策实施模式。第三部分的文章介绍了法国开发暑(AFD)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协助地方政府应对数字城市挑战的经验。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革命可以赶超差距,而发达国家不仅要认识到数字城市的战略性意义,还需要认真考虑随之而来的公共治理问题。


混合土地使用对谁更有利?

Planning for Mixed Use: Affordable for Whom?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8, 84:1,7-20, DOI: 10.1080/01944363.2017.1406315
  • 作者:Markus Moos, Tara Vinodrai, Nick Revington & Michael Seasons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gmail.com

对于多数城市规划学者而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著作并不陌生。这本著作里提出的一个城市建设原则就是“混合”,不同年代建筑的混合,不同土地利用的混合(尤其是与之相关的人们活动的不同时段的组合)等。但,“混合”也意味着某个地块的可达性更好,进而更有人气,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地价、房价、房租的上涨。上涨的地价、房价、房租,对不同职业的人员影响如何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马库斯·穆斯(Markus Moos)教授及其几个合作者以多伦多为例,采用1991—2016 年的当地数据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了2018 年第1 期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上。他们的结论是:一、“混合”地块地价、房价、房租确实比其它非“混合”地块高。二、服务行业当中的高收入职员,才更可能负担和买(租)到“混合”地块上的房子。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加拿大,但考虑到我国红火的建筑综合体乃至混合街区的建设,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关建设对地块及其周边房价、房租、对不同从业人员住房选择的影响,值得我国学者参考穆斯教授及其几个合作者的思路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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