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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期的英国规划学界发展概述

Framing Turbulence in the Academy: UK Planning Academics in a Period of Change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8, 88(5): 557-577
  • 作者:Huw Thomas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英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转型,包括规划学者在内的学术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变革会对专业课程的内容产生潜在影响,其本身的不均衡性、差异性、多因素性都意味着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处理。规划院校在其中的角色更为复杂,且必须对教育变革作出反应。文章认为,外界环境的变革对规划学者的身份、作用以及规划教育的宗旨本身都有影响,并且可以在制度主义框架下得到有效解释。规划学者可以在变革中发声,但前提是了解制度传统。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评估学界对高等教育传统的熟悉程度,以期在未来更广泛的教育变革中更有效地参与进去。问卷的一些回复已经对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作用、大学的规范性原则作出了解答,但是这些信念并未深植于更广泛的制度传统之中。作者认为激进的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学者的专业身份,而规划学者无须成为教育史或理论方面的专家,只需要理解当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性原则,并预见其未来发展趋势。文章虽然基于英国规划院校的制度变迁背景,但也面向北美、北欧等国际受众。关于英国规划院校的未来发展重点和困境,目前已有许多论坛、期刊、学会进行过讨论。作者旨在提供一个框架,鼓励更多的相关人士思考规划教育的前景和大学教育的本质。

中国后毛泽东时期的国家再尺度化、政策实验与路径依赖:一个动态分析框架

State Rescaling,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Path Dependency in Post-Mao China: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 源自:Regional Studies, 2017, 51(10): 1580-1593
  • 作者:Kean Fan Lim
  • 推荐:张衔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xchun0127@yahoo.com

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流范式建立在西方以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等为代表的国家空间尺度重构理论之上。主流学者基于国家再尺度化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中抽象出“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分析框架。

本文作者认为该理论在解释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累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的变迁(即由国家主导的累积体制到以城市为基础的累积体制)及发展过程中的管制特征上,机械性地归纳为“升高”或“降低”导致简化了政治经济变化的复杂性。对于国家再尺度化理论的中国化理论实践,作者提出四点批判。第一,不能将毛泽东时代简单等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以空间均衡为主导。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作为资源分配的主导尺度,强调平均主义发展模式,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也由此产生,并且制度上的不平衡导致分配不平均,最终导致城乡发展不平等。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与区域政策依然是重城市,即以城市为基础,城乡二元结构并未改变。因此,将城市—区域(cityregion)论断为新国家空间在中国尚不成熟。第三,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了政治性,具有多重政治矛盾引发的动荡与波折,体现为中央政策与地方应对之间的结构性张力(structural tension)。这与西方国家再尺度化理论以“国家战略”为视角的分析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第四,中国的政治重构过程是与以地方为基础的政策实验的过程相交织的。基于这四点不足,作者将国家再尺度化、政策实验与路径依赖三个结构性要素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以揭示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路径与内在机制。该框架强调一个同时以地理上特殊的制度形式和企图超越这些形式的实验性尝试为特征的综合发展模式。

特殊建筑带动城市转型

Urban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Exceptional Architectur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8, 23(2): 165-168
  • 作者:Nadia Alaily-Mattar & Alain Thierstein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自1997 年开幕以来,不仅迅速成为世界建筑的经典之作,更是成功挽救了西风残照的毕尔巴鄂的经济与文化状况,塑造了极为成功的“古根海姆效应”。这种通过建设“明星建筑”(star architecture)或“旗舰建筑”(flagship)来带动城市转型和发展的思路被称为“特殊建筑项目”(architecturally exceptional projects)。在以文化形象塑造核心驱动力的当代城市之中,重要建筑项目不仅在城市转型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引起了许多地方当局、规划师和不动产投资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期杂志以“特殊建筑带动城市转型”为主题组织了一系列评论与原创文章,从多个维度来探索重要建筑项目的内在运作机制以及其与城市转型进程的密切联系。其中,《明星建筑重新定位城市:运作机制?》(Repositioning Cities Through Star Architecture: How Does It Work?)一文运用影响模型分析评估了三例“明星建筑”在经济、社会和物质形态等多个维度上对城市发展的实际效应,并讨论了如何更好地驾驭这种跨学科的模型以评估不同项目的机制差异。其余文章则广泛探讨了重要建筑项目中政治背景扮演的角色、明星建筑如何服务其受众、建筑奖运作机制的转变以及建筑竞赛与提升城市设计品质的关系等相关议题,对我国当下城市设计新实践有相当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纪念合集:回顾约翰· 弗里德曼的学术成就

John Friedmann Retrospective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8, 84(2)
  • 作者:Rosenbloom S, et al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zhoujp@gmail.com

一年前,被广泛认可为当代城乡规划、城市研究领域的巨匠——约翰·弗里德曼在走完其91 年的人生(含60 多年的学术生涯)之后与世长辞了。众多的弗里德曼的粉丝和学生陷入了沉痛的哀悼和怀念之中。痛定思痛,《美国规划学会会刊》的主要编辑之一罗森布鲁姆(Sandra Rosenbloom)号召弗里德曼的数位弟子撰写回忆导师的回顾性论文。对于想从其他角度了解弗里德曼的读者,可以从这些论文中获得许多新的信息,例如弗里德曼对于一般性规划理论的贡献在哪些方面,以及他对于亚太地区的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有何影响等。

分离的世界? 对当前区域经济极化浪潮的解释

Separate Worlds? Explaining the Current Wave of Regional Economic Polarization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18(2): 247–270
  • 作者:Michael Storpery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2016 年12 月17 日的《经济学人》的某篇文章提出“区域不平等被证明在政治上过于危险,故不容忽视。”当今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区域不均衡发展的现象,规模及成因存在显著差异。作者认为,正统经济学对区域不平等问题的回答很少,并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为例,提出区域间和大都市间的经济差异在过去几十年持续扩大,主要差异表现为人均收入、劳动力参与率、技工的空间分布和对教育的投入等方面。与此同时,政治倾向和选举的空间极化增加,进而促使一些地区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以及其他地区社会自由度的扩大、支持贸易和多元文化的态度。作者主要基于美国的证据,试图强调区域不平等现象的一般性和挑战;认为美国在移民、住房、集聚、技能、收入、便利设施、进口竞争、机构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语境修正(appropriate contextual modification),在世界许多不同的地区找到共鸣,这值得各地的区域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进一步深入探究。该综述论文旨在明确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和适当经济地理学(proper economic geography)的优先研究领域,聚焦于解决区域差异背后的关键机制,并将它们整合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这对中国在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连接流程与模式:巴塞罗那与米兰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治理与城市蔓延

Linking Processes and Patterns: Spatial Planning, Governance and Urban Sprawl in the Barcelona and Milan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8,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7743668
  • 作者:Sofia Pagliarin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城市蔓延的原因很多,而公共政策能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更大的尺度上,空间规划与治理机制可以引导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因此研究空间规划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认知,本文利用CORINE 土地覆盖数据(CORINE land cover data)比较了同处南欧地区的巴塞罗那和米兰两大都市区在1990—2012 年间的变化趋势,并结合人口统计与行政区划分析数据以及对30 位两地规划师访谈和相关资料的定性分析,试图建立起郊区化发展模式和治理机制与空间规划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尽管两大都市区的政府采取了类似的土地管理政策以促进都市开发,双方的土地利用模式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就郊区化模式而言,一方面,在任何尺度上,巴塞罗那大都市区郊区化占总建成区的比例都小于50%,而在米兰大都市区该比例均高于50% ;另一方面,以城市化地区占其他土地利用地区的比例计算,前者较后者更加集约。就人口趋势而言,前者以占其所属的加泰罗尼亚大区22.6% 的面积聚集了65% 的人口,较之后者以占其所属的伦巴第大区38.3% 的面积聚集了40% 的人口,亦更具有集中性。就市制碎片化程度而言,前者(24.9 km2)拥有比后者(10.5 km2)更大的平均城市面积,而铺垫研究表明过度碎片化的市制有助于城市蔓延,因为中小城市倾向于通过调节地方税收拉动投资。

由此可见,两大都市区空间规划机制是导致城市蔓延的原因之一。加泰罗尼亚大区早在1980 年代就进行过区域规划,并以此限制各城市的规划政策。伦巴第大区的区域规划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0 年以后才姗姗来迟,并且只在景观和环境而非土地利用方面对地方规划有指导而非强制作用。因此,不同的机制导致了不同的郊区土地利用模式。一个在规划和治理方面更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可以更有效地遏制城市蔓延。

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欧盟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规划替代方案

Spatial Alternatives for 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cross the EU: An Ecosystem Service Perspective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4: 41-54
  • 作者:Sara Vallecillo, Chiara Polce, Ana Barbosa, et al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anwt@tongji.edu.cn

欧盟委员会2013 年提出的战略目标要求“到2020 年,通过建立绿色基础设施和恢复至少15% 的退化生态系统来保持和加强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以此为背景,文章通过使用空间保护优化(Spatial Conservation Prioritisation)工具,评估了整个欧盟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恢复的空间规划之三种情景方案,包括自然服务优先(SIN: Services In Nature)、人本服务优先(S4P: Services For People)和危机热点服务优先(SUC: Services Under Concern),基于各要素的对比分析最终确定规划的优先区域。其中,生态系统服务潜力、受益人和生态系统条件等要素均起到不同的作用。研究结果为:(1)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规划替代方案的对比评估,显示出协同效应和权衡关系,表现为S4P 与SUC 情景中最佳解决方案的最大重叠,以及SIN 和SUC 在选择频率上的弱相关性;(2)在高度多功能混合的人口密集区附近,可以有效建立绿色基础设施,然而在城市发展压力下,这些地区的恢复成本(如移除外来入侵物种)较高;(3)由于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潜力较低,因此优先考虑条件恶劣生态系统地区的绿色基础设施需要更大的空间范围。总体而言,欧盟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重点,鉴于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恢复投资资源的稀缺性,未来发展应迈向绿色基础设施可以同时满足多个政策目标的双赢局面。文章针对不同要素情景提出的优先重点框架,可以广泛应用于国家或地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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