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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疲力尽的城市规划?(系列文章)

  • 源自:Urbanisme, 408
  • 作者:Martin Vanier, Jean-Marc Offner, Jean Frébault et al.
  •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Jian.zhuo@qq.com

近年来,规划在法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表现在规划空间尺度上扩大,规划往往上升到区域和跨行政区的空间尺度;新的规划目标导向的加入,能源结构调整、生物多样性维护、绿色交通发展、碳中和的实现等都成为规划的任务;规划作为指导公共责任和行动、保护公众的整体利益的工具,也得到了国家立法的支持,近年来法国颁布了多部与规划相关的国家法律。在规划体系上,一方面强调地方规划的整合,推广地方开发规划、交通规划和住房规划的三合一(PLUI);另一方面,在城市总体规划之上的区域性战略规划(SRADDET)也越发受到重视。

但是,规划在这同一阶段里也危机重重。权威的声音进一步证实了从1960年代建立起来的规划理性和规划信仰已经基本耗尽;社会上充满对规划简单化思维和教条性原则的质疑;总体规划的未来趋势不明;规划实施方另辟蹊径的一些战略模式,说明了传统规划必须彻底作出改变;社会公众对大型建设项目的反对和抗议,更使得规划的前景越发暗淡。

在此背景下,法国《城市规划》杂志第408 期重启了1990 年代关于规划的讨论,对当前法国规划实践和认识进行反思:规划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是,有何先决条件?如否,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围绕这一思考,杂志组织了12 篇不同角度的主题文章,作者既有大学的理论学者,也有来自规划一线的规划院院长,大家的观点并不统一,甚至部分观点彼此冲突。但12 篇文章的共识是:规划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需要更多的学科和灵感注入,但规划不会消失。对一些作者来说,规划是以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为依据的一个学习过程、一种存在方式、一个交叉融合的共识、帮助地域要素建立联系的一种工具……而对大多数作者来说,规划是对社会及其承载空间重新界定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过程,重新发现和解释它们的运行规律的工具。


东京年轻人获得住房所有权的路径: 改变做法与意义

Young Adults’ Pathways into Homeownership in Tokyo: Shifting Practices and Meaning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8, 50 (5): 1092 - 1108
  • 作者:Oana Druta, Richard Ronald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本文利用原始的定性访谈数据,考察了日本东京年轻人的住房拥有路径。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分析“拥有住房作为孕育子女的前奏”“作为家庭继承人拥有住房”“拥有住房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等三类不同年轻人家庭获得住房所有权的路径,探讨拥有住房做法的改变及其对年轻人的意义。作者指出,在当代东京拥有住房所有权的路径正在多样化,其中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变化和年轻人个性化的生活愿景、快速老年化社会背景下住房代际传递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即拥有住房作为资产积累受到质疑)是主要动因。 因此,日本的年轻人虽然仍然倾向于获取住房所有权,但实际上住房所有权对于他们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传统的“男性养家者家庭背景下的贷款住房所有权”已不再处于主导地位。日本的年轻人在适应实际上失败但仍具有韧性的住房所有权制度体系的同时,也在不断挑战这种体系的边界。


区划法和城市经济地理

Zoning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8 (105): 20-39
  • 作者:Allison Shertzer, Tate Twinam, Randall P. Walsh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yutaofang@tsinghua.edu.cn

我们都知道综合性区划法在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并不断影响着许多美国以外的国家城市规划制度,如德国、日本以及中国。虽有不少学者作了一定研究,但迄今我们对区划的长期影响仍知之甚少,似乎区划法的薄证据基础令人惊诧。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普遍观点是市场力量是城市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单中心城市模型和最近的集聚模型都将市场过程与土地利用模式联系起来。在实证性成果中,市场和价格因素对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影响汗牛充栋,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聚集经济、运输成本以及住宅群分动力机制等。在本文中,作者对1923 年通过的芝加哥第一次《综合区划条例》实施进行了实证分析,来探讨土地利用规划的长期效应。文章结果表明,区划可能比地理或交通网络更重要。他们在保障居住邻里不受工业和商业发展影响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此外,区划不是简单地“跟随市场”,区划似乎是实现用途分离的有力工具。“区划条例”所规定的用途分离或者功能分区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对房价、污染性工业区区位选择以及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其结果有力地表明,从长远来看,城市规划已经有效地让住宅区远离了滋扰性比较大的制造业集中区,因此这些街区的住宅更有价值。


规划的典则转向:它能弥补规划的本质缺陷吗?

The Coding Turn in Urban Planning: Could It Remedy the Essential Drawbacks of Planning?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8, 17(3): 375–395
  • 作者:Nurit Alfasi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目前规划理论界正在出现的一个趋势是通过一般性抽象原则(principles)与典则(codes)来分析与规划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了在过去的规划典则的运用中共同协定与责任分担的作用,旨在通过典则与抽象原则改变规划制定的实践,并化解当前规划体系当中的三个重大问题,即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复杂的城市发展动态之间的不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不给力,以及规划决策与民主基本原则之间的不一致。作者认为,典则具有三个基本属性:首先它是强制(执行)的;其次它规定的是公共领域;第三它是抽象的、一般化的、非空间的。作者指出,共同协定(mutual agreement)是一种能够配合典则与原则运用的有效框架,用以将规划规范化。在前现代社会中,在共同协定的作用下,各种从既有的规划典则与原则出发的决策(由许多人分头制定)将这些一般性的抽象导则用于当地,建成环境由此得以形成,此时并没有什么综合性的总体规划在指导建设行为。但是,在现代规划当中这种机制被抛弃了,有条理的、协调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由此也受到了阻碍。自上而下的机制在综合性居主导的时候十分有用。但如果通过分散的典则来规范规划的话,逻辑会很不同,需要重新建立共同协定机制,这样各种具体的规划才能够根据一般性典则加以讨论。如果要将抽象原则与典则运用于现代规划中,规划体制与过程需要进行相应改变。自由民主社会已经通过法庭,为诠释规章并在各种情况下对其进行具体解释奠定了基础。规划过程的改变也可以借助这一机制,形成一种半法庭化的机制。即一边是公共代表来清晰界定规划典则,一边是司法机构在考虑抽象原则与典则的前提下来讨论、衡量并决定具体的规划方案——两边的权限是严格分立的。这一半司法机构是独立的,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对公众负责、对诠释典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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