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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金融化:对英国可负担住房项目的政策回顾

Embedding Financialization: A Policy Review of the English Affordable Homes Programme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19, 34(1): 142-161
  • 作者:Stewart Smyth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提供适用的、可负担的住房依然是政策制定者、提供者以及社会的主要关注内容。作者回顾了英国可负担住房项目及政策,并引入了金融化的概念来理解英国可负担住房项目的含义,有助于强化对英国社会住房未来走向的讨论。作者认为,金融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它寻求解释金融市场在社会中日渐强化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而言,可负担住房项目导致了社会住房部门债务水平的增加,且其发展建立是基于对短期主义和剥夺式积累的预测。该论文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将金融化视为更为广泛的、持续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要素,以此将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其他过程(如剥夺式积累和新公共管理)构筑联系,从而为本文的分析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最后,作者通过使用金融化概念,进一步讨论了有关住房政策的本质以及如何将其最恰当地概念化的争论。作者认为,与公共服务在过去40 年的总体变化态势相一致,可负担住房项目朝着更加商品化和金融化的住房系统又迈进了一步,并将金融化嵌入了社会住房领域。住房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提出可以替代的方案来终止可负担住房项目的上述金融化进程,然后将住房政策转向去商品化和去金融化的一端。制定这样的住房政策很可能是21 世纪初期住房研究领域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该论文对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未来走向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

个性特征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基于心理因素空间性的视角

The Releva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for Urban Economic Growth: Making Space for Psychological Factor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9(3): 514-565
  • 作者:Harry Garretsen, Janka I. Stoker, Dimitrios Soudis, et al.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shenjing@mail.sysu.edu.cn

文章以英国城市为样本,测试了个性特征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以评估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选取英国63 个城市1981—2011 年经济数据和2009—2011 年所做的超过40 万居民的个性特征和个体信息的在线调查数据,将居民个体特征归纳为开放性、责任心、外向性、亲和力和神经质等五大特征,对每一个城市居民的五大个性特征进行综合评分,并通过个性特征建立城市企业家创业文化得分,然后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和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分析城市的就业和产值增长率、五大个体特征,以及城市企业家创业文化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神经质、责任心和企业家创业文化等个性特质有助于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其中责任心对区域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对区域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相关,企业家创业文化与产出和就业增长均有显著正相关。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证明了地理上集聚人群的个性特征有助于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但指出对形成本地人格特质与经济结果之间递归关系的过程或机制还有待探讨。

我们能够成为合作者吗?来自洛杉矶的社区举措和在地食品系统规划

Can We Be Partners?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Action and Local Food Systems Planning in Los Angele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DOI: 10.1080/01944363.2019.1605840
  • 作者:David C. Sloane, Breanna Morrison Hawkins, Jacqueline Illum, et al.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谢里·阿恩斯坦(Sherry Arnstein)曾针对公众参与描绘过一个阶梯状的分类。在这个阶梯的底端,是完全没有公众参与的决策或规划,公众仅被当权者所利用和左右;而顶端则是有关各方彼此尊重,决策是由民众真实参与的。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斯隆(David C. Sloane)等作者受到阿恩斯坦这个分类的启发,以它作为导引研究了洛杉矶不同社区的在地食品系统规划及相关举措。通过访谈有关人员,参加上述规划的战略协商会议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作者发现上述规划过程超越了阿恩斯坦所描述的底端的公众参与。通过这些参与,最终的规划文本经由若干内容反映了公众的呼声,且其中的一些重要条款反映了参与规划过程的民众的喜好和格调。通过这个研究,作者认为基层(社区)组织能够和规划师一起携手,改变和提升不同类型规划质量。文章对于我国面临着越来越高公众参与要求的城乡规划师,具有参考意义。

流动性的限制:来自东欧的年轻人在西班牙不稳定的工作经历

The Limits to Mobility: Precarious Work Experiences Among Young Eastern Europeans in Spain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9 (online first)
  • 作者:Silvia Marcu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文章通过研究年轻人与流动性限制相关的不稳定工作经历,为现有的流动地理学文献作出了贡献。基于对60 名曾有过往返西班牙经历的东欧年轻人的深入访谈,文章通过强调对“流动性限制”的关注来展示受访者是如何试图结束其不稳定工作以达到稳定的目的。作者认为流动性的限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结构与人们的时空经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不同年轻人所遭遇的“流动性限制”不同,这与他们的生命历程背景息息相关,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1)流动成为疲劳,特指那些一开始来到西班牙,随后又在不同国家流动和参加不稳定的工作,最后试图在一个地方定居的年轻人;(2)流动成为迷失,指那些曾在欧盟国家学习过,目前在西班牙有暂时的工作和奖学金的年轻人,他们处在实现目标和重新安置的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3)流动成为对不稳定状态的抵抗,指那些幼时与父母一起移民并在西班牙学习,但由于职业原因不得不离开西班牙的年轻人,现在要么回到原籍国要么留在西班牙。作者指出,针对流动性的限制亟须有更多研究,而这些研究发现可能有助于改进青年流动的时空框架。

民众主导的公共空间:社区花园管理的有利条件

Civic-led Public Space: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Gardens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8, 89(6): 575-595
  • 作者:Anne K?nst, Rianne van Melik, Wouter-Jan Verheul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经济危机下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大幅减少,荷兰等西欧国家的部分治理职能由政府转移到私营企业或社区。由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变化导致“超越国家治理”(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的情况增加,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之外的行动者进行开发和管理。相比于市场干预公共空间运营,民众直接管理能避免公共空间过于商业化,但也可能造成空间“狭隘化”。文章以社区花园为研究对象,探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特定类型公共空间管理所需要的条件。通过对荷兰五个社区花园的案例研究,作者观察到民众主导的社区花园需要具备三大条件:充满活力并能创造交流机会的场所、激励志愿者持续投入的乐趣、周边社区的共同参与。在此基础上,民众行动委员会的统一组织有助于适应变化的环境。这种自我调整的民众主导型公共空间并非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改善邻里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它在使用方式、可进入性等方面更加人性化。虽然民众主导对社区行动的可持续性以及管理公共空间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它仍可以作为当前公共空间管理方式的一种补充。

搬迁安置——冷战时期城市更新理念的跨洋传播

Infrastructures of Displacement: The Transpacific Travel of Urban Renewal During the Cold War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18.1555770,2018
  • 作者:Sujin Eom
  • 推荐:傅舒兰,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文章首先在交代1960 年代苏美冷战的大背景和基本认知的基础上,提出当时韩国面临的城市问题。当时既有首尔城市内部的人口激增、就业不足导致的城郊和山地贫民窟的出现;也有外部来自朝鲜的对抗,包括苏联支援下朝鲜的城市重建。在这个背景下,首尔的贫民窟被视为反政府情绪爆发的潜在威胁,为此消灭贫民窟成了维持政权的必要措施。美国通过“亚洲基金会”的组织构架向韩国输出城市更新的概念。其手段包括派遣城市规划专家直接顾问;支援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资助政府要员进行跨国城市考察等。其中首尔市长金贤玉的访美考察,被视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将其访美过程中的活动,与其回国后迅速制定的大规模重建规划和住房政策联系起来,认为基金会组织资助的访美行程直接影响并导致了首尔1960 年代大规模拆迁贫民窟、建设高密度住房的城市更新方式。

总的来说,文章通过案例研究完成了三点主要论证:第一,接受过美国教育的技术专家和官员,构建了跨太平洋的权力和知识网络,促进了城市更新理念在韩国的传播和作用;第二,通过传播,韩国建立起了城市化的资本运转模式,即收取土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增值,利用增值税收解决原居民安置和城市运营等问题;第三,1960 年代的城市更新确实起到了清除贫民窟、“净化”城市空间的作用,但其实质受益者是资本家,被搬迁的民众无法在更新后的市区获取就业机会、交通便利和社区服务。这样的城市更新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从市中心消灭了“穷人”。

视觉层面的城市韧性:对以实证主义定义的体验式景观进行空间分析

Urban Resilience at Eye Level: Spatial Analysis of Empirically Defined Experiential Landscapes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 187
  • 作者:Karl Samuelsson, Johan Colding, Stephan Barthel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yanwt@tongji.edu.cn

创建韧性城市的过程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削弱社会—生态系统为市民创造福祉能力的前提下,从城市密集化发展中获取可持续效益。理解城市形态和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构建韧性城市的关键,但除了密度,还需要结合其他变量来为人类感知和城市空间绘制更为丰富的图景。文章选取三个韧性原则来引导研究:慢变量、连接性和多样性。其中城市形态被概念化为慢变量;连接性包含系统要素之间相互的结构和强度;多样性是构建韧性的一个调节属性,通过创造缓冲和开放多元策略来分散风险。后两者不仅是韧性构建的重要要素,也是目前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基础。以符合感知和行为的生态方式来测量城市环境和人类体验,分析不同关系之间的模式,以此来解构城市形态与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理解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提供“视觉层面的韧性”,韧性原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城市环境,并构成和影响人们的体验?经历城市化时如何建构城市环境才能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体验?

文章的研究对象为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采用公众参与的GIS(PPGIS)获取并分析了地理编码体验数据(从780 个受访者中获取1 460 条经验)和物理环境变量。通过统计和空间分析,采用韧性原则来评估城市环境提供的“视线层面韧性”,创建了新的体验分类,基于独有的空间类型连接体验类别,用多样化和连接性来描述景观的经验构成。研究将体验划分为11 类——7 类正面和4 类负面;将体验景观类型划分为8 类——消极超连接(hyper-connected negative)、消极连接(connected negative)、积极连接(connected positive)、隐蔽城市生活(secluded urbanity)、隐蔽模糊(secluded ambiguous)、家庭友好(family-friendly)、城市沙漠(urban desert)、恢复性(restorative)。作者用轴线分析法图示了8 种体验类型在斯德哥尔摩市的空间分布,分析了物理环境的变量如何随着不同的体验类型而变化;另外完成了居住、工作、空间整合、主要道路、自然区域、水体的空间类型分析,来评估物理景观和体验组成之间的关联。

分析结果显示支持幸福感的景观体验是多样化的,存在于平衡的居住和工作环境中,规划应避免极端的空间整合和空间密度,并保证城市空间可以接近自然。空间整合与体验的连接性密切相关,具有更高连通性的体验类型(消极超连接、消极连接和积极连接)比其他类型具有更高的空间整合性。体验多样性较高的类型(连接积极、隐蔽城市、隐蔽模糊和家庭友好)通常具有适度的空间整合和密度。不同类型的道路、自然区域和水体的可达性没有明显的一般模式。城市沙漠一般远离自然区域,恢复性离自然区域较近,且与单个物理变量的关系更密切。

文章还提出了三点问题以供讨论。(1)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数字技术的使用在获取数据信息时总有偏颇;其次研究设计是横向的,意味着无法得知城市环境中的体验如何影响个人的幸福感。虽然有很多关于身体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纵向研究,但不同城市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还是空白。(2)体验作为环境和幸福感的媒介。在斯德哥尔摩,拥有高度空间整合的地方,人们对繁忙或不安全的体验程度高得不成比例。规划需要对“越多越好”的连接性处理方式进行批判性评估,因为高连接性可能是以更易传播干扰为代价。如生态系统中划分结构可以增加稳定性,通过单个模块的隔离以减少扰动的影响。一个具有体验吸引力的城市应该努力避免过度连接的街道网络。同时,作者指出了密度作为城市空间体验和使用的代理指标的不足之处。(3)视觉层面的韧性:城市发展的启发式指引。研究发现体验在空间中分布的模式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支持韧性幸福感的环境本身是否也具有韧性?在支持幸福感的体验和支持生物圈的行为之间能找到协同作用吗?这些协同作用如何影响城市空间的设计?

斯德哥尔摩的一些高密度社区呈现出多种积极的体验,而其他社区则存在拥挤和没有安全感等问题。一个具有多种体验吸引力的城市,应通过避免过度连接的街道(“前景网络”)或单一功能的高密度环境,为城市市民的积极体验类型多样性提供条件;还应该创造性地利用“背景网络”来培育隐蔽或自然丰富的混合功能空间和中等密度的空间。要达到视觉层面的韧性,需要改善城市规划的相关做法,强调空间、地方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城市视为一系列相互分隔的功能,这就需要规划不仅仅是关注密度而是多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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