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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中心城市发展与经济生产力:多尺度分析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roductivity in China: A Multiscalar Analysi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9, 51(8): 1622-1643
  • 作者:Mingshu Wang, Ben Derudder,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城市多中心性”的概念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大量关注。它不仅被作为一个理想、典型的概念框架用于解析和捕捉正在形成的城市景观,也被欧洲国家、美国以及现在的中国城市用作其空间规划愿景。尽管关于多中心的学术文献层出不穷,但对于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多中心城市发展是否及如何影响城市经济的探讨十分有限。因此本文作者对中国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城市多中心性与城市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此,作者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扩展到包括城市间和城市内部多中心性的度量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该分析将城市内部单中心性和城市间的多中心性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联系起来。此外,本文的分析还指出集聚溢出效应,以及城市内部和城市间多中心性之间潜在的、微弱的正相互作用。最后文章为中国空间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可持续性景观与景观可持续性:两个概念的多样化释义

Sustainable Landscapes and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A Tale of Two Concepts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187)
  • 作者:Bing-Bing Zhou, Jianguo Wu, John M. Anderies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yanwt@tongji.edu.cn

过去30 年里,景观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观点和方法不断探究可持续性这一课题。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建立景观可持续科学,以促进景观和地区尺度的可持续性研究和实践。但目前对于景观与可持续性两者的相关性,以及景观科学家所能回应的学术问题仍存在质疑。因此,文章希望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总结,回应景观与可持续研究的相关问题,并探讨可持续景观科学中主要的挑战和方向。

基于可持续性景观和景观可持续性两大核心概念,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在2004—2006 年已进入一个显著持续增长阶段;两者在生态系统服务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主题上存在共性,但可持续性景观研究具有更多不同的主题且更实用;两者从2013 年起有汇合的趋势。景观生态学是两者连接的基础,可持续性景观更多汲取了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而景观可持续性则更多从可持续性科学中汲取观点。景观的可持续性研究更具全面性、跨学科性,但聚焦生态和实践领域的研究比社会文化和理论领域的更多。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两大挑战:(1)核心概念定义模糊;(2)景观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不足。作者在结论中指出,为了进一步推进景观可持续性科学,学者需要在具体研究中更加明确可持续性的基本观点和关键术语的相关尺度,可以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融合两个核心概念的多样化释义。同时,还需要整合可持续性科学的社会生态系统和跨学科视角,对各种本土化景观不可持续性的综合现象进行案例研究。

全球生产网络(GPN):图解近期相关概念的发展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Mapping Recent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4):775-801
  • 作者:Neil M. Coe, Henry Wai-chung Yeung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两位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中心的经济地理学大师,他们对近十年经济地理学和相关领域关于全球生产网络(GPN2.0)的重要概念进行了图解。作者把早期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注重复杂企业网络和本地制度对全球经济活动组织和地理影响的探索研究称为GPN1.0,把近十年从全球生产网络配置对全球经济活动形成的区域不平衡发展角度来重新认识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称为GPN2.0。 首先,文章概括了GPN2.0 研究对全球生产网络四个核心要素的探讨。一是全球生产网络主体,GPN2.0 研究重视单个领先企业与其他行动者如策略合作伙伴、专业供应商等企业行动者之间相互关系。二是全球生产网络潜在政治经济力量,GPN2.0 认为应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框架下理解领先企业的政治经济力量。三是行动者策略,GPN2.0 认为应从网络行动者视角分析企业内部协调、企业间控制、企业间合作、非企业间博弈4 种全球生产网络行动者策略。四是区域发展,GPN2.0 认为领先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公司战略和公司所在地之间的战略耦合是理解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发展的关键。其次,文章绘制了GPN2.0 理论与国家、金融、劳动力、环境与发展等外部要素的交叉分析图,各要素与全球生产网络存在如下关系,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中扮演中介的角色;劳动力既是全球生产网络的行动者,又形成劳动者的全球网络;金融体系在支撑和促进全球生产网络投资和交易中越来越重要;环境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自然资源,又促进绿色价值链的发展;发展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核心重点,区域经济必须通过战略耦合的方式进入全球生产网络来驱动区域发展。通过图解上述关系,文章认为从不同视角拓宽有关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范畴,有助于深化GPN2.0 理论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格局的解释力。最后作者也提出,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也正在逐渐异质化,也需要接受一定的理论修正,以推动研究议程向前发展。

自建住房可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可持续性吗?

Can Self-build Housing Improve Social Sustainability Within Low-income Groups?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9, 90(2): 167-193
  • 作者:Helena Obremski, Claudia Carter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提供可持续和持久的住房解决方案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建房屋被认为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潜在好处不仅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住宿,还可能在提高社会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文章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五个低成本自建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通过数据收集,经验数据编码和案例之间、案例与文献间的比较,旨在探讨可负担的自建住房项目如何影响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和低收入成员的社区参与度,评估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低收入住房短缺的问题。结果表明,建立管理框架和确定共同目标在提升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建房社区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框架和持续的集体共同愿景,拥有更高水平的社区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并将社会资本从自建项目的概念阶段维持到建设和生活阶段。在项目开始时,社会资本和参与度通常很高,然而如果没有正式的社会结构和自建住房社区中持续的共同愿景,社会凝聚力就会逐渐降低,除非交付新的社区“项目”,否则在建设阶段之后社会资本可能会有所下降,甚至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缺乏凝聚力或导致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密集的,有时是长期的组织和建设阶段也会对社会凝聚力带来负面影响;若有合理的组织和建设阶段,以及有效的正式或非正式冲突管理结构,社区成员间可以形成持久的联系,从而对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产生积极影响。在分权化背景下,自建住房可成为创建可持续社区的现实组成部分。

无高速公路城市的街道设计创新:以温哥华为例

Innovative Street Design in A City Without Freeways: The Case of Vancouver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9(5): 677-697
  • 作者:Elizabeth Macdonald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在城市交通复杂且庞大这一现实语境下,温哥华没有高速公路,却依旧能有效组织交通,甚至成为步行友好型城市,本文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温哥华创新性地采取了“行人激活的半信号交叉口”(pedestrian activated half-signalized intersections)设计。在这种模式下,交通信号灯控制主干道交通,停车标志控制次要道路交通,两者同时运作,行人或骑行者通过控制过街按钮激活信号灯。然而,出于对复杂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这种模式并没有得到广泛采用的美国交通工程标准的鼓励。基于这一矛盾,作者通过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展开对城市街道交叉口运作机制的讨论。本文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首先通过交叉口空间分析,以及行人和自行车用户的交通冲突数据可视化分析,发现由行人或自行车用户激活的半信号交叉口并不比其他方式控制的交叉口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其次,作者选取六个交叉口进行实地调研,包括交通量监测、相位周期记录、安全记录以及使用者意见调查等,也基本印证了以上发现。因此,作者在结论中强调了两点:其一,对于期望提高道路组织效率并打造步行友好环境的城市,尤其是对于计划拆除高速公路以重新编织城市肌理的城市,温哥华采取的这种新型街道设计有很强的借鉴性;其二,街道设计标准应不断评估与完善,以促进街道设计的创新。

福利地理视角下的奥尔胡斯规划:二战之后的丹麦城市现代主义思潮与“社会福利主体”的塑造历程

Planning Aarhus as A Welfare Geography: Urban Modernism and the Shaping of ‘Welfare Subjects’ in Post-war Denmark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19.1672207
  • 作者:Mikkel H?gh?j
  • 推荐:傅舒兰,金盼盼,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文章以人文地理学中关注不平等现象与社会公正问题的福利地理为研究视角,以奥尔胡斯1954 年与1966 年的两次区域规划为对象,研究了丹麦在二战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试图通过规划引导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变化、塑造“社会福利主体”与国家秩序、解决地区分配不平衡、提高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过程。福柯的权力空间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是贯穿本文论述的基础理论。同时由于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福利地理学的方法,使得研究不仅阐释了城市空间的变化如何反映了丹麦社会福利组织的变化,同时论证了城市空间如何“主动”影响了社会行为、常识、价值取向等构成。

支撑还是拖延?邻里尺度的社会关系对中国进城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Supporting or Dragging? Effects of Neighbourhood Social Ties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19, 34(9): 1404-1421
  • 作者:Zhilin Liu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当前,中国正经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9.6% ;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1.2%。随着大规模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如何融入城市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其中,基于邻里尺度的社会关系对进城移民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学界争辩的重点。已有研究发现,农村移民聚居的社区具有紧密的邻里关系和较强的凝聚力。但少有学者探究较强的邻里凝聚力在农村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篇文章主要分析邻里尺度不同社会关系的发育程度,并预测中国城市的农村移民群体将有更密切的交流和更强的地方归属感。作者利用2009 年中国12 个城市有关移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在行为与心理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的多样性对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有重要影响。此外,在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网络能更显著地预示社会融合的行为方面。作者进一步提出,政府从根本上解决新移民社会融入与老旧小区改造这两项政策之间的矛盾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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