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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独栋住宅车库转变为可负担住房

Converting Garages into Housing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0, 40(1): 56-68
  • 作者:Anne Brown, Vinit Mukhija, Donald Shoup
  • 推荐: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 leizhang1976@ruc.edu.cn

美国十大都市区在2000—2014 年间有170 万套(占比37%)住房未得到规划许可,而在洛杉矶地区,无规划许可的住房套数比例更是高达66%。其中很多违规住房都是由于社区对独栋住宅车库数量和功能要求过严——洛杉矶地区要求每户独栋房屋配置双车位车库,而据一项调查显示该地区大约75% 的独栋住宅车库主要用于储藏杂物——而只能通过非法改造车库而形成的住宅单元。在目前美国住房可负担性较低的状况下,车库住房能够大量满足大城市地区的单身或者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房需求。然而,车库改造为住宅之后,也有可能会产生社区内道路停车过多、路面拥挤等负面影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停车条例的两项改革建议。第一,放松非道路停车要求,允许居民在其产权用地范围内的空地上停车,而不强制要求带顶棚或室内车位。第二,对于已将车库改为住宅单元的家庭,要根据社区的道路状况有针对性地限制其道路停车数量:在老旧住宅区,由于道路狭窄,可以禁止其道路停车,或者只给予1 个道路停车位许可;而在新建的住宅区,道路比较宽敞,则可以适当增加其道路停车许可数量。


基础设施规划与空间规划关系:英国当下的实践进展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Spatial Planning: Curr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UK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20, 91(1): 47-69
  • 作者:Tim Marshall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近年来空间规划与主要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已在不同领域引发了探讨,这一关系受到国家在相关领域政策中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等因素影响。本文主要对过去十年间英国大规模的空间规划进行研究,其中特别关注近几年基础设施与空间规划关系的新变化,揭示了基础设施政策制定与空间规划间不断演变的关系,反映了英国国家政策向空间化的持续演化。文章重点分析了英格兰最近的四项国家基础设施工程,其中两项由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所提出;第三项是国家运输机构下属机构的近期战略工作,涉及大量的经济空间要素;第四项是HS2 工程,即英国高速铁路2 号,是英国目前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这四项工程都仍在进行中。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目前英格兰大规模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政策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各界充分认识,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在英国进行的新自由化进程对其的深远影响。如今通过与地方政府和主要利益集团的一系列交易和谈判,中央政府正以一种更为特殊和复杂的方式管理这一关系,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选取的案例主要位于英格兰,而若将苏格兰基础设施政策制定纳入讨论范畴,观点将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威尔士政府也正采取不同的方法,逐步在空间规划和部分基础设施领域获得更多权力。由于基础设施与大规模空间规划关系密切,因此对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综合统筹具有重要意义。


何为健康场所?关于城市和社区的营建模式

What Is a Healthy Place? Models for Cities and Neighbourhood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0, 25(2): 186-202
  • 作者:Ann Forsyth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如何营建健康场所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许多规划师,本文作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健康场所的清晰界定以及营建内容的全面性。在社区和城市的研究尺度下,作者总结了三大健康场所类别,每一类别包括两个子类型,从基本思想、关注重点和具体实例等方面展开相关概述。第一类是基本健康场所,包括健康建筑环境和协作式健康社区:前者强调通过物理环境设计增进健康,通常采用绿色、可持续和弹性的设计方法;后者聚焦于健康促进行动中的合作机制,尤其关注健康公平、健康政策等议题。第二类是基于人群的健康场所,包括全龄化社区和儿童友好型社区,这一特定视角突出了处于人类寿命两端的老人和儿童的健康环境需求,如在交通组织、公共设施、住房规划等方面应考虑代际之间的差异性和适应性。第三类是技术导向的健康场所,包括医疗产业城市和智能健康环境,主要涉及康健经济、医药就业和健康监测,尽管这一类型大多针对个人健康,但是它们能帮助公众、企业对创造更健康的环境产生兴趣,从而协助设计师提升健康场所的全面性。总体而言,以上三类健康场所的关注要点各有侧重,在健康场所的营建过程中应结合不同类型的作用机制,通过不同专业领域、不同组织机构的互动参与,增进公众福祉和健康效益。


非正规聚落改造背景下的生计重建挑战

The Challenges of Livelihoods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l Settlement Upgrading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0, https://doi.org/10.1177/ 0308518X20926514
  • 作者:Pauline C. Cherunya, Bernhard Truffer, Edinah Moraa Samuel, et al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非正规聚落的升级改造和防止新的非正规聚落出现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优先事项。许多针对非正规聚落的改造措施不仅给原居民带来社会、物质、经济方面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时空路径。然而,这些影响并未得到全面的关注和研究。现有研究往往关注规划阶段的社区参与,而忽略了改造过程中居民生计重建的实际需求。为了更好地概念化这些“需求”,作者构建了“振荡的家务空间”(oscillating domestic space)这一理论框架,即通过关注居民日常活动的时间—空间特征及其变化来探讨非正规聚落的升级改造对居民尤其是生计方面的影响。作者指出,对于非正规聚居区的居民而言,所谓的“家务空间”与中产阶级的不同,其日常家庭事务空间往往要延伸至公寓空间之外,改造升级有可能会阻断原居民享用周边的基础服务设施。通过对肯尼亚内罗毕的贫民窟改造计划(Kensup)的实证研究,作者发现由于在改造过程中对原居民生计重建的理解和考虑不足,不仅导致了其能享用的物质便利设施的迅速恶化,而且使得原本应“获益”的原居民变得更加贫困。因此,作者建议将生计重建作为核心过程纳入规划、实施和实施以后的阶段中。


弗里茨· 舒马赫——一位被忽视的德国城市规划师和汉堡、科隆的城市改革者

Fritz Schumacher –Neglected German Town Planner and Urban Reformer in Hamburg and Cologne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2020, https://doi.org/02665433.2020.17574972
  • 作者:Dirk Schubert
  • 推荐: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曾担任汉堡市城市建设规划局局长的弗里茨·舒马赫。他不仅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市政规划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是建筑教育家和博学家,通常被称为“保守的现代主义者”或“非现代的建筑师”。本文作者通过梳理弗里茨·舒马赫的作品和思想,论证他更是一个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城市改革者。不论是早期对汉堡城市化和住房需求的关注,一战后在科隆设计竞赛中对规划模型的探索,还是再度回到汉堡后,在“大汉堡规划”中对于港口扩建以及住宅区域和工作区域的考量,弗里茨·舒马赫在规划工作中都展示了基于城市整体结构和现实需求的前瞻性。因此当我们审视19、20 世纪之交,德国在回归前现代和迈向现代化之间的思想转变时,推动了城市变革的弗里茨·舒马赫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高速公路对人口重新分布的影响:土地开发限制的作用

The Impact of Highways 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The Role of Land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3): 783-808
  • 作者:Or Levkovich, Jan Rouwendal, Jos van Ommeren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相关实证研究证明,新建高速公路减少就业中心的通勤成本并增加城市外围地区的通达性,从而改变城市和区域的空间结构;高速公路会诱发郊区化,减少城市中心的人口,增加城市外围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力。但是当高速公路带来的城市人口扩张受到土地开发政策和规划限制时,上述假设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以土地开发被严格限制的荷兰为案例,研究在土地开发限制的作用下,荷兰高速公路自1960 年代以来的快速扩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本研究使用1 821条高速公路网络的射线数和密度作为变量工具,运用几个创新方法来应对在高速公路测量中交互形成的内生性,并将都市区划分为中心区、郊区和外围地区三个分区。研究结果发现,新建高速公路加速都市外围地区人口的增长,但是对于都市郊区没有明显影响,这说明严格的规划政策和土地开发限制干预了高速公路对人口扩张的影响。与相关研究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荷兰快速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对人口分布带来了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暂时性的,随着高速公路建设超过10 年,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将会完成。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证据,即当城市郊区土地发展受到限制,新建高速公路会将人口增长转移到更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域,越过郊区,蛙跳到外围区域,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增长的“蛙跳”模式。


瑞典移民长期居住轨迹:持续的邻里剥夺还是空间同化?

Migrants’ Long-term Residential Trajectories in Sweden: Persistent Neighbourhood Deprivation or Spatial Assimilation?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0, 35(5): 875-902
  • 作者:Louisa Vogiazides, Guilherme Kenji Chihaya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国际移民的出现是全球化持续推进和深化的必然现象。这类移民迁入目的地国家后,遭遇的社会空间流动状况值得深入探究。当前,大多数关于国际移民社会空间流动的研究成果聚焦于不同类型邻里之间的离散转型,而对时间这一关键要素的重视程度不够。作者将时间地理学中的居住轨迹概念与序列分析方法相结合,从空间同化、地方阶层分化和种族偏好三个理论视角探究了生活在瑞典的国际移民的长期居住轨迹,重点分析了这些移民在不同贫困程度邻里的入住时间、顺序和居住时长。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空间同化、地方阶层分化和种族偏好三种主流理论对国际移民社会空间流动的解释是并存的。另外,作者也提出了几点新见解。第一,移民居住轨迹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所住邻里类型的稳定性——超过80% 的移民一直住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邻里;第二,移民从贫困邻里迁出的空间同化路径相对罕见;第三,绝大多数新移民都难以摆脱蜗居在贫困邻里的咒语;第四,虽然“稳定剥夺”是迄今为止移民居住轨迹的主导类型,但序列分析结果强调移民居住迁移轨迹存在某种多样性;最后,研究介绍了移民在不同贫困程度邻里之间流动转型的时间,即他们需要至少四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向上流动,脱离贫困邻里,同样,中等收入群体沦落为贫困阶层也需要四年。而成功脱离贫困邻里后的移民通常不会再沦落重返至这些邻里(至少在作者研究的时间跨度里是这样)。鉴于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该研究成果对国家制定国际移民的安置和融合策略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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