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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企业主义与市场化社会:中国新自由主义城市化的地理空间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vs Market Society: The Geography of China’s Neoliberal Urbanism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20, 44(2): 266- 288
  • 作者:Yongshen Liu, Yung Yau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 研究院/ 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leiwang@whu.edu.cn

新自由主义城市化通常被理解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框架和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为促进城市发展所形成的联盟,以及为推进城市开发所采取的土地商品化策略,而社会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视作被动的弱势群体。本文超越了上述基于生产侧的政府—市场二维视角,以位于广州番禺的大学城为例,将该地区学生群体的消费行为、文化偏好纳入视野,建立了一个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作者通过2013—2017 年间对该地区的40 次访谈、参与式观察,并参照大量的数据和媒体报道,揭示出大学生这个当地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一方面导致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销售火爆、高空置率和低收入租住者的聚集,另一方面又为资本和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发展机遇,如各类学生活动、共享自行车、建立创新创业基地,从而使其参与到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而并非只是作为消极的受影响群体。文章最后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城市化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建立起一个基于市场化规则的社会秩序和政府逻辑,这也可以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完全自上而下推行的城市化提供经验借鉴。


企业家精神与美国城市的脱贫之战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in US Citie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0, DOI: 10.1177/0308518X20924422
  • 作者:Neil Lee, Andrés Rodríguez-Pose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企业家精神常被视为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支持者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并降低城市的贫困率。而其他学者则认为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在建立服务于本地市场的低生产率公司。尽管存在以上争议,却少有研究关注企业家精神对于贫困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5 年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微观面板数据开展研究,对以上研究不足进行填补。作者假设企业家精神对于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属于可贸易部门:如果创造的企业是属于可贸易部门,那么将通过对本企业的直接影响和当地经济的间接影响带来具有乘数效应的正面影响;而如果该企业属于不可贸易部门,将可能带来本地市场的饱和并减少部分企业的收入,例如一家新餐厅的出现会带来就业,但也意味着另一家餐厅的规模减小。实证研究表明,在可贸易部门的企业家精神的确可以减少贫困并增加非企业家的收入;而对于非贸易部门的企业家精神一定程度上也能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却不足以减少贫困。基于以上实证结果,作者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应关注创新企业的类型,而不是它的整体水平;二是创业政策虽不能直接解决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如果能够给于特定部门一定的政策倾斜,将能够使这些弱势群体受益。


“新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 以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老街为例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sation’: the Case of Xietang Old Street, Suzhou Industrial Park, China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20, 91(2): 179-204
  • 作者:Sheng Zhong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本文以苏州的斜塘老街改造为例,对中国近期“模范”更新实践的路径、策略和结果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一个问题,即旧模式的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否已被符合“新城市化”原则、尊重以人为本且可持续的方式所取代?换言之,中国城市是否在更新中变得更具综合性与包容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重点群体观察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发现尽管社会福利在城市更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并未将城市更新实践转变为符合“以人为本”原则的新模式。地方政府在住房和福利供给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近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纳入社会福利的努力,以及在表面“自下而上参与”情况下的物质激励措施,在推动中国未来发展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若通过非透明渠道的高额支出促使利益相关者服从更新实践,甚至将损害社区凝聚力。从长远来看,这无益于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亦不利于发展可持续、包容的城市参与文化。为了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城市化”目标,中国的城市需要采取一种人性化而非金融化的方式进行更新。


技术移民是否能够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来自加拿大城市的证据

Can Skilled Immigration Rais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anadian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4): 879-901
  • 作者:Joel Blit, Mikal Skuterud, Jue Zhang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副教授

加拿大移民政策通过积分系统筛选预期移民,因此被看作提升移民平均技能水平的移民政策典范,从而也为评估潜在的移民选择政策对提升创新能力影响研究提供典型案例。这篇论文采用专利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选取加拿大人口数排名靠前的9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一阶差分加权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点评估方法,测算有技能移民人口比例的变化对人均专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学历移民份额的增加对专利率的影响充其量只是略有改善,且明显小于美国的水平。同时,研究也发现加拿大科学、机械、技术和数学(简称STEM)专业学历的移民人数较大地影响STEM 专业岗位就业人数,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只有1/3 的加拿大STEM 专业移民受聘在STEM 专业岗位工作,而这一比重在加拿大本地出生STEM 专业人士中是2/5,在美国STEM 专业移民中是1/2。因此,这篇文章认为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引进有技能的移民不是提升本地创新能力的万灵药。但是美国的经验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拥有世界知名大学、技术领先的公司、雇主驱动的移民选择程序以及面向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等其他条件,有助于吸引国外高级技术人才。


步行者、自动驾驶汽车和城市

Pedestrians,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8, 38(1): 6-12
  • 作者:Adam Millard-Ball
  • 推荐: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 leizhang1976@ruc.edu.cn

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改变交通行为,但是已有研究往往只是关注自动驾驶汽车,而忽略了这种新型交通工具使用者与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为互动。本研究运用博弈论分析了步行者和自动驾驶汽车在人行横道位置的互动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自动驾驶汽车由于能够更加灵敏地辨识和避让行人,所以会强化行人在道路使用上的优先权,从而加剧交通拥堵。为此可能需要改变20 世纪后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机动车、行人共享道路模式,通过设置道路栏杆等手段,强化人车分流。此外,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也不像人工驾驶汽车那样,可以根据其他车辆的行驶方式灵活进行调整,而是受制于其汽车制造商所设定的行驶模式,最后导致同一品牌的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很好地避让,但是不同品牌之间则可能难以有效协同。自动驾驶汽车要求不同类型交通行为之间要增加合作与协同,而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新技术、新发明,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来规范无人驾驶汽车和行人的交通行为,从而防止由于小部分人群的自私行为而影响交通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生成可应用的城市设计知识

Generating Applicable Urban Design Knowledge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0, 25(3): 293-307
  • 作者:Jo?o Cortes?o, Sanda Lenzholzer, Lisette Klok, Cor Jacobs, Jeroen Kluck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在当前和未来的城市状况下,城市气候、能源效率等领域对城市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关于形式的,也是关于过程的”;城市设计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知识,而不仅仅是对特定场地条件的回应。对此,本文提出“通过设计进行研究”(RTD: Research Through Design)的工作策略,类似于近年来业界常常提到的“数据增强型设计”,希望可以帮助解决设计师的实际需求。RTD是把原创作品的制作作为研究的中心对象,新知识的生成基于设计迭代过程中的学习、记录、检查和评估。在这一过程中,提出清晰的研究问题最为关键,指导设计并提供研究框架。本文以“城市中真正的冷却水体”项目为例,围绕着“城市水体如何与遮阴、蒸发和通风等措施结合,才能最有效地改善户外人体的热舒适度?”这一设计目标兼研究问题,沿着六个设计迭代,介绍了如何“通过设计进行研究”(RTD) 的工作策略和研究方法获得可适用的城市冷却水环境的设计原型。这个探索型案例在以有清晰的研究问题和目标驱动的有条理的理论为基础的情况下,将后实证主义方法、建构主义方法和改造/ 参与等方法结合起来,对于研究型城市设计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城市韧性治理:基于20座北美城市政府组织架构与协作策略的研究

Governing Urban Resilienc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and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in 20 North American City Government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0907277
  • 作者:Mary Fastiggi, Sara Meerow, Thaddeus R Miller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本文基于对20 座北美城市负责韧性项目高级官员的半结构化访谈,描述了这些城市构建韧性治理体系和协调城市韧性治理问题方面的实践经验,并通过比较研究者的论述和从业者的切身体会,了解其中的共性和差异性,由此指出韧性治理学术研究的未来方向。这项研究的立意源于作者和美国波特兰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署的日常交流,当地官员迫切想要了解以洛克菲勒基金会100 韧性城市项目(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0 Resilient Cities)和全国城市联盟韧性网络(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resilience networks)为代表的城市的治理经验。为了完成这项委托,作者首先通过在Scopus 数据库上执行文献搜索,筛选出40篇详细论述城市韧性实践的学术论文,并识别了6 项施行有效韧性治理的关键因素,包括清晰的愿景与目标、明确的职能与责任、创新学习能力与反馈、系统性路径与方法、知识协同生产(knowledge co-production)与信赖关系以及多尺度治理。作者随后着手联系了40 座相关城市,并成功完成了对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等20 座城市执行官员的针对性访谈。作者发现,韧性治理理论论述和实践经验有相当大的相同点,实践者基本认同政治支持(political buy-in)、强有力的领导力、明确的定义和责任界定、系统方法的应用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助于推动城市韧性治理。另一方面,相比于学者呼吁的多层次、跨尺度的治理体系以及实施更具变革性的行动规划,实践者往往更关注各种限制因素的影响,例如政治更替、集中和分散的组织之间的权衡、拨款预算内城市尺度可管理项目的实施等。鉴于以上分析,作者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期望:(1)重视韧性规划对于城市规划的诊断能力(diagnostic power of resilience planning for urban planning),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全面协商和数据支撑下的脆弱性分析,为长期和全局性的评估提供基础;(2)通过韧性目标分解确定最佳的部门匹配和安排(departmental fit and placement);以及(3)深入了解本地的壁垒阻障和进行充分的利弊权衡(local barriers and trade-offs)。


低碳城市愿景

Scénarios pour une ville bas-carbone
  • 源自:Urbanisme, 416 :22-65
  • 作者:éric Vidalenc, Jean Ha?ntjens, Cyria Emelianoff, et al.
  •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Jian.zhuo@qq.com

2020 年3 月,法国本年度已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就已经超过了为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所规定的全年排放量。气候经济学研究所(I4CE)的研究证实:目前法国67% 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城市,其中运输和建筑部门占比最大,分别为30% 和19%。预计到2023 年,仅在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和住房领域,法国每年就必须再投资150 亿~180 亿欧元才能实现碳中和。面临这一严峻挑战,法国《城市规划》杂志第416 期的主题文章从经济、政策、交通、技术等多重视角梳理并阐述了建设低碳城市理念的发展历程、实施效果及问题挑战。其中,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ADEME)的文章解释了“碳中和”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理念缘起、原理内涵及实现手段;经济学家及城市规划学家让·亨特耶斯(Jean Haëntjens)阐述了城市作为减少碳排放的行动者相较于国家政府层面的优势和局限;勒芒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西利亚·安迈利诺夫(Cyria Emelianoff)回顾总结了欧洲城市能源利用与节约相关政策的发展演变;气候经济学研究所的两位年青学者阐述了法国低碳城市战略在行动中涉及的具体经济和金融问题;布拉亚尔(Braillard)建筑师基金会主任帕诺斯·曼察拉斯(Panos Mantziaras)介绍了大日内瓦地区在生态转型和去碳化方面的经验与挑战;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的奥弗伊(Orfeuil)教授则从城市机动性视角为建设碳中和城市探寻未来路径。


更加绿色的城市环境:设计绿色基础设施干预措施以提升公民的主观福祉

A Greener Urban Environment: Design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Citiz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 https://doi.org/10.1016/ j.landurbplan.2019.103618
  • 作者:Pablo Navarrete-Hernandez, Kate Laffan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yanwt@tongji.edu.cn

许多城市地区存在居民的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低的弊端,城市规划师的首要任务是以有效促进所有居民福祉的方式绿化城市空间。许多城市都在收集和使用主观福祉(SWB :Subjective Wellbeing)数据来监测城市的福祉,2011 年英国政府将SWB 测度用于非市场商品(如绿色空间)的估价中。大量SWB 测度相关研究发现,本地环境越绿色,个人幸福感越高,压力越低。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绿地上,且不能阐明如何以能够改善福祉的方式设计小型绿色基础设施。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SWB 测度与照片模拟相结合的新方法,研究街道一级的绿色基础设施干预措施,分析人们对跟场所相关的SWB 感知的影响。并且在2017 年智利第20 届建筑与城市化双年展中与240 名参会者进行了这项研究,向参与者随机提供12 组场所采用绿色干预措施前后的照片,参与者对与场所相关联的SWB 感知进行评级。再使用在图像级别具有固定效果的随机截距模型,分别研究了街道绿色干预措施对人们感知的总体影响,研究电车线路、步行街、大道和小街道四种不同类型的街道级绿色干预措施,以及不同规模的绿色干预措施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和压力的影响及他们对场所安全感的看法。结合社会人口统计学、参与者反应时间、图像出现顺序检验了研究的抗扰性。

结果表明,所有类型的绿色基础设施干预措施,在短时间暴露期间均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并降低了压力,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干预措施,感知效果大小也不同。小街道上种植植被对增强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最大的压力感知降低是由绿色电车线路带来的。中等规模的绿色干预措施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人们对场所相关的安全性感知结果却不太一致,一些干预措施具有积极影响(如绿色大道),而一些干预措施没有影响(如绿色步行街)。总体而言,除了绿色电车线路,绿色干预措施对人们SWB 感知的影响要大于对安全感的影响。该文章所提方法将人的主观福祉感知放在基础设施发展的中心位置,可以纳入城市规划过程和有关城市绿化的决策中,使城市居民受益最大化。


为什么人人都认为城市可以拯救地球?

Why does Everyone Think Cities can Save the Planet?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0919081
  • 作者:Hillary Angelo, David Wachsmuth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又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城市可以拯救地球的未来?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全球城市政策和话语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更多的学者认为城市已经从一个可持续性问题的发生器变成了一种可持续性解决方案和驱动力。作者认为这一变化需要从三个历史发展背景进行解读:1960 年代源自全球北方(特别是美国)的城市蔓延问题、1980 年代起受到广泛关注的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非正规住区问题,以及1990 年代开始同时威胁全球北方和南方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和极端气候条件下的空间脆弱性问题)。通过简要回顾这三大问题的演化过程和应对策略,作者敏锐地发现它们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城市以外(non-city solutions)转向城市内部(city solutions),即从限制资本和城市扩张、推动国际和广域可持续发展议程、签立多边协定转向建构紧凑城市、智慧城市、可持续住区、韧性城市以及提出符合本地特征的城市愿景。可以想见,将来可持续性的解法将更多是一种强调密度、技术、韧性和宜居性的城市可持续性(urban sustainability)。这一“更城市”(more city)的趋势亦能从历次联合国人居大会(UN Habitat I/II/III Conferences,分别召开于1976 年、1996 年和2016 年)主题的转变中窥见。为了实践“城市拯救地球”的新理念,作者提出了一个研究议程,强调需要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政策进行历史的、多空间的、政治的和代表性的分析。转向城镇化下半场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同时面临着以上三大问题的艰巨挑战,对空间规划、城市治理和城市设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正确理解这些问题和(城市)可持续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启发我们作出更好的判断,从而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城市自然中的美好事物:优化自然连接的规划主题框架

The Good Things in Urban Nature: A Thematic Framework for Optimising Urban Planning for Nature Connectedness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 194
  • 作者:Kirsten McEwana, Fiona J. Fergusonb, Miles Richardsonb, Ross Cameron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yanwt@tongji.edu.cn

当前存在的一场心理健康危机正影响着全欧洲1/6 以上的人。绿色干预越来越被视为解决心理健康危机的一种方式。其中有一种名为“Shmapped”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健康干预措施,促使用户注意到城市中有关自然的美好事物,从而培养了对周围环境的感激之情。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每天记录“自然界的三种美好事物”,还确定通向自然联系的五种途径:感官接触;情绪;欣赏大自然的美;在大自然中寻找意义;对大自然的同情。

该研究将Shmapped 在228 位成年人中进行评估,其中包括53 位有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年人。参与者被要求在7 天内每天记录他们在城市绿色空间中注意到的美好事物。研究者对记录进行主题分析,得出了10 个主题。出现最多的三个主要主题为:(1)对日常城市环境中遇到野生动物感到惊讶;(2)欣赏行道树;(3)对色彩缤纷、广阔、戏剧性的天空和景色感到敬畏。其余七个主题被归为次要主题。参与者还记录了最好和最差的经历。最佳体验与三个主要主题相同。最差经历主要是遇到质量差、杂乱无章的绿色空间,或者发现普遍缺乏绿色空间。

作者将上述主题与自然联系的途径相结合,提出了扩展的活动框架。它可以提供活动计划,用于参与自然的社交媒体内容以及绿色空间的设计。例如,一项集中在水上的活动允许在靠近水或特定基础设施(如社交空间、艺术摊位、木板路)的地方设计提供文化活动的场所,以鼓励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更深层的关系。城市规划人员必须认识到,与生物元素(动物和植物)的接触对城市居民非常重要。应将新住房发展视为创造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形成支持心理健康的环境政策行动。该研究不仅为绿色健康干预提供信息,还可以通过优化自然连接的规划设计,提升人类和野生生物的福祉水平。


利用开放大数据来研究公交导向开发

Using Big and Open Data to Analyz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6(3): 364-376. DOI: 10.1080/01944363.2020.1737182
  • 作者:Jiangping Zhou, Yuling Yang, Chris Webster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最近若干年,开放大数据对各行各业的冲击乃至重构已呈席卷之势。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例外。对于城乡规划者而言,他们工作本身通常并不直接产生开放大数据,但在他们自身的专业训练及实践中,采集、分析开放大数据亦是方兴未艾。有限的案例说明,利用好开放大数据能让他们的工作如虎添翼。针对具体的城乡规划的问题或者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怎么采集、分析开放大数据,进而为具体的城乡规划工作提供指标、原则和指南?最近,本文作者力图以深圳地铁站周边地区的物质环境特征和综合发展绩效为例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说明了开放大数据完全可以用来计算各种指标,对上述物质环境特征和综合发展绩效加以衡量。同时,利用这些指标,人们既可以校验已有的关于物质环境特征和综合发展绩效知识,也能拓展前述知识。例如,他们发现了物质环境特征并不是多多益善,其对于综合发展绩效有时是存在逆效益的。


土耳其规划体系中城市遗产保护的发 展历程:以安卡拉哈吉拜拉姆历史街 区的空间演变为例(1923 年至今)

Urban Conservation Legacy of the Turkish Planning System: Tracing Spatial Change in the Ankara Acropolis, from 1923 Onwards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20.1753102
  • 作者:Merve Demir?z, Neriman ?ahin Gü?han
  • 推荐:傅舒兰,潘丁琳, 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本期介绍一篇以安卡拉的哈吉拜拉姆历史街区为研究案例,探索土耳其城市遗产保护发展历程的文章。从土耳其遗产保护立法的过程来看,1973 年的《历史遗迹法》(Historic Artefact Act)是首先将城市历史街区规定为保护对象的法律,随后1983 年颁布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法(第2863 号令)》将城市遗产保护相关的强制控制性条款纳入土耳其的城市规划体系。2863 号令在2004 年经历了一次修订,到目前为止仍是作用于城市遗产保护的有效法令。但是,一旦依照2005 年颁布的《城市更新法(第5366 号令)》指定为更新区域后,原有2863 号令规定的限制性内容即可作废,为此土耳其的历史街区保护正在面对城市更新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位于首都安卡拉历史城市中心西北侧、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卫城的哈吉拜拉姆历史街区,正是经历了整个发展过程并面对现实危机的典型案例。为此,文章将其选为研究对象,从土耳其现代化起点的1923 年开始,分三个时期考察了历史街区的空间演变及其与相应规划的因果关系。在空间演变上,选取了地块、所有权、城市肌理、使用功能等四个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在对应的规划方面,选取了早期的劳切方案(Lörcher Plan, 1924)与詹森方案(Jansen Plan, 1932)、第二个时期的巴德米方案(Bademli Plan, 1990)和第三个时期的哈撒方案(Hassa Plan, 2007)。从分析对比的结果来看,土耳其的城市遗产保护经历了由纪念物为保护主体到将街区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再到通过增加参与者和保护手段来促进有效管理三个阶段。同时,也可以看到自1923 年起不断改变的规划,是导致哈吉拜拉姆历史街区空间变化的主要因素,且在近期由于规划转向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主导的趋势,导致了历史街区传统形态和结构等方面的重大损失。

从文章的推进来看,首先分析制度、规划、空间形态的变化,进而比较考察三者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的这种研究框架,在城市历史研究中显得十分有效,也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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