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社会所产生土地价值的挑战: 原则与实践

Challenge of Capturing Socially Generated Land Values: Principle Versus Practicality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20, 91(6): 621-642
• 作者：Colin Jones, Mark Stephens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高土地价值来提升公共利益的话题在国际上一直备受关注。文章梳理了世界上主要国家获取土地价值的既有经验，认为大多数的土地价值获取计划旨在作为一种资助建设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手段。这些计划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实现——直接向开发商收费或通过公共购买实现土地联营。纯粹为利用土地价值而制定的计划仅限于拥有公共租赁制度的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英国几乎是唯一一个试图对土地增值征税的，具有典型性。几十年间英国出台了许多税收政策以应对因颁发规划许可而导致的地价上涨现象，然而也带来了诸多实际问题。作者结合众多历史和当代资料，回顾了英国税收政策的发展历程，从政策目标、时效、实施方式等方面分别对各政策进行评估，并试图从既有经验中总结教训。文章提出近年来旨在获取土地增值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而部分实行公共租赁制度的亚洲国家和英国则是例外。这些国家试图对社会活动产生的土地价值本身征税。作者认为, 在坚持对社会产生的土地价值征税原则的同时，对土地开发价值征税会更有效。

理解城市网络的全球生态系统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system of City Network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0929261
• 作者：Michele Acuto, Benjamin Leffel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近年来，地方政府参与和介入全球治理的趋势日益显著。在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和安全挑战等诸多领域，跨境协作的制度化正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城市网络”的兴起。目前全世界已经有300 多个这样的网络，比较知名的如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理事会（ICLEI: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城市联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的100 韧性城市网络（100 Resilient Cities）。本文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超越地方的城市治理形式已经相对成熟，作为其表现，一个可感知的城市网络生态系统业已逐步建立起来。然而虽有零星的案例研究，目前城市研究学界仍缺少对全球城市网络整体局面的系统性把握。为此作者建立起包含202 个典型网络的数据库，并运用社交网络分析法探究其中一个由100个网络、10 536 个城市构成的样本，着重分析了城市网络的发展特征和趋势、管理和运营方式、会员城市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的地理格局和地缘政治，揭示了许多重要而又有意思的细节。例如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活跃程度与该城市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中心度或者世界城市等级显著相关；以联合国各职能机构为代表的组织团体在促成城市网络的伙伴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再比如尽管大多数城市加入城市网络希望学习最佳治理经验，另外有一类城市试图依靠城市网络推销自身的治理经验，从而希望在某一政策领域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作为总结，作者认为城市网络正在不断涌现和自我完善，其中的伙伴关系输出了丰富的信息和产出，为成员城市提供了一个能够超越当地地理限制的组织环境。

中国的集群发展对区域增长和不平衡发展的影响

Clustering,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5):1207-1239
• 作者：Di Guo, Kun Jiang, Chenggang Xu, Xiyi Yang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这篇文章检验了中国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城市与区域收入不平衡的影响。作者运用企业和区域层面的数据，采用产业密度系数（DBI）来衡量区域产业集群，建立了中国县级尺度的产业密度面板模型。研究先分析不同优势和所有权结构的产业集群如何影响本地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影响力的区域差异，然后探讨这些集群是否影响一个区域中城市和乡村收入差异，如果有，是通过哪种方式，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产业集群促进本地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通过增加本地农村居民的收入促进本地城市与乡村收入不平衡的缩小，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不能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研究也发现，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和特大都市区，产业集群对区域增长和缩小区域收入水平的差异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为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也是第一次衡量产业集群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对权衡集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也为如何制定好的政策同时提升区域发展和减少不平衡提供了理论基础。

全球住房治理：1945—2016年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Housing: 1945-2016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20.1803120
• 作者：Joshua K. Leon
• 推荐：张怀予，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 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本文针对二战后1945—2016 年间的全球住房治理变革过程，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展开研究。二战后，联合国将世界住房问题定义为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全球城市治理组织（GUG: Global Urban Governance）产生，随后通过1976 年温哥华、1996 年伊斯坦布尔、2016 基多三次人居会议，以全球信息共享的形式，帮助全球和地方各级之间建立联系，以便在缺乏正式控制的情况下促进城市治理。1976 年第一次人居会议提出的《温哥华宣言》呼吁彻底扭转当前城市私有化的趋势，“基于人们感觉到的需求”制定全球住房标准。这一制定标准使GUG 更具有新城市主义社区的特征；到1996 年伊斯坦布尔第二次人居会议，更强调应对住房危机所需的全球—地方联系，呼吁“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开展，GUG 中的社区组织活动大量增长，非政府导向性的行动影响力也得到提升。发展至2016 年基多第三次人居会议，新城市议程更注重城市权利，通过城市规划的专有技术民主化等措施促进城市权利的政治表达。GUG 很明显地发生了一个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行动转变，并提出了新的城市主义原则，对房地产绝对主义的财产保护产生了挑战。通过文章梳理，作者认为GUG 更趋向于一个流动性的政策讨论平台，自1945—2016 年间随时代变化而应对全球住房挑战的过程中，推动城市建设逐步由现代主义发展为新城市主义，规划过程也更趋于民主化。

回首向来处：30 年的主流规划期刊文章分析

Tracking Our Footstep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6: 4, 470-480
• 作者：Li Fang, Reid Ewing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gmail.com

30 年，相对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不算是一段长的时间。但对于一个普通人，几乎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生。同样的时间段，如果我们审视主流规划期刊文章，会有什么发现呢？最新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发表了方丽、尤因两位老师的一篇文章，力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搜集了美国《美国规划学会会刊》《规划教育与研究》和《规划文献》三本期刊1990—2018 年的文章，通过文字挖掘，发现了过去30 年的（美国）规划圈内研究主题冷热、旧新的变化。规划过程、规划方法、土地利用和增长一直是热点问题。但规划理论、规划教育等问题，已经变成相对冷门问题。食物系统规划成为新热点。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规划研究、实践在过去30 年左右的工作重点、范畴的变化，对于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思考我国城乡规划历史和未来的读者，值得参考。

拉丁美洲住房政策的金融化: 巴西和墨西哥的比较

Financialization of Housing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Brazil and Mexico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0, 35(10): 1633- 1660
• 作者：Paulo Nascimento Neto, Luis Salinas Arreortua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weizongcai@scut.edu.cn

近年来住房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全球金融市场资金的使用对世界范围内住房政策转变的影响。这种转变导致住房从一项基本权利转化为一种基于个人获得信贷能力的商品。不容忽视的是，该转变及其产生的问题让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蒙上了阴影，并在社会经济集中的大都市区尤为显著。作者以巴西和墨西哥两国政府推行的住房政策为实证案例，探讨了大都市区住房政策协调的阻碍因素，并强调有必要反思国家和地方各层级的住房金融化进程及其影响。作者提出，拉美国家政府在弱化自身应对住房需求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信贷、免税、支持正规房地产市场提供社会住房等措施强化了民用建筑部门的直接行动，实现了从住房提供者到促进者的角色变换。作者进一步警告，国家和地方各级的住房金融化已成为地方一级的城市社会功能和大都市一级的一体化管理的主要障碍，并减少了公共资源更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该成果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住房金融化及其对住房政策影响的学术讨论。

阿姆斯特丹私有租赁住房不可思议的复兴：重新规范受监管的住房市场

The Unlikely Revival of Private Renting in Amsterdam: Re-regulating a Regulated Housing Market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0, 52(8): 1622-1642
• 作者：Cody Hochstenbach, Richard Ronald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在过去十年中，私有租赁部门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自由、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迅速崛起。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最近也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私有租赁业衰退后的大逆转。而私有租赁部门不可思议的复兴与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以及国家的积极干预和推动不无关系。政府通过与社会住房供应商合作以应对日益下降的社会租赁住房和私有住房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进而促进了私有租赁住房的扩张。本文探讨了这种国家主导的复兴是如何发起以及发起的原因，强调租金自由化的私有租赁部门的新增长是1990 年代以来围绕私有住房的城市住房市场重构的部分结果。作者将阿姆斯特丹的住房市场重构过程概念化为“受监管的市场化”（regulated marketization），即市场力量并不是被简单地释放出来，而是在与国家住房政策一致的某些方面给予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并有新的监管措施予以配合。同时，文章虽然强调政府所起到的关键的协调作用，但也呈现了在这一受监管的市场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紧张关系，包括国家与地方政治之间、现有住房与新建住房之间以及不同时期实施的政策之间。

规划竞赛中规划议题的公共参与： 一个“北欧超级街区”案例

Crafting a Planning Issue with Citizens in the Context of Planning Competition: A Case of ‘Nordic Superblock’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0, DOI: 10.1080/13574809.2020.1832886
• 作者：Sj?blom J, Kuoppa J, Laine M, Alatalo 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在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一直被认为是有效提高方案合理性的措施, 但是关于如何将公众参与纳入设计流程的研究较少。本文以芬兰坦佩雷市Hiedanranta 地区的早期规划案例“北欧超级街区”为例，探讨如何将公众参与纳入以专家为主导的规划竞赛中。文章阐述了该案例如何在早期规划阶段中通过规划竞赛后举办一系列由公民和专业人士参与的研讨会，提出并将“北欧超级街区”概念融入到竞赛成果的结构规划中，具体要点包括：（1）城市混合功能且包容性地发展；（2）以街区或几个街区为单位共享公共空间；（3）不同空间的灵活使用以支持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个做法挑战了芬兰之前传统的竞标—专家评定—实施的专业化规划过程和由市场驱动的城市发展机制，它将新颖的合作模式带入规划程序，保证一个或多个街区将共享之前在一栋建筑或一个街区的居民之间共享的公共环境资源，显示了专家与公民合作的潜力。该案例揭示了在传统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方案由行政管理部门、专家等专业权威人士主导，公众参与度低、地方需求回应不足的问题，对于如何我国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程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