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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之“家”:无家可归者的居住实践和日常生活

Home Making Without a Home: Dwelling Practices and Routines Among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2, 37(2): 183-188
  • 作者:J. Lenhard, L. Coulomb, A. Miranda-Nieto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weizongcai@scut.edu.cn 肖丽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在过去两年中,居家政策作为政府防控疫情传染的重要工具,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响应。在此形势下,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比以往更为迫切,引发了学界对无家可归者日常经历和居住方式的进一步思考。本期特刊共收录了8 篇论文,重点关注在缺乏稳定、永久或安全居所的情况下,“家”是如何建构的,并用以下两种独特方式丰富了关于无家可归研究的讨论。第一,通过探究无家可归者的居住实践,重新定义了“家”和“无家可归”之间的关系;第二,探讨了不同地理环境下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存策略。作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画面,探讨了该群体在没有家庭环境的状态下如何构筑“家”,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塑造。

与既有成果主要使用定量方法策略探究无家可归者的经历不同,该期特刊运用民族志方法获取了对无家可归问题的细致和深度理解,寻求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填补研究方法的空白。研究提出,在无住所或机构庇护的情况下,无家可归者以多种方式开展了“家”的建构。这些人群并非被动地遭受无家可归之苦,而是积极地开展建构“家”的奋斗实践。这揭示出无家可归实际上是一种囊括参与、生产、抵抗、适应和战略规划的现象。研究进一步指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不能仅靠提供临时的居所;对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家和无家可归的研究需要更深入细致地理解不平等的动态变化,以及政治决策对无家可归者日常经历形成的影响。研究成果能助力于决策者更好地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社交性绿地规划

Planning for Sociable Green Spaces After COVID-19
  • 源自: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021, 92(2): 171-179
  • 作者:Nicola Dempsey; Julian Dobson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公园和绿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也认同公园和绿地对健康社会构建的意义。公园和绿地成为疫情之下英国仅有的对公众开放的场所之一,但也暴露出了城市居民在获得社交性绿地方面面临的长期问题。

本文阐述了疫情下公园和绿地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需要做什么才能确保其仍然是充满活力的社交场所。采取紧缩政策的地方政府削弱了有效维护绿色空间的能力,这是因为在疫情之下政府更加偏向成为法定职责涉及的服务的提供者,例如社会照料和儿童保护等。市民也普遍接受公园和绿地降低维护措施和管理水平,并减少为更多弱势群体和更贫困社区供给服务设施和集会场所。这导致绿色空间的供给和使用高度不平等,弱势群体在封锁期间无法使用绿地。

基于此,作者认为公园是一种公共卫生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将其规划、建设和维护的过程结合起来,构造持续性的投资方式,确保其能够适应各种情况,包括当前的流行病和未来潜在的流行病。在具体做法上,需要在地方政府的执行层面将规划、公共卫生和公园建设联系起来,认识到绿色空间对不同社区的重要性,并鼓励社区参与规划,思考城市绿地获取资金和管理的创新方式。


谁留下,谁离开?移民流入和本地人的跨地域选择

Who Stays and Who Leaves? Immigr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Natives across Location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2): 221–260, DOI: 10.1093/jeg/lbab029
  • 作者:Javier Ortega, Gregory Verdugo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移民影响本地劳动力市场,导致本地工人的地理再分配,一般来说,高能力的本地人会迁移到更注重技能的地区,低能力的本地人会迁移到不太注重技能的地区。当本地人地理再分配后,当地平均工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移民对工资的影响,也反映了各地平均能力的变化,因此很难从经验上区分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和对工人构成的影响。

本文正是在考虑移民对本地工人构成变化的前提下,研究移民对本地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利用了1976—2007 年的法国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它是由法国国家统计机构收集的年度社会数据申报数据集,包括了全法国4% 私营部分员工的工资、就业和工作地点等详尽可靠的信息,以及法国25% 的人口普查中抽取的数据,以精确计算每个通勤区域的移民数量。然后作者提出一个关于移民进入后本地人地理再分配的概念框架,并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移民给本地工人带来的迁移概率,以及给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和时长带来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移民流入影响本地蓝领工人的构成,特别是在有技能的蓝领工人中,离开的人主要是初始工资分配的底层。由于蓝领迁出者的工资低于蓝领平均工资水平,需控制本地工人构成的变化以评估工资如何随移民而调整。结果显示,移民每流入1 个百分点会使最初从事技术蓝领职业的本地人的平均日工资降低0.33% ;对于没有技能的蓝领来说,这种影响甚至更强,即日工资下降了0.99% ;同时移民对每年工作天数也有负面影响。这一结果说明移民暂时降低了蓝领工人的工资,其中非熟练工人的损失更大,就每日工资而言,迁居者比留居者损失更多,因此他们会搬到住房更便宜的地方。本研究强调在评估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时,考虑本地劳动力构成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持续参与城市规划:麻烦制造者也是城市制造者?

Serial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The Trouble Makers as City Maker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1, 88(2): 149-162, DOI: 10.1080/01944363.2021.19478
  • 作者:Galit Cohen-Blankshtain, Anat Gofen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在城市规划制定、评估、落实和实施效果跟踪等环节当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关系真实存在,这一关系的特点和演变,对有关环节的绩效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美国规划协会会刊》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两位来自希伯来大学的学者加利茨·科亨- 布兰克什坦(Galit Cohen-Blankshtain)和阿纳·戈芬(Anat Gofen),针对希伯来城市规划活动里的公众参与中的持续性参加者开展了他们自身在公共参与中的知识演化,以及产生的影响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人一直是在进步的,他们对规划逐步有了更宽泛的认知,同时对于地方性的公共参与更加支持。他们的影响虽然也因人而异,但是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从具体的规划成果到促进城市规划师之间的对话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对改变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关系,也是有所帮助的。那些付费参与城市规划的人员(如咨询人员)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平衡。当前,我国的城乡规划正在逐步向国土空间规划的转型过程当中,为了更好地实现有关转型,认识和管控好有关权利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而公共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该文对我们认识我国上述转型和课题,应该有所裨益。


多重问题化:两座中国城市的菜市场治理逻辑

Multiple Problematisations: the Logics Governing Wet Markets in Two Chinese Citie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1,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11028115
  • 作者:Shuru Zhong, Yulin Chen, Guojun Zeng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传统菜市场(wet market)的快速衰退和消亡现象不仅在当今中国城市频繁发生,同时也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纯粹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菜市场与生鲜市场和现代零售新业态相比逐渐落于下风;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现象也和所在城市采取的激进性治理手段密切相关。因而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菜市场的命运处于绅士化、城市驱逐(displacement)和城市剥夺(dispossession)过程的前沿。治理机构试图改造菜市场的动因主要源于两点:其一,塑造更加现代化和美化的城市空间;其二,通过重建性的房地产开发活动剥夺菜市场所在的较为中心地段的经济价值。

作者将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问题化”(problematisation)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发现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治理机构通过问题化菜市场的现状,例如给其贴上不卫生、混杂、经济收入低和技能产业低端等标签,建构起一种结合认知框架和目标体系的“合理性”(rationality),并试图用这种合理性去纠正上述问题,从而正当化治理行为。作者以海南三亚和北京为案例进行历时数年的详细调研,发现卫生与现代化、中心—边缘冲突与绅士化,以及控制外来人口与城市复仇主义(urban revanchism)成为当今中国菜市场治理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三种问题化描述,且由于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城市更新与土地财政、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人口目标机械性结合,使得治理措施往往着眼于追求短期效果而缺少温度。最后呼吁在对待菜市场的态度中嵌入对城市生活的全方位理解,承认菜市场作为公共服务重要载体、食品体系重要环节和餐食文化孵化器的特殊地位,平衡公众的真实需求与促进增长的城市目标,施行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治理措施。


城市形态的多元化生产:走向多元统一的参数化发展控制

Pluralist Production of Urban Form: Towards a Parametric Development Control for Unity in Diversity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online, https://www.tandfonline.com/loi/ cjud20
  • 作者:Olgu ?al??kan, Yavuz Baver Barut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传统城市肌理兼具丰富的空间变化和强烈的连贯性,而当代城市呈现出标准同质化和发展碎片化的问题,导致场地缺乏特色,并割裂了与更大区域范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主张运用参数化建模控制碎片化开发模式,通过模拟城市局部肌理的多种变化及其在更大范围内的连续整合,引导城市形态实现多元统一,旨在为静态的、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提供一种更为灵活的、渐进的替代方案。参数化建模首先需根据城市形态的四个方面——街道布局、街区布局、地块布局和建筑布局确定形态指标;然后根据预定义的组件和参数设计控制模型算法,为城市碎片的基本参数化特征设定初始框架。

本文利用参数化控制模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了测试,分别在开发区域及其相邻开发区域模拟了城市碎片的集成开发。主要步骤包括:(1)生成网络结构,进而在网格上选择四个枢轴点;(2)将作为主要发展轴的脊柱路径设置在两个边缘的枢轴点之间,并通过计算给定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判断脊柱是否对齐;(3)生成外围肌理,以现有肌理中地块布局的形态指标为参考,设计开发区外围的过渡区,使区域之间具有形态连续性;(4)开发核心区域,以开发权规定的相近标准开发过渡带之间的中心区。在该案例中,参数化控制模型模拟了类型更丰富、形态更连贯的城市肌理,改变了土耳其典型(标准化和碎片化)的投机性混合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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