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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大都市(节选)

作者: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著 曹康 译


类型的不同,还是程度的不同? 

彼得·罗(Peter Rowe)在记述香港的城市环境时曾经注意到,当一个或多个影响其性质的参数改变了的时候,城市现象就会发生变化。而且,其后果有时是类别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定义特征的程度上的差异1。将罗的观点用于本章,那么巨大都市是一种不同的城市状况类型,还是在同一个城市状况统一体当中某种程度上的资格证明?是否当城市大到某一个程度时,它就会彻底变异成别的东西?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我们用来形容城市状况的描述是仍然有效,还是在某些时刻它们需要完全重新定义才能维持其有效性?我们说到“城市”的时候,它在达卡或曼谷同在纽约或芝加哥是一样的东西吗? 

按照亚洲巨大都市的话,各种定义都需要重新界定,这一点越来越明显。随着过去20年里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历史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重置。城乡融合区城市化的性质模糊了城乡界限,那种“城市”和“乡村”的定义需要重新概念化。扩展的核心向外鲸吞蚕食、消耗农业腹地的传统模式,已经让位于城市碎片与农村碎片相互拼贴的模式。这种拼贴产物是不均衡的,基本上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所驱动。划分城市与乡村的清晰界限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的模糊地带,表示从一边转变到另外一边——既非全然是城市也非全然是乡村,而是某种崭新的东西。已无法明确的说出从哪一点开始就不再是城市而成为乡村。其结果是城市的景观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景观。

不知道城市在哪里终结,意味着人们总是想知道界限。正如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奇怪于……2当城市与城墙的传统观念消失后,哪里是市郊边缘的起点?文明空间与自然空间之间的差异已经逐渐淡化。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认知危机、已知区别的丧失,而且可以想见一定会对我们实际上在描述的东西造成混淆。问题在于我们理解设计和规划操作的方式仍然固着于差异和分界线这样的想法,而它们源于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已知的模型。城市设计的历史建立的基础是对形态学历史进展的了解——从乡村到城镇到城市再到大都市。

已知差异的缺失同时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导致了对新的城市状况的否定评价倾泻而出,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设计与规划行业的信任危机——某种行业风险的危机。新的城市状况其特征是形状不定、边界发散,它否定了内部与外部、城市与自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别。它的结果是种尚未分化的混合物、经典城市切割成碎片后再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拼贴物,通常没什么明显的秩序,“了解”城市的传统方式也不适用于理解这一新事物。我们的观念已经从作为场内一个物体的传统城市,转向作为一个场向所有方向展开的新城市。这种新的景观当然不是均质的。在某些地方它的伸展比较薄弱,在其他地方它折叠、扭曲并对折。它既包含不寻常的事物与空间,但也包含寻常的事物与空间。它有能力同时包含寻常与不寻常,又不会让一方压过另一方。寻常的空间与事物和不寻常的空间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而是发生在任意的联合之中,它的动力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源自于城市传统思想的那套逻辑。城市场包容了一切,如果曾经有所不同,那么现在只剩下相同。在这样的城市场里我们无法分辨方向,无法从任何事物那里了解到我们在哪里,无法知道我们是在核心、在中部还是接近边缘。我们的城市包围着我们,我们在城市秩序中了解自身位置的方法似乎在眼前摇晃。巨大都市的城市场造就了最为一般的城市主义,没有秩序、等级、定义或方向性。

城市场的一般性城市主义并不在意均衡原则或黄金比。它拒绝承认“秩序化”的可能性,反倒是因形态而形成的。在城市场内,场所与事物并无相互关联。新的城市状况反而在某种自由、动态的关系网络中运作——这似乎有些随意。规划作为一种理性的秩序性制度,在此毫无用武之地。作用于场的战略性干预将是除此之外唯一的行动方案,前提是对城市场进行干涉后场本身会发生变化,它修改自己,让某些部分变平而某些部分增厚。这就是当城市设计在这些新的空间形态中运作时未来的文脉。

对思考城市主义的启示

这些新兴的城市场对于我们从概念上理解城市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不过,这种情况使得必须彻底改观某些作为规划与城市设计基础的定义,这一点很清楚。最关键的是,新兴的城市场迫使我们去议定新的理解城市主义及其潜能的方法。看样子很明显,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行动的战略干预,并且要明白在这种城市场中运作我们必须认清新的现实,不要试图去指挥和控制,而是要放眼于新都市风格的潜力。我们必须承认想指挥城市场是不可能的,要承认我们的干预除了影响场的层次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左右场的基本性质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雷恩·班纳姆i在述及洛杉矶时注意到,就塑造城市的发展而言,规划师和设计师的相关性最低。班纳姆赞美洛杉矶是当代城市主义的胜利,并质疑说如果规划师和设计师更多的施加自己的权威影响,这座城市是否还会像那样发展。虽然我们可能会对班纳姆关于洛杉矶的描述存疑,不过他的主要观点是新的城市形态正在行业权限范围外发展,并认为它带有未经检验的精英式的态度,因此“先天”就是负面的。库哈斯还认为关于这种“非传统的”城市状况恐怕还有不少可议之处,会令行业出现新的可能性,他写道: 

普通城市上演了规划的最终死亡。为什么?并非因为它未经规划……(而是)规划未造成任何不同。3 

班纳姆和库哈斯都谈到了左右城市发展的大量复杂力量,它们不仅不受行业权威控制,也无法预测,因此对规划和设计行业来讲是个大麻烦。与那些倡导“某种力量,它令好的设计去消除不好的设计产生的弊病,或更精确一些,因明显缺乏设计而产生的弊病”4的想法进行彻底比较,预示了作为我们城市未来的亚洲巨大都市公然抵制控制。如果作为专家的我们还抱有任何参与到城市未来当中的希望,我们就必须放弃职业偏见和固执己见。我们必须反对自身职业信念和观念中的顽冥不化和缺乏理智。我们无法控制城市,我们也不要再欺骗自己说我们可以。如果我们确实接纳了城市文化——都市风格——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无法预知,而且有时还会不够体面。邻居可能很好也可能不好,这取决于,譬如说,你是谁。城市文化可以是包容的或排外的,可以是开放的或带偏见的。这是城市一向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规划的历史一直是关于消除不好的,发扬好的。而亚洲的巨大都市却让这种追求显得徒劳。彼得·霍尔在《城市与文明》一书的结论当中写道,最大的城市从来都不是“现世的乌托邦”,而是: 

……压力和冲突发生的地方,有时确实是悲惨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的身体分泌的肾上腺素会升高、人们走过的街道会令人心跳;那是肮脏的地方,有时还十分污秽,但仍然是非常值得居住的地方……5 

这首先将成为我们的动力——使其成为非常值得居住的地方。这就需要以新的方式在今后新出现的城市形态当中领悟和工作。在巨大都市的边缘,不需要和现存结构有内在联系,就会产生新的区块,它只同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相关。在这里,现代城市的区块继续向外扩展,跳过不好到达的地区。在巨大都市边缘的模糊混合地带,城市与自然景观相互叠合,那里需要以长远的眼光将城市场中的稠密与稀薄协调起来。在这个城市与自然交界的地带,有希望形成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态的综合体。这就是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新兴的城市状态和城市主义的未来的背景文脉。


iReyner Banhama,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译注 


1    Rowe,2001年,第14—39页。

2    Virilio,1986年,第540—541页。

3    Koolhaas,1978年。

4    Duany et al.,2000年,第xiii页。

5    Hall,1998年,第989页。

Asia city (excerpt)

Autor:Richard 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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