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喜欢过年？桌子上有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走亲戚、逛庙会、看戏、看电影、大街上溜达、网聊、网购，全家老小，各得其乐。“过年”，用列斐伏尔的概念，“节日”，让生活多了些可能性、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受到更多的刺激，“突然爆发”出来的许多兴奋点，快乐的或烦恼的，现实的或幻觉的，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过年，却从没腻味过。

有人说，“年味没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年味没了”的原因之一是，过年时，供我们选择的多样性少了，现代化颠覆了“年”这个节日的传统参照系。儿时过年，家里也就是那几份肉票，得搭配好了，还得起早去排队，用砖头、篮子多排几个队，这样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仔细想想，与现在买肉有多么大的不同。如今我们甚至可以在网上把菜都订好了，快递送来，热热就吃了，这样当然没了年味。总而言之，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了选择，人才能品尝出生活的“酸甜苦辣”。“年”这个节日的选择比日常生活里的选择要多些，如果“年”这个节日和平日一样，自然没有“没了年味”。

哪能天天过年？我们还得回到平凡琐碎、简单无聊的“日常生活”里。不过，我们是否可以让单调的日常生活多一些选择，把无聊的日常生活变得像节日那样灿烂、像革命那样辉煌呢？

这是列斐伏尔的愿景，至于如何实现，列斐伏尔肯定是不会具体说出来的，因为只要他说出一个甚至一百个方案来，他恰恰排除掉了那些说出来的方案之外的无穷多的方案，而那正是他所认为的当代日常生活的悲剧。

当然，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哲学）》（第三卷）里，探索了现代性的危机和技术现代主义的决断，对消费主义社会展开了激烈的抨击，从而揭示了日常生活为什么不像节日那样令人兴奋的原因。现代化减少的可能性肯定多于它创造的多样性，商业广告肯定是把我们引向它替我们选择的那个产品上，人美不美、地方美不美，都因为选出来的那几个美而让无数的美被遗忘掉了，城市化实际上也让人们越来越以相同的模式生活，住在外观完全相同的公寓里，没有春秋，只有一个季节，没有昼夜，只有一个线性时间，追随相同的时尚，操着相同的话语体系，吃着电视、网络、书刊上“大腕”教的饭菜，看着相同的甚至哪里该笑都由导演规定好的电视节目，然后，人们以相同的模式看世界、想问题、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喜怒哀乐都一样的世界里，人与兵马俑别无二致，活着和死去其实都一样。

“人异化了，城市也异化了”。列斐伏尔描绘的这个现代世界，在全球尺度上，不过100年，在中国，不过50年。没办法，因为现代建筑得按规范来建，现代城市得按详细规划来实现，必须安装红绿灯、地上划线、杆子上挂标签、交通广播里不断提醒驱车的人哪儿拥堵，让人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自以为掌握了真谛的“技术专家”的设计走，因为他们会通过手机、网络、电视，拿出交通事故、“堵你3个小时”之类的“实证知识”来吓人。无独有偶，有多少技术专家（现代巫师）在电视里和网络上“吓唬”观众，多少里手行家在指点我们的生活，好像我们不会吃盐、不会化妆、不会谈恋爱，甚至不会呼吸似的。实证知识，技术现代主义的决断，湮灭了人的非理性的能力。“死东西控制了活东西！”

真没办法了？肯定不是。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甚至它们的核心地区之外，只要我们不去照搬拼凑起来的大城市规范，而是找回传统的城市参照系，在城市设计上多给人留些选择，少一些“精心设计”，甚至扔掉那些自以为是的诱导，现代世界的城市空间是可以转变成后现代世界的城市空间的。

在第三卷的“空间和时间”一章中，列斐伏尔提出了这样一个哲理，只有认识了城市，才能找回技术现代主义毁掉的传统城市参照系。“什么是城市空间？什么是城市？城市如何在住宅楼、商业大楼、纪念物等各类建筑单体层次上和城市层次上发展起来呢？”这些问题与许多哲学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与存在的关系？什么是存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事物如何与人的存在、人的进化、人的进步或人的孤独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知道如何定义“人”，我们还不能定义城市吗？如果我们打算定义人，这种建设了城市，在城市里生活或从城市里逃出来的政治动物，除非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否则，我们就必须首先认识城市。首先认识城市，然后定义人，在这种情况下，探索不是从孤立的实证知识开始，或依靠抽象的能力，而是从研究作为整体的城市开始。城市也许掌握着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忽视了的关键问题。不从研究整个城市开始，城市的神话就没有任何答案。不计其数的事物、男人、女人、创造物和符号的汇集具有一种迄今仍未解读出来的意义吗？或者说，它们没有意义？然而，正是在城市和作为整体的城市里，我们建立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接下来，列斐伏尔警告我们，技术现代主义已经把我们的城市大卸八块了，片段、部件、一个挨着一个地摆开。在这个被分割的城市里，我们需要对整体的组成部分做一个盘点，注意，这里或那里可能丢失了某些片段或部件，这个破坏可能已经让这些片段或部件失去了它们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是在逐项认识这个城市的部分，它们曾经紧密地结合成为一个历史城市统一体。大部分城市问题专家对这个天赐良机乐不可支，他们描述着这些片段；他们发现了由当代实践指导的对作为整体的城市的后现代分析。住宅状况、建筑环境、无机和有机的事物、生活福利设施，他们用这些术语来谈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些术语似乎包含了明显的实证知识。但是，这些术语涉及到的不过是解剖出来的功能，把作为整体的城市的历史元素分割成为不具有活动能力的独立存在物，而没有包含对作为整体的城市的认识。即使把这些分离的元素组合起来，也不能恢复城市失去的生活。任何分析都有可能因为观察和了解整体所包含的部分而失去对整体本身的掌握，这一点众所周知，却常常被淡忘了。

时间是不可逆的。由于空间是可逆的，所以，空间有别于不可逆的时间，但是，空间与时间最初是连接在一起的。时间通过度量，均匀性地投射到空间，体现在事物和产品上。日常生活的时间不仅仅体现在钟表上，而且也体现在照片和古董上。这些携带着记忆的物件，这些可以感觉到的过去的直接痕迹似乎意味着，在日常生活里，过去从未逝去。过去从未逝去这句话没有明说，却意味着时间的可逆性。在这个分割的时代，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就在那里。物件就具有这种奇怪的属性：一个记忆、回忆、想象、现实的集合。可逆性的错觉给日常生活带来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可能产生幸福感，或者至少是得到某种满足的氛围。不是进入伟大作品的那种永恒，而是在于时间性自身，躲避时间、打断时间，难道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 

春节前，终于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哲学）》（第三卷）翻译完了，至此，《日常生活批判》（一卷、二卷和三卷）已全部翻译完成，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概论”，第二卷“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分别出版于1947年、1961年和1981年，历时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