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机动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显，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土地作为城市交通的承载体和供给方，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城市交通需求的增加。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构架良好的城市空间组织，缓解城市交通问题、促进城市良性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致力于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并在理论和实证模型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 2, 3, 4, 5, 6]}。二者的相互作用研究最初以两种独立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即土地利用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和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7, 8, 9]}。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有学者意识到孤立地分析二者相互作用的某一方面难奏其效^{[10, 11, 12, 13, 14]}，进而开始关注这两种关系之间的潜在联系和作用机制，如有学者提出了土地利用和城市交通间的“源流”模式来形象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机理^[15]，也有学者以空间相互作用为纽带，建立了土地利用组件与交通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16, 17]}。同时，在基于两者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致力于两者协调性^{[18, 19, 20]}和一体化模型的研究^{[21, 22, 23, 24]}，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作者对国内研究重点以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数据库为主，国外以“Web of Science”、“Elsevier Science Direct”及“Springer”等主要外文数据库为主，作为文献的检索源，结合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对以“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相互作用”为主题的文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阅读与分析。文章首先从城市土地利用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及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两个方面分别展开追踪相关研究进展，接下来对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相互关系模型进行了归纳总结，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差异，并指出国内外相关研究发展的趋势与方向，以期为今后深入开展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作用。

1 城市土地利用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1.1 城市土地开发密度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普什卡雷夫（Pushkarev）和祖潘（Zupan）较早地研究了城市开发程度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基于初步分析，他们认为，当土地利用密度低于每英亩7栋住宅时，公共交通利用的可能性极低，居民出行基本依靠小汽车；当土地利用密度达到每英亩60栋住宅时，公共交通将成为该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8]。莱文森（Levinson）和库马尔（Kumar）以美国的城市为案例，进一步研究了居住及住宅密度对出行距离、出行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居住密度越高出行的距离越短，但由于高密度会导致交通拥堵从而使出行速度变慢，所以对于交通出行时间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他们的研究指出，最佳居住密度阈值范围（1 000~7 500人/平方英里）内会有最短的汽车通勤时间^[25]。朱利奥诺（Giuliaono）和纳拉万（Naravan）认为当土地开发规模和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促进轨道交通的发展，而紧凑型、小规模和混合开发模式则鼓励了人们对自行车与步行交通方式的选择，并降低私车利用水平^[26]。

张小松、胡志晖等国内学者利用国内数据考察居住密度对出行量和出行方式的影响，其结论支持朱利奥诺和纳拉万的研究，即小规模高密度开发社区和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可以增加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方式，而大规模、分散、低密度的居住开发模式会导致私车数量激增^[27]。毛蒋兴、闫小培等也在该领域做了大量深入研究^{[28, 29, 30, 31]}，他们以广州市1980—2000年的数据为例，探讨了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对交通量、交通方式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的高强度开发明显产生了高强度的交通流，城市交通需求强度也不断增大，他们认为这种高密度集中开发的特大城市最终导致公共交通成为其主要交通方式^[32]。周素红等综述了国外城市土地开发模式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情况作了简单分析与对比，认为分散化、集中化与折中化三大类城市规划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土地开发对城市交通量的生成、居民出行距离、出行分布的影响上都有显著差异。与前面大部分文献的结论类似，他们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在高强度的土地开发下，交通供给对交通需求的影响比低强度地区更灵敏，出行距离更短，更易采用步行或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交通方式，城市的交通出行分布更容易在较小的范围内均衡^[33]。

1.2 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城市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及土地利用特征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弗兰克（Frank）和皮沃（Pivo）研究了城市土地混合利用模式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认为混合利用能降低私车利用水平，因此建议将居住、就业和商业三种功能的用地混合来减少私车出行量^[34]。北村（Kitamura）等人基于旧金山湾区调研的大量数据，考察了土地利用特征及生活方式对交通出行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经济社会属性被剔除的情况下，社区特征与交通量及交通模式显著相关，如距离车站距离越短，出行次数越多；距湾区城际快铁越近及接近人行道都会增加非机动车出行；距最近公交站台的距离越近，非机动车出行比重越高等。但研究同时认为较之土地利用特征，生活方式、态度及行为对交通出行行为影响更大^[35]。塞韦罗（Cervero）在该方面同样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1986年，他运用美国1985年的房地产调查数据对混合土地利用与居民的通勤方式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研究表明在居民住所附近存在大量零售商店的情况下，居民更倾向于非机动的出勤方式，即居住用地附近商业用地的出现与居民的低交通工具占有率之间有明显的关系^[36]。1997年，塞韦罗又提出了3D（即density，diversity & design）概念，表明土地利用多样性对于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量的影响^[37]，随后他亦指出除了3D，居民的广义成本和社会经济属性也是影响居民出行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38]。约翰逊（Johnson）考察了双城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及公交站点对公交需求的影响，认为开发零售商业、增强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及开发多家庭住宅等能提高公交需求^[39]。张明（Zhang）以大都市波士顿和香港的调查数据为依据，总结分析了在人们出行模式的选择过程中土地利用扮演的角色，并通过实证模型指出了城市土地利用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是独立于时间和货币成本的^[40]。麦克米伦（McMillan）则对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变量与通学出行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41, 42]}。

在国内，尹金宁分析了南京市中心土地利用与居民出行的空间关系后指出，城市中心区内居民出行空间分布与该地的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密切相关，区内部出行的比例与本区土地利用混合程度相关系数也较高^[43]。刘俊娟等人认为在研究大城市的城市交通问题时应考虑局部地区的交通特征，他们以城市中的团块状单中心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密度和区位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并分析了居民出行的城市局部特征和全局特征，结果表明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人口密度高、公交服务较好的中心城区的公交车出行比例远低于人口密度低、公交服务质量差的外围区域，而且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明显^[44]。丁成日对比分析了单中心、多中心结构两种典型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他指出多中心城市结构并不一定能够降低城市交通需求，而单中心城市虽然造成市中心交通压力较大，但有助于公共交通及TOD模式的发展；混合土地利用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能够将社区交通需求“内部化”，但另一方面可能诱发对外交通对小汽车的依赖并增加出行距离^[45]。

1.3 方法论研究

弗兰克等人分别运用出行链模型（tour-based model）与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 choice model）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变量、居民出行时间、费用等对出行模式、出行链的影响，认为后者具备更好的解释力^[46]。

利特曼（Litman）系统地总结了城市土地利用如何影响城市交通，他分析了包括土地利用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区域可达性等在内的12个影响城市交通的土地利用因素，对各个因素影响城市交通的机制做了详细分析。并指出通过这些影响因素分析，有助于评估土地利用政策，如城市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等在实现交通规划目标上的有效性^[47]。

陈燕萍、宋彦等人运用多元Logit模型，探讨了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变量及出行者的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等变量，分别分析了其对居民工作与非工作出行方式的影响；结果认为土地利用特征对居民出行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工作出行影响更大，高密度多样化土地利用促使居民选择公共交通^[48]。

2 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

2.1 城市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城市的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实际上它是城市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呈现。谢弗（Schaeffer）和斯克拉尔（Sclar）系统地探讨了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认为：城市空间形态在交通系统影响下经历了由“步行城市”演变到“轨道城市”到“汽车城市”的过程，指出了城市交通系统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中的作用^[7]。扬诺普洛斯（Giannopoulos）和柯德斯（Curdes）则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回顾了过去100年以来交通技术的进步对于城市形态的影响^[49]。

何宁和顾保南也提出了城市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他们认为城市在由内向外发展的过程中，总是沿交通可达性相对较高的城市交通干线延伸，这些干线构成了城市的发展轴^[50]。而朱炜援引了世界范围内几个典型城市，研究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并指出在中国的国情下TOD发展模式有助于建立适合公交发展的城市结构布局和空间形态，解决现代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交通、环境、生态等各种问题^[51]。与此同时，随着国内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轨道交通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官莹等人从轨道交通线网、轨道交通站点与空间形态、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轴、轨道交通与市域中心等四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轨道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影响^[52]。他们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城市公路路网的研究角度，从代表城市未来主要交通形式的轨道交通这一角度去研究城市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影响。王玉萍等人提出了轨道交通网络中位点与城市重心的吻合度、轨道交通网络分形维度与城市分形维度的一致性指数、轨道交通与城市人口在方位上的相似度这三个量化指标，运用协调性模型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对城市形态的影响，这是城市交通对城市形态影响定量化研究的一个尝试^[53]。

2.2 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交通（公交、地铁以及BRT）对沿线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强度、范围与时间等方面不尽相同。穆恩（Moon）以旧金山湾区的捷运系统和华盛顿地铁为例，研究了站点对其周围商住用地的发展贡献，研究表明站点对商业用地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促使CBD区域的人口向外迁移扩散^[54]。然而塞韦罗等人根据旧金山湾区的捷运系统20年以来的运营情况，发现该系统并未给沿线的土地利用造成明显的改变，他们认为站点附近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与站点周边土地混合度、土地距离轨道线的距离以及站点周边土地开发程度相关^[55]；除了上述针对轨道交通的研究外，他们还以首尔的BRT为例，研究了以站点为中心向外延展的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的特点，指出站点周边500 m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格局更加紧凑^[56]。综上，城市交通系统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有固定运营线以及站点的地铁和BRT这些主要的交通方式上，这些线路及站点的建设显然会带动周边土地的利用和开发，进而改变其附近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

国内城市地理领域的学者，如中山大学的闫小培、毛蒋兴等人以广州市为例，针对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大容量道路网系统对其沿途的土地类型具有较显著的空间分异和吸引效应，对公共设施、居住用地的吸引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而对工业用地则产生排斥^[57]。他们的研究深入到轨道交通对具体不同类型土地的影响，对城市规划中的产业布局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李泳提出城市交通运输建设通过改变不同区位的可达性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结构^[58]。王春才持相同观点并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城市交通影响居民及企业的选址，城市交通影响土地利用的性质，城市交通影响土地利用的强度^[17]。

2.3 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利用价格的影响

对于交通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研究，贝瓦尔德（Baerwald）讨论了交通可达性对住宅开发的影响，指出交通可达性是住宅开发的关键因素，那些不具备公路通道的地块由于缺乏价格竞争力，没有开发的可能性^[9]。此后，更多学者运用数学模型针对交通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做了研究，结果显示不仅在城市尺度交通条件引起的可达性的改善会使得城市区域内的土地升值，对交通沿线附近的土地价格的改变更为明显。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ing Model）作为一种典型的定量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这方面的研究，如金光直（Kim）、帕克（Park）和权永俊（Kweon）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对城市区域内高速公路的噪音对于土地价值的影响做了研究，结果表明高速路的噪音增加1.3%就会造成土地价格下降1.5%^[59]。德布雷蔡恩（Debrezion）等人也运用特征价格模型，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恩斯赫德三个城市为案例，从铁路站点远近、火车服务提供频度、与铁路线距离三方面探讨了铁路对其沿线房价的影响，结果显示：铁路站点附近住宅价格平均比15 km以外区域住宅高出25%；火车频度增倍会导致站点周边地区房价提高3.5%，较远处提高1.3%，整体提高2.5%；铁路沿线房价或许由于噪音价格会降低^[60]。塞韦罗和康昌德（Kang）以韩国首尔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水平模型（Multilevel Models）针对其BRT系统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做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为城市的地价溢价效应提供更大的可能性^[56]。

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潮的推动下，国内学者更关注轨道交通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无论在实证研究还是在理论模型上都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何宁和顾保南修正了日本研究者青木（Aoki）的轨道交通出行成本与沿线土地价值的定量关系式，并针对上海的实际情况对有关参数进行了标定^[61]。轨道交通对地价的影响最终可以反映到房价上来，谷一桢等人采用特征价格模型测算分析了北京13号线开工前后沿线的住宅价格和土地开发强度，并进行了对比分析，验证了轨道交通的建设对沿线房价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他们还指出轨道交通对郊区住宅价格的影响要大于城市中心区^[62]。冯长春等人则运用统计学方法建立模型对北京市地铁5号线周边的商品住宅项目销售价格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随着距轨道交通线距离的增加，住宅价格呈指数衰减，距离在2 km以上，对住宅价格影响不显著^[63]。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高铁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铁站点及线路对周边土地利用的影响^{[64, 65, 66]}。

2.4 方法论研究

斯蒂尔（Still）归纳了研究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影响的七种主要方法，分别为：规划师个人评价法、非正式专家小组决策法、正式专家小组决策法（即专家打分法或者德尔菲法）、量化评估框架法、简单建模法、复杂模型法、经济构架分析法^[67]。斯蒂尔以英国爱丁堡为研究对象，运用基于简单数据的土地利用模型法（LUCI: Land Use Change Indicator Model）、动态土地利用/交通模型法（DELTA/START: Development,Employment,Location,Transition and Area quality/Strategic and Regional Transport model）和德尔菲法对该地区的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做了评估，并对三种方法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综合模型法更适合规划者用来评估城市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68]。

3 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相互关系的模型研究

同时考虑土地利用与交通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方向，国内外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在这里，作者认为简单地定性描述二者相互作用的形式与过程难有现实指导意义，故在二者关系模型中选取实用性较强的土地利用和交通一体化模型和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二者协调性评价的研究。前者以国外学者为代表，后者则以国内学者为代表。

3.1 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模型

对两者关系的模型模拟一直是定量研究两者相互作用的有力工具。国外学者通过多种方法建立了许多关系模型，并在规划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实证模型方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便采用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一体化模型来协调、整合和模拟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和城市发展，至21世纪初国外在该方面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早期的劳瑞模型是经典的综合性交通与土地利用模型，它开创了土地使用与交通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此后帕特曼（Putman）等人以劳瑞模型为基础开发了非集聚的居民分配模型（DRAM: Disaggregate Residential Allocation Model）和就业分配模型（EMPAL: Employment Allocation Model）^{[23, 69]}。以数学规划为基础的金的芝加哥区域模型和普拉斯塔科（Prastaco）的土地使用优化系统模型（POLUS: Pattern of Optimization of Land Use System）也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各城市城市规划过程中^[70]。而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包括ME-PLANning模型^①、交通与土地利用模型（TRANUS: Transporte y Uso del Suelo）^②和DELTA模型，也同样被广泛应用^{[21, 22]}。此外，随着元胞自动机（CA: Cellular Automata）模型的普及，发展起了以城市生长模型（如SLEUTH: Slope-Land use-Excluded-Urban-Transportation-Hill shade）和土地利用转变及其影响模型（如CLUE-S: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为代表的土地利用交通一体化模型^{[71, 72]}。还有分别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竞租函数方法^{[73, 74]}以及基于微观模拟分析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75]。现阶段国外主要的几种模型及其特点如表 1所示。

表 1(Table 1)

表 1 国外主要的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模型 理论方法 性质与特点 代表性模型 优点 局限性 劳瑞模型 模拟城市居民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区位，定量表达土地利用间的相互作用 DRAM/EMPA、LUTRIM、LILT、HLFM、ITLUP 容易获取数据，能够融合各种区位选择的约束条件，模型易矫正 假设研究对象地域与外界不存在人员流动，基于纯统计模型，缺乏经济原理及市场竞争机制；考虑集聚行为，不易校正，政策分析不敏感 基于数学规划的方法 按特定衡量指标来寻找最优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方案 KIM、POLUS 模型目标明确，能够有效优化土地利用策略和交通发展政策 模型约束条件过程简单，很难准确描述时空高度复杂的土地利用变化和交通的相互作用 基于投入产出的方法 通过计算机模拟，建立输入输出变量关系模型 MEPLAN、TRANUS、DELTA、PECAS 能够从空间角度描述土地利用的变化，时序性较强 需大量基础数据、标定时间过长、过程复杂、过于依赖基年数据，只能横向进行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竞租函数方法 模拟决策者对不同区域土地的租赁或出售行为，以此为依据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内在联系 LUTE、METROSIM、KIM、MUSSA、RURBAN、STASA 对各种政策制定的模拟，为城市土地利用政策的最终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交通仅作为决策者预算的一个约束条件，未建立明确的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反馈关系 基于微观模拟分析的方法 从微观的角度模拟土地利用与交通决策主体的行为，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实现 MASTER、URBANSIM、IRPUD、HUDS、MUSSA、NBER 能够有效描述土地利用与交通决策中微观个体的行为 必须做出个体决策过程的假设、错误不容易识别、关键是参与者的非聚集化提高了计算成本 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方法 将土地利用划分为方格栅格元胞，根据转换规则定义元胞状态转换规则 SLEUTH模型和CLUE-S模型 土地划分为栅格，能够更精确直观地描述土地利用的变化 单一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很难反映人口变化、政策和经济对土地利用、交通变化的影响

表 1 国外主要的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模型

3.2 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性评价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宏观上的定性分析，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尝试从空间布局上以及交通规划角度探讨两者的关系，并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协调性。目前对于两者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有：（1）基于协同学理论，采用序参量来评价两者的协调程度^[76]；（2）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来研究两者的协调程度^[77]；（3）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使用相对效率值描述系统的投入产出效应的评价方法^[15]；（4）基于模糊数学和层次分析法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方法^[78]；（5）利用耦合度理论来表征交通与城市化的协调度^[79]。此外，有的学者还基于以上几种方法的综合，分析不同方法的局限性和优势对协调性模型进行了优化。罗铭、陈艳艳等人就基于系统论的复合系统理论，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模糊数学的隶属度概念，构建了交通—土地利用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并以北京市作为实例进行了实证研究^[80]。张晓东等人则构建了城市交通承载力理论与评价模型来测度土地使用与交通协调程度，并基于北京市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81]。

以上协调度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对协调度进行评价，只是采取的数学模型方法有差异而已，实际上指标体系仍然是核心内容，不同的数学方法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前面的研究做了优化。几个典型的协调度相关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如表 2。

表 2(Table 2)

表 2 典型的协调度模型的指标体系 土地利用指标 城市交通指标 距离协调度模型 土地利用密度（人口密度）、土地利用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土地利用布局（土地利用混合度指数，均衡度指数，优势度指数） 道路网络长度、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交通运输工具的数量 DEA模型 平均人口密度、交通用地面积、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比 公交客运量、公交承担率、常规公交运营里程、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人均出行距离 序参量评价模型 土地利用面积、土地利用密度、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 人均道路面积、交通设施投资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机动车拥有量 Fuzzy-AHP模型 土地利用规模（居住用地面积）、土地利用密度（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土地利用布局（多样化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道路用地面积、轨道线路长度、高峰时段公共交通比例、机动车拥有量

表 2 典型的协调度模型的指标体系

4 研究小结与展望

综上，笔者从城市土地利用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城市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相互关系模型这三个维度，分别追踪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相互作用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前面两个维度（即二者分别对对方的影响）为第三个维度（即二者间相互关系模型）提供基础；而第三个维度是前面两个维度的整合和提升；三个维度相结合，试图较为清晰全面地反映这种相互关系的本质、特征和机理。

4.1 国内外研究的对比小结

通过对比国内外关于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从城市土地利用对城市交通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城市土地开发密度对于交通的影响，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交通的影响两个方面。就城市土地开发密度而言，国内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居住用地的密度对交通的影响：交通的生成需要以人的活动为前提，居住密度的增加相应地会带来人口密度的增加，进而影响到居民出行量的生成。同时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高密度开发可以减少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而就土地利用模式来说，国外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混合土地利用模式对交通出行的影响，研究尺度偏小，多以社区为研究单元，以社区内的居民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如何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来改善居民的交通出行。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研究的层面更为宏观，多以城市为研究单元，围绕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展开研究，着眼于如何改善或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主要包括三方面：城市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等。国外关于城市交通对城市形态影响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交通技术和方式的变化如何影响城市形态。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实证考察城市的交通干线（轨道线、公交线路等）对于城市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这与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城市扩张的特征相吻合。关于城市交通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方面，国内外研究趋势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较早的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分析城市交通的改善带来的可达性的提高对城市层面的土地空间布局或土地利用结构造成的影响；随着轨道交通的兴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轨道交通线以及站点对沿线土地利用结构带来的影响，并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围绕轨道交通线和站点的分布特征。而针对城市交通建设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研究，国外的研究基本涵盖了铁路线、公交线路及其站点、地铁线以及BRT等各类交通线对沿线地价及相应房价的影响作用。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热点更集中于地铁线及其站点对沿线和站点周围区域的房价的影响，同时国内高铁的快速发展也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两者一体化模型和协调性的研究是二者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该领域的模型研究的侧重点可以发现，国外在两者一体化模型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在该领域有较丰富和严谨的理论体系，并开发出一系列应用模型，这些模型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在应用过程中也不断纳入城市发展要素，并被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依据。国外的一体化模型强调的是将此类模型作为规划的手段和工具，是一种预测性、实用性的应用模型，目的在于通过该模型真正模拟计算出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之间的数量关系。与此对应，国内在具体的一体化模型的开发方面较为滞后，国内学者更偏向于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性评价研究上，通过借助协同学、系统论、动力学等相关研究方法及模型测度二者的协调性，进而评价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和谐发展情况，为进一步城市规划工作提供参考意见。本质上，国内的协调性评价模型着眼于对现状的评价，这种评价一定是基于已有数据的指标体系进行的，评价结果反映了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可以为政府协调城市交通和城市土地利用提供指导性建议。

4.2 研究展望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交通和城市土地利用问题逐渐凸显，城市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两者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综合考察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近几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了新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居民日常行为模式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研究。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通过微观行为调查，注重人的心理和行为过程，运用微观模拟及概率原理，揭示居民日常出行模式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关系将会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从微观层面切入，将多智能体模型与元胞自动机模型结合，可构建基于微观行为的时空动态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模型，进而灵活地描述决策者的个体行为，明显提高交通运输系统效率，减少交通系统费用^[82]。国外有学者甚至对居民的微观出行行为与城市形态的关系做了研究^[83]，且运用城市仿真模型（Urban Sim）对城市的发展和区位选择做了基于居民行为的微观层面模型^[84]。

（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相互作用研究已被证明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和可行性。GIS平台可以集成描述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相互作用的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同时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模拟城市发展形态，并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找到合适的城市发展方案。通过将Arc GIS Engine 9.2组件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并与数据包络分析法结合，可以建立基于GIS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评价系统^[85]。而神经网络模型与GIS的结合，也可用于建立新的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从而预测土地利用的变化^[86]。

（3）环境与能源问题逐渐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构建土地、交通、能源、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87, 88]}。模型可以假设未来城市土地利用形态和空间分布，以及交通需求分布的情况，预测能源消耗和排放趋势，评估环境状况，为改善空气质量，治理交通环境，制定先进的城市规划以及相应的排放控制和削减政策，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可靠依据。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新方向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TOD策略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的结合。如何促进TOD发展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土地集约型的精明增长，同时借助TOD的发展有效地将土地利用与交通结合，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

注：文中表格均为作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