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 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在全球城市的传统研究中, 经济、科技和政治影响力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但近20年来, 这些历史进程背后的社会文化条件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以巴黎为例, 探讨其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历史文化资源), 通过积极的文化战略跻身全球城市网络。全文分三部分: 巴黎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独特地位; 法国语境下“全球城市”概念的建立; 以增强全球竞争力为目标的巴黎文化政策。

巴黎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①, 也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根据2012年GaWC综合排名, 巴黎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紧随伦敦、纽约和香港, 列第四位。经济方面, 巴黎以5 330亿欧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在全球城市第7位。拥有夏尔·戴高乐(CDG)和ORLY (奥利)两个国际空港和8 700万客运量, 是世界第七大交通与物流中心。世界百强跨国企业中有10家企业总部落户巴黎, 仅次于纽约(2005年数据), 500强跨国企业总部中, 巴黎占39席, 仅次于东京(2004数据)^[2]。

与经济的出色表现相比, 巴黎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文化影响力更加显著。在知识生产和信息流通方面, 巴黎拥有17所国际知名大学, 350所高等教育机构和全国59%的研究人员, 每年出版书籍74 700余册。在阅读文化、表演艺术、影视作品的生产和推广以及艺术院校数量等方面巴黎也遥遥领先^②[3]。根据2013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Global Power City), 在衡量城市文化影响力的两个核心指标——“艺术家评价”和“文化交流指数”^③方面, 巴黎更是分别位列全球城市第一和第三^[4]9-10。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国际会展与旅游业, 国际会议协会(ICCA: International Congress & Convention Association)的统计显示, 巴黎以每年174场大型国际会议列全球第2位(仅次于维也纳), 年接待3 700万的游客和8 200万参观者, 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5]。

从指标来看, 巴黎在金融储备、地区GDP产值、股票市场、市场资本化、跨国公司总部等方面较伦敦、纽约、东京稍逊一筹, 但在国际组织、科研与文化设施、历史遗产与宗教、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方面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优势明显。巴黎的这种独特性首先与其城市历史和资源禀赋有关。自公元前52年罗马征服高卢, 到公元四世纪西岱岛(Île de laCité)上第一个宫殿出现, 再到如今1 2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 巴黎历经了革命、工业化和旧城改造的冲击, 但幸运的是, 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未遭受严重破坏。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主义等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文人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可以说, 拥有两千年城建史的巴黎是一座巨大的、蕴藏丰富艺术价值的人文城市。其次, 巴黎在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还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长期推行的文化政策: 一方面, 政府通过财政、税收、产业、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对法国文化的精华进行有计划的保护和推广; 另一方面, 政府对文化资源的物质载体(遗产空间)制定了保护与开发并重的策略。二战后的历届巴黎政府秉承“在城市上建造城市”的原则, 对纪念物建筑和历史街区实施严格的保护制度, 并积极探索历史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通过改造, 大量老建筑和历史街区继续为现代化的、高品质的商业、办公和居住功能提供空间资源——后者成为巴黎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支撑。

在介绍巴黎的文化政策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法国是如何看待全球化现象的, 特别是“全球城市”的概念是如何在法国语境下建立起来的, 这对于理解巴黎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至关重要。

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外来语, 拉丁语系(欧洲与南美洲地区)则更多的使用“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一词^④。带有“全球”含义的法语词汇“mondial”最早出现在1904年, 动词mondialiser (使具有世界性, 特指财产、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的国际流动性增强)1928年正式进入字典^[6]。而真正将“全球化”纳入学术讨论始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 “经济世界”(economie-monde)的概念, 这是一个描述世界文明演进的理论模型。布罗代尔认为, “经济世界”具有三方面特征: 首先, 经济活动中人、物资和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流通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 这个空间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内涵。其次, 经济世界是有等级的, 核心是一个或多个起支配作用的城市, 称之为“世界城市”(ville-monde)或“超级城市”(superville)。核心的外部依次分布有中央(centre)—外围(peripherie)—边缘(marge)三级区域。外围和边缘地区的城市数量最多, 但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却处于从属地位。最后, 经济世界的格局是发展变化的。古希腊的雅典, 罗马时期的罗马城, 12、13世纪的伊斯兰世界, 14-17世纪的明朝中国以及19世纪的大英帝国都曾经是经济世界的核心, 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7]。

布罗代尔的开创性工作为法语区的全球化研究建立了多元理论框架。文化学者认为1930年代以来波普文化的兴起、广播电视等新技术的应用以及英语的国际化是美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的主要原因^[8]。政治学学者发现, 随着商业金融跨国交易日趋频繁, 资本主义已经突破国界,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传统的政治工具(税收、法律等)在全球语境下正在失去效率, 国家权力也在受到新型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组织的挑战(如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9]。地理学家认为“城市”和“区域”在全球网络中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 “城市—区域”同时存在着“协同化—碎片化”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过程^[10]。社会学则把传统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来审视: 个体/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化过程^[11]、跨国移民^[12]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新形态^[13]等。在全球化研究中, 经济学家的工作更加引人注目。1990年代以来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和网络技术推广, 加上1996年萨森(Sassen)《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法译本出版, 英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开始在法语区流行。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意识到, 跨国公司和全球城市将生产—消费活动向全球分散的同时, 也在通过对资本、市场、劳动力的控制, 继续实现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大量新型城市的出现(香港、新加坡、深圳等)显示出资本与市场成为城市崛起的主导性力量^{[14, 15]}。

然而, 在法国学术界, 全球化概念的出现一直伴随着对它的质疑。历史学家发现, 所谓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事件, 统计数据显示, 1990年代以来的欧洲范围内的商业、金融和移民的流动程度并不比一百年前高^[16]。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跨国企业和全球城市替代国家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现象也并不真实^[17]。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一直对资本主义新形式下的不平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认为全球城市只不过是把职业和收入的不平等从原来的城市内部扩大到了地区和国家之间^{[18, 19]}。更重要的是, 对于过于依赖经济维度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分析视角, 法国学者提出了批评, 认为全球化不能简化为金融、资本和技术等经济过程, 它应该包含历史、文化、社会等更为宽广的人文领域, 研究有必要回到布罗代尔所建构的“世界城市”概念中去^[20]。换言之, 法国学界虽然承认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他们坚信, 全球城市无法摆脱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反, 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是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资源。“世界化/全球化”是复数概念——每个国家、地区和城市都有根植于本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它们通往全球化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⑤。

作为文化大国的首都, 巴黎的文化政策一直受到中央(国家)和地方(城市)的双重影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 自1959年文化部成立以来, 法国历届政府都遵循戴高乐将军“让最大多数的法国人能接触全人类、首先是法国的文化精华”的文化政策。这包含了文化民主和文化自主两层含义。所谓文化民主, 指文化是每个公民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 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权力都不能对其进行垄断。国家通过文化资源分散化、博物馆减免票制度、加强艺术教育和取消入学附加条件、对艺术和文化产业进行资金扶持、鼓励民间和私人团体的文化活动等手段, 保证更多的市民进入文化领域。而文化自主则指国家在战略层面维护本国文化的独立性, 推广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 来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这实质上也是文化民主在国际社会的推广”^[22]。在这样的背景下, 法国在1993年世界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率先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 强调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 反对将其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范畴, 并主张由国家介入来支持民族文化的创造和生产, 保护本国文化独立性。200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上, 法国又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文化多样性”诉求, 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来抵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标准化”威胁。这一提议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广泛回应, 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文化的国际法。可以说, “既积极参与全球竞争, 又充分尊重地方历史文化”是巴黎文化政策的要义, 也是理解巴黎全球城市战略的关键。

从城市的角度看, 自2001年以来, 巴黎市政府每年发布《文化政策》作为文化行动纲领,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全球文化与创意之都“的建设目标。2011年确立了”“活力、民主和空间”三大战略(表 1)。经过10年的建设, 市政府清晰的意识到: 实现国家战略(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是保护和利用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后者才是巴黎独一无二的资源, 也是区别于其他全球城市最重要的特征。

表 1(Table 1)

表 1 《巴黎文化政策》（Politique culturelle de la ville de Paris）行动战略 加强巴黎的文化活力 -支持一切形式的艺术活动 -帮助公众阅读/参与文化活动 -影视艺术之都 -公立博物馆和文化机构改革 让所有人都能进入文化资源 -青年人的文化培训计划；资助残疾人进入文化 -价格（门票）改革 -数字化与文化民主 -支持业余艺术家计划 艺术与文化活动更好地嵌入城市空间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价值提升） -文化作为城市核心功能 -地区间平等分配文化资源 -巴黎文化创意空间的培育 -道路/河道空间争夺：将公共空间还给文化艺术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23]

表 1 《巴黎文化政策》（Politique culturelle de la ville de Paris）行动战略

文化政策的三大战略分别从三方面为巴黎参与全球城市竞争提供支撑。

第一, 加强文化活力推动了巴黎文化产业的转型。传统工艺和奢侈品历来是巴黎引以为荣的产业, 也是城市悠久历史的一部分, 包括高级成衣、香水、家具、化妆品、皮革、葡萄酒、美食等行业。这些知名品牌既有高附加值的经济特性, 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属于法国传统的文化产业。然而, 面对全球城市竞争, 巴黎市政府意识到必须拓展文化产业中新的优势领域。从2001年开始, 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从预算中拨专款资助各类文化团体和建设各类文化场所, 加大对视觉、音乐、表演艺术、出版、印刷等文化领域的支持, 鼓励全新的艺术创造。2013年文化领域的投入已占到法国地方预算的45%, 而巴黎的这一比例更高^[24]。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2011年全法文化产业(11个子门类)产值达到746亿欧元(占全国总财富2.8%), 提供120万就业岗位(占全国就业岗位5%), 到2012年, 这一数字达到1 045亿欧元, 占全国总财富的3.2%, 占欧盟28国文化产业总值5 359亿欧元的1/5^[25]。而巴黎集中了全国文化产业岗位的45%, 占巴黎总人口3.5%, 高达全国水平(0.7%)的5倍。特别是在设计业, 巴黎聚集了全国55%的设计公司, 提供了全国76%创意设计工作岗位^[1]40-41。毫无疑问, 优质的文化产品背后是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激励创造的文化环境。

第二, 降低进入文化资源的门槛。“让所有人都能进入文化资源”有助于提高全民素质, 刺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更重要的是, 对于巴黎这样一座移民城市^⑥, “文化民主”政策的受益者首先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移民, 文化资源的开放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同时, 这些移民群体往往是移出地区文化的继承者, 在享受巴黎文化的同时, 他们也为巴黎提供着多元文化^⑦, 城市宽容度也得到极大提升——而后者正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的重要条件。数据显示, 巴黎多元的文化氛围和低成本的文化消费吸引了大量国际留学生和青年艺术家, 他们与本国的文化精英一起成为未来城市创意阶层最重要的储备力量。正是这个原因, 巴黎文化政策始终坚持通过文化产品数字化和门票优惠等政策为年轻人和业余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⑧。

第三, 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让城市空间更有魅力, 也更具吸引力。历史与文化需要物质空间来承载, 法国历来重视遗产空间的保护, 从1887年历史纪念物(monumenthistorique)到1930年的景观地(site), 到1962年保护区(secteur sauvegarde), 再到1979年建筑城市景观遗产保护区(ZPPAUP: Zone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et Paysager), 法国对遗产空间的认识逐步丰富, 保护体系也逐渐完备。在巴黎市区, 75%的建筑建于1914年前, 85%的建筑建于1975年前, 受到保护的古建筑有3 816座, 法定保护区的面积达到全市用地的90%^{[27, 28, 29]}; 在大巴黎地区, 城市建成区也被各类保护区覆盖, 且覆盖面积仍在扩大。保护区的扩大意味着对历史建筑维修投入的增加, 巴黎市政府在2009-2014年间, 仅宗教建筑维修(96处)就投入4 800万欧元, 2010年全市40个维修工地同时开工——这对于建筑市场持续低迷的欧洲国家来说, 投入不可谓不大^[23]27。

如何对这些遗产空间进行开发利用?十年的文化行动已经给出了答案。

首先, 从概念上把遗产的性质从“保护对象”扩展到“地方资源”。这主要体现在2010年实施了30年的“建筑城市景观遗产保护区”制度被新的保护法“建筑与遗产价值提升区”(AVAP: Aires de Valorisation de l'Architecture et duPatrimoine)所替代。后者强调, 遗产保护不是静态的, 而应当放在居民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等更大的城市框架内思考, 特别要与地方规划(PLU: Plan Local d'Urbanisme)相协调。保护不是目的, 只有把遗产作为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它的价值才能被真正的释放。经过5年的尝试, 巴黎已经在这方面获得了初步成果^⑨。

其次, 如果遗产是一种资源, 那么地方政府和民间社团就可以通过挖掘和利用遗产来推动市镇和社区发展——近年来的“大巴黎计划”中就不乏这种案例。例如巴黎东北部的庞坦(Pantin)地区, 过去曾是贫困人口聚居和治安不佳的问题街区, 但2000年以来, 通过对本地宗教、考古遗迹、社区历史、工业遗产的挖掘和整理, 庞坦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知名企业入驻, 并说服中心城区将教育、行政、文化、交通设施等优质资源疏散至该区。文化品质的提升让越来越多的青年艺术家和中产阶级选择庞坦作为工作和居住地, 这也成为“利用文化资源平衡地区发展”的经典案例。

最后, 巴黎文化政策还在城市设计层面提出建议: 一个有魅力的全球城市应该具有引人入胜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市政府一方面开展“争夺公共空间行动”——将废弃的、封闭的、或过度商业化的码头、铁路、车站、花园、街道进行整理, 重新向公众开放。另一方面, 为了培育城市创意空间, 市政府每年资助50位国外艺术家来巴黎进行交流和创作, 以极低租金为本国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近千套艺术工作室, 并成立艺术管理专业机构, 通过“公共艺术委托制度”邀请自由艺术家在巴黎街头进行创作——此举增加了城市街道的艺术氛围的同时, 也资助了不少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去年, 巴黎还针对全市遗产点和特色场所组织了名为“发现巴黎”的36条参观线路, 让游客通过不同主题多角度的认识巴黎^[23]29-31。艺术活动和公共空间(包括遗产空间)的结合为巴黎带来了大量的文化游客。根据2010年统计, 全法的文化旅游业占全国GDP的20%, 而巴黎又占全国的20%。巴黎以3 700万的游客成为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地, 每年的游客数是巴黎居民的12倍(纽约为5倍)。在这些游客中, 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占到总游客数的85%(2013年数据), 他们的旅游目的地绝大多数是列入文化遗产保护清单的历史街区与保护建筑。全法25个国际游客最常光顾景点中前6名全部在巴黎, 而且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凯旋门等)。在巴黎市区, 文化旅游带来的相关就业岗位就占到全市就业总量的12%^[26]。可以说文化旅游是巴黎重要的支柱产业, 同时也是巴黎进入全球城市的独特通路。

彼得·霍尔(Peter Hall)指出, 全球城市发展经历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三阶段, 在后两个阶段中, 文化因素的效果将愈发明显^[30]。这个判断对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巴黎的全球城市战略至少在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首先, 全球城市没有统一的模式, 各种排名总有偏好, 没有一座全球城市能在所有指标上领先。战略重点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地方优势资源, 找到属于自己的全球城市“通路”。其次, 历史文化是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资源。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领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也为培育城市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时, 对于移民城市来说, 多元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改善贫困社区经济和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手段。最后, 巴黎经验表明, 全球城市既是目标, 也是手段。城市一方面要动用优势资源参与全球竞争, 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 另一方面也借助全球城市战略, 对城市—区域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 为追求某种全球城市指标而违背地方发展客观规律的城市是不明智的, 相反, 地方发展与全球竞争是相辅相成的, 每个城市通往全球化的道路不应该也不会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