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 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显著变化, 呈现多级化趋势,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崛起^[1]。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的GDP增速位居全球之首, 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常态下的中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 城市社会的崛起可谓史无前例。在此背景下, 作为城市化的顶端形态, 中国的“全球城市”发展尤为引人关注^{[2, 3]}。

无论从国家层面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还是地方主导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中国的“全球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等都明确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与设计。事实上, 北京和上海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重要的参与者。据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教授及其研究团队(GaWC：Th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Group)的研究数据显示, 上海、北京等的“世界城市”等级序位已从2000年的第4档、全球第31位和第5档、全球第37位, 提升至2012年的第2档、全球第6位和第8位。因此, 从北京上海两地的发展的规模与实际来看, 中国已经具有建成“全球城市”的各方面条件^{[4, 5]}。

然而诸多研究显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5, 6, 7, 8, 9, 10]}, 因此, 如何有区别地借鉴传统全球城市发展的经验值得关注。以此为背景, 本文将以全球城市理论视角深度解析全球城市的特征和类型, 以香港作为案例分析其全球城市发展战略, 为上海的全球城市定位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著名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表明, 全球化已将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 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被急剧压缩^[11]。全球化进程释放了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动能, 在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的主导下, 推动了城市生活与消费模式的全面重组^{[12, 13, 14]}。1991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森(Saskia Sassen)在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等的“世界城市”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所谓“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根据生产性服务业来鉴别世界城市, 她把全球城市定义为：高度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15, 16]}。之后一系列学者对全球城市的定义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和补充^{[17, 18, 19]}。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全球城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界定标准, 但基于诸多学者对全球城市的特征、职能和形成过程演变的描述, 可以将其大致概括为七个方面(表 1)：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以世界百强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 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决策和控制中心；

(2)全球或区域的金融中心：具有中心枢纽地位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 成为各类跨国金融机构的重要集中地；

(3)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制造技术和制造业发展水平；

(4)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是文化创意的发源、传播和媒体聚焦的集中地；

(5)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拥有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旅游、会展集散地；

(6)精英人才的汇聚地：国内外优秀移民选择就业和居住的目的地；

(7)信息、通讯、交通枢纽：拥有国际枢纽型的大型港口和机场, 具有国际一流的信息设施与信息技术服务。

表 1(Table 1)

表 1 全球城市特征和种类 全球城市发展定位 中心城市 门户城市 全 球 城 市 发 展 策 略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 （2）全球或区域的金融中心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 （3）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 （4）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 支撑策略 支撑策略 （5）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 支撑策略 支撑策略 （6）精英人才的汇聚地 基础策略 基础策略 （7）信息、通讯、交通枢纽 基础策略 基础策略   资料来源：《未来 30 年世界城市体系及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及上海的地位与作用》课题研 究成果

表 1 全球城市特征和种类

其中发展较多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成为全球或区域的金融中心和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策略；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是城市发展的支撑策略；成为精英人才的汇聚地和信息、通讯、交通枢纽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策略。

事实上, 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形成和演变的机理存在两种观点, 即：全球中心城市产生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网络产生全球城市^{[20, 21, 22]}。我们称前者为中心城市, 后者为门户城市。萨森以政治地理学视角强调全球城市应该是高度集中化的经济控制中心^[23], 因此全球城市具有绝对的首位度, 例如东京。相反, 卡斯特基于他的“流动的空间”的概念, 认为世界是以网络化的方式组织一切的经济、生产活动^{[24, 25]}。经济网络联系的重要枢纽和节点通常会形成全球城市, 称之为“门户城市”, 例如纽约。由此可初步判断, 上海发展“中心城市”类型的全球城市并不存在优势。而泰勒等认为香港属于典型“门户城市”的全球城市类型, 因为香港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在城市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职能, 使得它成为连接中国市场的国际交通和经济贸易的枢纽^[20]。因此对于理解香港的全球主要城市发展策略对上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总体而言, 香港的发展战略是空间、经济和社会文化多维度战略的充分融合。“香港2030研究”的目标是是要制定一个发展框架, 使香港迈向更持续的发展, 同时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和全球城市的地位。图 1显示了这一策略的路径。为了提供明确的路标, 本文以分层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对该策略进行阐述, 包括方向、主题及措施。

图 1 策略结构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香港2030研究”规划策略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提供优质生活环境；二是提升经济竞争力；三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优质生活环境不仅包括社会和环境目标, 更有助于吸引和挽留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专才和技术人员。提升经济竞争力是指结合规划策略提供的发展框架, 配合香港的经济政策, 发展金融、商业、文化创意及旅游业和会展业, 令香港经济可持续并更稳健地增长, 成为更繁华之都。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 既是手段亦是目标, 包括提升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改善生活环境的质量, 巩固香港的世界交通枢纽位置, 促进更多的与内地交流和跨界活动。尽管香港实施的具体策略与前文总结的全球门户城市稍有不同, 但香港的规划策略的三个发展方向及具体的实施目的与之仍较为契合, 因此以下将从核心战略、支撑策略、基础策略三个方面具体解析。

香港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和亚洲首屈一指的股权融资市场。香港金融业独具特色, 拥有综合的金融机构及市场网络, 是维持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行业。政府一直积极寻找方法, 致力于改善相关“软件”, 例如拓展人民币业务范围, 促进市场开发, 提升金融市场及推广香港品牌等。商业服务也是香港主要经济动力之一, 促使香港进一步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金融、商业、贸易和运输中心。《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为香港的专业人士和服务供应者在内地提供了新的商机, 促进了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

同时, 香港也在努力增强所需的“硬件”, 不断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办公环境, 尤以商业金融中心区为代表。预计至2030年, 与就业相关的楼面面积总实际需求约为1 100万m², 其中商业中心区的甲级办公室占270万m²。香港政府采取综合集中发展和分散发展两种方案。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港范围寻找发展机会。此外, 还有西九龙、启德、鰂鱼涌三个办公组群(图 2)。香港政府还准备利用剩余未开发的办公用地以及空置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腾空目前政府办公室的空间或用地作甲级办公室, 来加强现有商业中心区的功能。此举不仅能提高业务效率, 也能为顶级公司和跨国企业提供其所追求的显赫地位。对于众多此类公司而言, 坐落于商业中心的核心地段, 坐拥地标性的优质办公楼宇至为重要。

图 2 商业中心区甲级办公区建议策略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文化创意产业泛指一些能依托创意而增值的产^①。文化及创意产业对增强经济基础、转型经济、培养创意人才和创造就业机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化创意产业类型众多, 不同用途对办公设施及基建支援的需求也不同。例如, 文化活动需要像“西九文化艺术区”的特殊表演场地。另一方面, 艺术和设计制作室分散于不同的土地用途, 例如商业住宅区和工业区。香港对不同使用者的独特需要进行调研分析, 并就其办公设施及基建需求做出相应的规划。

旅游业是促进香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旅游业对改善整体市场气氛、促进相关行业发展和就业都有良好效应。中国旅游政策的放宽令近年来港的内地游客数目剧增, 这加速了香港自金融风暴后的经济复苏。香港政府提出在空间规划第二条的轴线：从核心区西向往大屿山, 布置物流及主要旅游设施。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等多个旅游设施已投入服务。作为旅游业最基本的设施, 香港对酒店业并无做出特定区划, 而是容许它在多种地带内发展, 主要包括“商业”、“住宅”(甲类、乙类及戊类)、“康乐”及大部分“综合发展区”。为了争取新游客, 延长旅客逗留时间并鼓励多次到港旅游, 香港还拓宽了旅游体验范围, 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景点。通过加强新的旅游主题, 如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等, 使旅客有机会欣赏到香港独特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促进旅游业的长期发展。在畅旺的贸易环境下, 香港成为各类会议和展览活动的举办场地。香港提供了多项世界级的会议和展览设施, 进一步增强了举办大型活动的吸引力。会议和展览活动在促进贸易的同时, 也对旅游业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重整的过程将通过价值链上的不断攀升而持续, 增加了对高技能和高科技的投入以及高增值服务的需求。香港政府提出在新界北部开发适度规模的新发展区(图 3), 主要为综合房屋、就业、专业教育及高增值、无污染的特殊工业等不同用途提供土地；在空间规划(图 4)的第一条大约沿东铁线(East Rail Line)的南北向轴线, 布置社区形式房屋和教育及知识创造设施；第三条轴线位于新界北部靠近与深圳接壤的边界地区, 布置非集约科技及商业地带。

图 3 新发展区的概略位置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图 4 香港策略性概念发展规划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为了知识经济和世界级城市发展所需, 香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 包括“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随着人才输入计划的实施, 很多专业人士、学者和研究人员移民香港。其中, 高技能职位在金融服务、工商业支援和专业服务等主要行业甚为显著, 同时也包括贸易、物流及运输业。上述行业都是促进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行业。优秀人才改善了香港人力资源的素质, 还因为多值壮年, 有助于舒缓人口的老化速度并提高香港整体的生育水平。香港政府提出在新界预留土地发展专项教育设施, 吸引内地和国际学生以及专业人才。空间层面上, 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 香港政府还确保适时提供充足的土地和基建配套供房屋及社区设施的发展。香港政府认为完善的城市基建包括社区设施、休憩用地、有效而环保的能源供应及污水和废物处理系统等。住房用地建设兼有综合集中发展和分散发展两种方案, 在充分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现有的基础设施的同时, 加速部分新发展区的兴建。

香港作为国际物流枢纽, 主要依托于机场和港口。作为全球航空中心, 香港拥有世界最大的国际货物吞吐量。随着机场前往内地旅游车站和海天客运码头的启用, 香港国际机场已转变成为一个海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枢纽。与内地的社会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促使跨界旅客和车辆激增。《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香港与内地有关当局正合力改善过境设施(包括出入境、海关)及简化货物清关手续, 将大大提高边境管制站的效率。深港西部通道竣工和落马洲支线的落成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活动。珠江东岸的主要城市与葵涌货柜码头的运输时间可缩短两小时。此外, 广东省内外高速公路网络迅速扩张, 将可连接更偏远的地区。

综上所述, 香港的发展战略中, 物质空间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策略、长远与近期规划均体现出了有机结合的特点。以金融服务、商业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为主要代表的经济产业巩固了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对土地使用的严格控制使香港的城市经济和环境效益得到了平衡。产业集聚和宜人环境吸引了高素质人才不断涌入。香港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与内地的贸易合作, 更好地分享内地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以及广东、香港和澳门政府积极的政策推动, 大珠三角地区已逐步迈向一个多核心城市群的发展模式。香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如何充分利用城市群的优势, 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发挥自身独特的角色。

综上所述, 本文运用唐子来老师《未来30年世界城市体系及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及上海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框架, 通过深入了解全球城市的类型及特征, 试图揭示中国的全球城市未来发展定位和途径。以上海为例, 我们发现, 作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集聚地, 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长三角区域作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 上海发挥向外联结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但比较来看, 上海外向度很低、内向度较高。因此定位上海为中国的“门户城市”, 强调经济、文化、信息、贸易等交流的效益和效率, 将是上海迈向全球城市之列的主要途径。

另外, 我们发现依靠市场的门户城市, 同时需要政策和制度的支撑。香港的产业制度发展创新以及与内地的紧密联系等策略为上海提供了借鉴。而上海在政府和市场的制度创新关系方面表现较弱。上海正处于由工业化时期向以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阶段, 创新将成为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上海要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成为全球科技与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需要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服务化、低碳化、集聚化、融合化方向发展^[27]。结合香港的发展经验, 上海还要主动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加强第三产业布局的规划引导, 高度关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的商业布局和办公楼宇。上海当前面临两个机遇, 一是上海自贸区提供了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提供示范性PPP协作关系的机遇；二是利用上海的科技潜力, 建立开放的大数据体系, 共享城市数据, 构筑新型的城市管制。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条件下, 中国的全球城市需要特别重视自身生产和服务能力和水平, 需要有效地组织国内网络中的城市和腹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只有具备了国内、区域联系和服务职能, 才能吸引国际要素的涌入。以上海为例, 未来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主要节点, 实现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的交流汇聚、辐射和流通中心, 就应该借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 建设世界级的信息枢纽, 高度关注物联网的发展趋势, 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集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息机构和信息平台, 从而进一步巩固提升上海亚太地区门户枢纽的地位, 加强航空港对区域的辐射和服务能力, 增强航运中心资源要素的集聚和服务能力。此外, 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已呈现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上海需要周边地区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的区域空间发展格局, 并与周边城市共建区域城镇、交通、生态、产业一体化网络^[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