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 从而促使经济产业在全球空间上的变化：制造业等经济活动扩散, 而控制管理相对集中。全球城市的内部也表现出了空间重组的新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性质相同的城市功能在空间分布上区位更加集中;工作地点的外迁, 则促使居住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扩散^[1]。具体的城市空间结构表现为具有多个亚中心、分散化的制造业和更集中的服务业。随着19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城市更新与复兴作为空间重组的重要手段, 在提升全球城市竞争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更新本质是资本力量的整合和平衡, 资本的进出影响了现代城市的兴衰;科技发展是城市更新的基础, 但人文精神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 现代城市的更新可概括为对政府和资本力量的均衡以及对科技和人文力量的均衡^[2]。

作为全球城市的伦敦,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历经风雨沧桑, 几经蜕变, 始终屹立在全球城市的顶端。借助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契机, 针对困扰伦敦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 伦敦再一次领风气之先, 在城市更新与复兴方面进行了实践和探索, 这对于正在或即将开始全面更新的我国大城市而言, 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二战以后, 重建破败社区成为当时广大居民的迫切需求。在CIAM（现代建筑师协会）倡导的建筑要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思想下, 各胜利国政府纷纷出台了“高大上”的空间规划, 城市中心的老建筑被大量推倒, 取而代之以购物中心、高档宾馆和办公室等各种标榜为“国际式”的高楼。政府作为投资主体, 在更新过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推土机式的拆除重建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建成环境。

大规模拆建的粗鲁的城市改造方式破坏了邻里关系, 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尖锐批评。随着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带有福利色彩的社区更新, 具体表现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倾向：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从市郊回迁至城市中心区, 住所与低收入居民相邻。迁入的中产阶级家庭为居住地区新增了税收和投资, 改善了居住环境, 同时也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

西方国家受1970年代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下滑和全球经济调整影响, 经济遭受极大冲击。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城市开始衰落, 导致城市中心聚集着大量失业工人, 中产阶级纷纷搬出内城, 造成了内城的持续衰落。进入1980年代, 西方城市更新政策迅速变为市场导向的以地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旧城再开发。政府与私有部门深入合作是市场导向城市更新的显著特点,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标志性建筑及娱乐设施来促使中产阶级回归内城, 并刺激旧城经济增长。

公、私、社区三方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人本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开始加强。“自下而上”的更新机制被认为更具包容性。政府将多方伙伴关系中的社区能力构建（capacity building）和鼓励公众参与作为更新政策的新方向。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与可持续发展观相适应的多维更新目标的提出, 公众开始意识到城市物质、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改变需要社区中各部门的共同参与。

综上所述, 物质性规划的思想理论深刻影响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历程。到了后工业化时期, 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过度郊区化导致西方城市出现了旧城衰败、就业困难的社会经济问题。由此, 城市更新开始转型为目标多样化、保护历史环境和注重公众参与的社会改良和经济复兴。

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后, 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导向。政府通过更新与复兴, 一方面, 在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在文化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从而保障城市对全球商务和投资人持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 通过社会融入政策减轻因结构变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回顾其城市发展史, 伦敦成功地实现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并完成了从“工业之城”向“金融之都”、“创意之都”的华丽蜕变, 成为应对全球竞争的典范城市^[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伦敦的人口增长、经济低迷与生活品质追求产生矛盾, 使得伦敦在交通、生活和环境基础设施方面面临巨大考验。此外, 伦敦两极分化严重, 社会贫困问题严重。低素质人口就业难、低收入者住房难等一系列问题也亟待解决。基于此, 借助2012年举办伦敦奥运会的契机, 伦敦大力推进城市更新与复兴运动,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大大提升了伦敦作为全球城市的竞争力。

以发展总部经济、金融业、商业服务业为核心策略的伦敦经济发展战略对伦敦的城市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伦敦经济发展战略》（The Mayor's Economic Strategy 2010）^[4]中设定的目标1中提到：将伦敦提升为世界的商业首都及国际领先的学习和创造中心。伦敦作为全球城市, 在全球经济管理和经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最大的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之一。金融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为伦敦提供了相关业务的高级需求, 在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中占有重要地位, 还为集群内地方性企业的培育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伦敦的金融优势主要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金融机构、强力的科技支持、最优的人力资本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伦敦金融城为例, 其不仅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汇集金融机构, 更重要的是采取了集聚优势战略,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二是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伦敦经济发展战略》还提到：确保伦敦具有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伦敦对于国外商务的开放吸引了大量非英国公司的进驻, 是使其成为全球服务中心的关键因素。在过去20年中, 商业服务业主导了整个就业的增长, 为全球经济提供了一套多层次的专业服务。此外, 伦敦的旅游业及上文提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为伦敦城市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立足于城市复兴的目标, 大伦敦空间发展策略主要通过在住房、就业和交通等方面投入公共投资, 优先发展机遇性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以及复兴地区。2014年的规划战略列出了伦敦的重点发展区域：泰晤士河口区以及伦敦—斯坦斯特德—剑桥—彼得伯勒, 以及在更广的东南部地区占有重要作用的发展区域：伦敦—卢顿—贝德福德, 旺兹沃思—克里登—克劳利以及泰晤士河谷^[5]。

机遇性增长区域（图 1）覆盖了伦敦主要的棕地。大伦敦政府认为该类区域能够为居民提供新的住房、支持当地的商业发展, 并且通过改善地区的公共交通可达性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机遇性增长区域一般可容纳至少5 000个工作岗位或者2 500个新的家庭（或同时容纳这二者）。强化开发地区一般属于建成区, 其当前或潜在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较好, 且能够支持更高密度的再开发活动。强化开发地区也可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住房, 但低于机遇性增长区域可达到的水平。为了更好地实施开发策略, 大伦敦政府还编制了《机遇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规划框架》（Opportunity Area/Intensification Area Frameworks）^[6], 介绍了两类地区的主要特点, 阐释了构建规划框架的目的, 并在伦敦规划的次区域层面对各类地区加以标注。

图 1 机遇性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复兴地区的目标是改善当地存在的社会排斥现象, 降低贫困的空间集聚度。贫困现象和社会排斥问题一直困扰伦敦中心东部地区。伦敦市长认为解决伦敦地区的社会排斥问题, 需要制定地方特定的行动举措。因此, 伦敦空间发展战略中对全市的复合剥夺指数进行了全面评估（图 2）, 并基于此进行空间战略的制定。伦敦奥运会即是落后地区复兴的典型案例。

图 2 伦敦各地区剥夺指数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位于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作为伦敦发展最衰败滞后的地区之一, 是伦敦奥运会选址的主要集中地。伦敦奥运会申办目标明确提出奥运会要与伦敦东区的复兴目标相结合。伦敦奥运会在各项建设筹备过程中还全力推崇并实践“遗产”概念, 希望充分利用奥运设施和文化资源从根本上改变东伦敦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逐步缩小奥运会举办地与其他伦敦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具体来说, 奥运会选址主要有以下4方面因素：一是通过奥运公会基础设施投资, 将斯特拉特福德打造为全球性交通节点, 奥运会选址于此充分体现出其加强与全球层面联系的意图;二是鉴于举办地同附近的金丝雀码头金融区有良好的交通联系, 金融业从业者可优先享受奥运设施提供的休闲场所及良好环境, 以此促进金融业发展;三是借助开发东伦敦的战略契机, 鼓励私人投资开发废弃工业用地;四是通过奥运会场馆和配套建设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和住房数量。

伦敦东部地区在奥运会筹备举办过程中, 与英国政府、企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主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奥运会结束后, 奥运村成为当地居民的新居, 奥林匹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的最大福利, 结合新建的生活配套设施, 该地区将成为生态宜居型社区。奥运遗产还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发展。综上, 奥运会为伦敦东区在改善环境和基础设施、吸引投资和发展产业等方面的带来了全面复兴的机遇。

在空间战略方面, 伦敦市长还通过鼓励措施和制定倾斜政策来刺激对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私有投资。具体策略包括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分为中央活动区、内城和外城）、工业区位空间布局战略、城镇中心网络策略和对“外伦敦区域”副中心发展定位等。

文化战略在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激发城市活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伦敦市长文化战略》（Cultural Metropolis 2014）^[7]中的第五章节重点论述了伦敦文化战略与空间战略的关系（图 3）, 其中强调了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领域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尽管其表述与空间战略侧重不同, 但文化战略中的观点和政策仍与之高度契合。基于城市复兴的文化战略可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图 3 伦敦的文化战略区域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鉴于英国政府“一臂之距”的公共事务管理原则, 大伦敦政府自身并不是文化领域的一个主要拨款机构, 但它拥有一定数量可用于宣传伦敦文化活动项目的资金。伦敦文化领域的主要拨款机构有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及遗产彩票基金等。大伦敦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分为“引导”及“扶持”两种不同的策略^[8]：“引导”策略主要适用于能够丰富文化生活及提升伦敦形象地位的活动, 为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及确保活动在商业方面的可持续性, 政府鼓励争取私人和企业的赞助;“引导”策略主要适用于属于创业期、能够提供就业机会且有助于营造社区文化的产业项目。

伦敦各自治区政府是对当地文化活动投入资金最多的一方。各地政府提供的小型文化活动场所及服务吸引了更多伦敦人。此外, 伦敦郊区政府在室外空间、公园、地区音乐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多于中心城区。自1984年伦敦政府首创了为赞助企业提供政府配套资金的政策后, 伦敦文化艺术机构的资金来源有了极大拓展, 每年的私人捐赠及商业赞助额基本与公共拨款相当。秉承尊重历史和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原则, 大伦敦政府推动社会积极参与并持续加大文化投入力度,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大伦敦政府还积极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随着政策不断完善, 目前伦敦已具备了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伦敦作为全球的文化中心和创意中心, 具体体现为全球广告产业中心、全球电影制作中心和国际设计之都。文化产业为伦敦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市长极力主张进一步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支持和投资。

作为文化大都市, 伦敦的文化生活无法脱离社会环境（包括场馆、广场、公园和历史纪念物等）。伦敦认为历史性的建筑环境是一种资产而不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通过对老建筑加以保护和改造（图 4）、参照老建筑进行复制和规划等一系列更新方式形成了伦敦古老区域的重生与延续、复制与新旧建筑共存的独特城市文化内涵。市长在通过伦敦空间规划来保护历史性建筑和环境的基础上, 还通过“伦敦故事”和其他活动来保障伦敦遗产能够被多数人广泛理解、感知, 并以此为豪。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 伦敦也注重通过公共艺术及大型活动等让古老的城市空间重焕生机。“地铁中的艺术”、特拉法加广场“第四基座”等活动催生了近年来英国最具知名度、引发最多讨论的公共艺术作品, 地铁站、广场等独特的环境也为艺术作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展示背景, 彰显了伦敦的城市文化品位。

图 4 伦敦遗产空间分布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伦敦的文化品质主要取决于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品质和设计水平。市长在促进高质量的城市设计过程中认识到, 文化组织在编制策略、宣传规划流程和在私人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伦敦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充分融入城市经济发展, 切实改善伦敦街区风貌。鉴于衰落地区的破败与多元, 部分前卫艺术家自发地聚集于此, 在提升地区文化魅力的同时, 还吸引了崇尚与文化为邻的中产阶级, 带动了地区的服务业和地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内城的“绅士化”和城市复兴的过程^[9]。

保持和提升高质量的公共艺术品质, 吸引游客并提升伦敦活力, 也是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伦敦每年有200多个节庆活动, 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室外文化活动的机会, 充分体现了伦敦的文化活力及多样性。激动人心并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氛围提升了伦敦的国际声誉, 也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大伦敦政府还通过大型活动积极向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和魅力, 包括伦敦时装周、伦敦设计艺术节和奥运会等。此外, 针对提高青少年音乐素养、解决各自治区间文化资源分布不均、刺激社区文化发展等系列问题, 出台了具体的发展措施。通过现有活动加强政府与文化机构及学校间的联系,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从而为更多居民提供参与高水平文化活动机会的平台。

随着城市建设中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 我国大城市面临“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大城市更新的背景包括：一是集聚城市化与郊区化二元并存, 城市中心仍具有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综合吸引力^[10], 同时大量新的产业与居住空间在城市郊区扩张;二是受到全球化与经济利益的冲击, 城市更新中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 人们对所居住的城市丧失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空白导致社会阶层间的差距拉大;四是政府的趋利性与公民社会的缺乏。纵观伦敦的城市更新与复兴运动历程, 可以在以下三方面给予我们借鉴与启示。

城市更新与复兴具有深刻的社会与人文内涵, 忽视社区利益、缺乏人文关怀、离散社会脉络的更新不是真正意义的复兴^[10]。不单纯停留于物质环境改善与审美的角度, 提升城市内涵以促进城市空间的再利用、增强地区生机活力是决定城市更新与复兴的关键。此外, 城市更新还应该增加就业机会以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城市经济和财政水平等。地方发展必须与城市经济发展定位紧密结合, 在城市再生与复兴进程中, 需要通过再生与复兴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产业调整转型的大城市, 在城市产出、生产率提高和创新等方面都需要为城市在新的劳动分工体系下增加竞争力和持续投资吸引力。以伦敦为例, 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理临近效用和历史文化条件, 进行功能拓展以提升地区活力和促进城市内涵提升, 如国王十字地区;另一方面, 在巩固地方原有经济功能的基础上, 借助外力和世界经济发展机遇, 在全球视角下提升和扩展原有功能, 如伦敦金融城。

城市更新要在一个整体有序的城市总体发展框架之下开展。在中国, 大城市同时进行的大规模外延扩展和改造之间往往相互脱节, 导致了城市发展的重心不清晰明朗：大量投资涌入的新区缺乏活力;花大力气治理的旧城区更加拥挤混乱。大量的实践表明, 通过孤立的城市建设项目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总体复兴。大伦敦空间发展策略中的通过制定倾斜规划政策、提供鼓励措施来刺激私有投资和优先发展复兴地区即为对整体有序的空间开发战略的良好诠释。

城市更新与复兴的成功需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 包括开放透明的决策过程和协调合作的实施机制。城市更新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市场的公众。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 必须发挥积极、公平的主导作用, 而不是“趋利”。政府应在城市更新中起到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活力提升和创造就业机遇等主导作用。城市复兴的必要条件还包括强调社会公正和社区参与, 这有助于倾听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形成真正的公众参与机制。伦敦“公民社会”的重建改变了“自下而上”的传统政治思维方向, 拓展了研究城市发展的思维和视角。伦敦的城市复兴运动充分考虑了公民层面的参与互动, 开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政治思维指向。这些都对我国大城市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