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空间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空间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演进和拓展。1982 年美国社会学家雷· 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认为第三空间是除了家庭和工作地以外的非正式公共场所^[1]。第三空间概念的提出对西方城市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将公共空间的范围从城市实体产权空间拓展任何到能够进行社会活动和群体交往的实体空间乃至流动空间以及虚拟的“赛博”空间，对现有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真实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当前中国城市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均质的空间异质化，公共空间的诸多问题开始凸现，如私有化现象愈加严重、公共空间与城市的关系日渐松散等。对第三空间的概念、内涵与规划应对等方面的研究，对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乃至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第三空间的概念、内涵及其对城市空间研究的意义

1.1 概念与内涵

20 世纪70 年代，随着公园等传统公共领域的衰落，许多私有的购物中心成为美国公共生活的新容器。消费主义和体验经济所催生的私有的公共空间使得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此背景下，雷·奥尔登堡从城市及社会研究角度，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他将家和居住的地方称为“第一空间”，花大量时间工作的地方称为“第二空间”，而第三空间则是居住和工作地以外的非正式公共聚集场所，如街道、咖啡馆、酒吧、社区中心等等，其中聚集了自愿的、非正式的、期待聚会的常客。在提出第三空间概念的同时，他也对第三空间的特征进行了描述。他认为：（1）空间是中立的，所有人都受欢迎；（2）它是一个杠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参加；（3）其主要活动为谈话交流与信息共享；（4）具有较高的可达性，没有物理、政策或者货币壁垒；（5）它是“远离家的家”，具有一些常客；（6）环境温馨舒适，气氛融洽和谐。与传统公共空间相比，第三空间更加强调社交性^[2]。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公共空间项目”（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与雷奥尔登堡进行合作，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构成条件^[3]（图 1）。

图 1 第三空间构成条件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作者翻译整理

1.2 对城市空间研究的意义

在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相关定义中，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将公共空间视为不同社会生活的平台，强调人们在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另一种从政治学角度，将公共空间视为政治生活的平台^[4]。雷·奥尔登堡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具有混合功能的、促进良好社会交往、增强城市活力的新的空间形态概念。其空间范围从街道、广场、邻里公园拓展到所有能够满足人们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需求的空间，如商业中心、咖啡馆、酒吧等私有化的公共空间和车站、停车场等流动空间，甚至是依赖信息技术的“赛博”空间。对第三空间定义、内涵等方面的探讨对我国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1）提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概念，从城市与社会的角度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再定义，有助于盘活僵化的公共空间；（2）强调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交往场所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公共空间破碎化与社区隔离提出解决思路；（3）关注重点从实体空间转向虚实交融的“赛博空间”及流动空间，对信息时代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第三空间研究进展与关注重点

西方对第三空间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三大领域。社会学维度的研究对第三空间的社会意义给予了较多关注。第三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非正式的和自发的，人们在其中可以摆脱在家庭和工作地中扮演的父母、配偶、员工等正式的社会角色^[5]，而去选择扮演的非正式社会角色，寻求“精神补药”与社会支持^[6]。这样的空间是“城市中神奇的角落，在这里，城市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7]。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较高的可进入性，典型的第三空间是18 世纪英国伦敦只需一便士便可进入的咖啡馆，不同阶层与社会背景的人在这里了解新闻、褒贬时政、交流信息，咖啡馆被称为“便士大学”；经济学维度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三空间的建设运营机制、市场需求和供给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全球化与信息化对第三空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联合办公空间^[8]、企业孵化器^[9]、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10] 等创新空间在城市中的区位选择与空间效益；城市地理学维度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第三空间的空间布局与空间效应^[11]。吴俊杰（Junjie Wu）对城市开放空间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开放空间系统可以影响城市用地特征，如住宅开发的位置与密度以及城市开发用地的总体规模^[12]。

2.1 早期的第三空间研究（20 世纪60 年代以前）

早期的公共空间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不管是公元前8 世纪的古希腊进行政治集会的市政广场，还是中世纪以宗教活动为主的教堂或广场，其核心是体现政治权威与公共秩序。18 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将欧洲社会推入了工业文明时期，伴随资本主义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在咖啡馆、剧院、博物馆进行平等交往、公开讨论，这些市民公共空间是现代第三空间的雏形。早期的第三空间建设较为注重空间的视觉与审美，而将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至于次要地位。卡米罗· 西特（Sitte C）在《城市建设的艺术原则》中，赞美了中世纪和谐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提出了街道、广场与公共建筑物的视觉艺术准则，强调街道、广场、重要建筑物基于美学原则相互协调、组成有机的围护空间^[13]。

18 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呈现畸形发展。规划师们开始重视城市环境质量与空间中人的尺度和需要。佩里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提出了邻里单位理论，强调社区活动和邻里的亲和氛围。社区邻里中心提供包括日托中心、图书馆、成人教育和休闲设施等图 1 第三空间构成条件 服务，成为居民社会交往、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 ^[14]。另一方面，公众尤其是生活在内城的工人阶级对健康、游憩机会与自然的渴望促进了城市开放空间的建设。《雅典宪章》提出开放空间是“城市之肺”，坚持把城市开敞绿地的建设作为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

2.2 二战以后的第三空间研究（20 世纪60 年代—20 世纪末）

随着人文主义规划思想的发展，传统的理性主义规划思想被批判。第三空间思想更加关注空间特性、空间特征与使用人群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与行为习惯对空间的影响^[15]。一些学者批评公园日渐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常常损害正当使用者的利益。克莱尔· 库伯· 马库斯（Clair Cooper Mrcus）认为女性应当公平地享有公园资源^[16]，想要鼓励更多妇女使用公共公园，必须全面解决安全问题^[17]。马斯卡姆（HerbertMuschamp）要求在公园设计中提高协作水平，吸引景观设计师、环境学家、艺术家以及更多当地社区的人参与公园的设计中来，认为由此创造的公园才是真正与社区相关、具有社会包容性、影响力大的场所^[18]。这个时期的第三空间建设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公共空间向街道的回归，强调将街道视为交往空间。简· 雅克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提出，交往是大城市生活的灵魂，“如果城市间有意义的接触只存在于私下接触中，那这样的城市是将会失去它的效用，变得迟钝”。她唤醒人们重新认识街道的功能，认为街道不应仅是城市的交通通道，而应是联系人们日常交往的重要场所，是城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19]。杨· 盖尔（Gehl）呼吁建立高质量的户外交往空间，强调将城市视为聚会场所，并提出加强步行交通的积极策略^[20]。学者们倡导街道与城市用地功能的混合，呼吁将街道建设成为“城市的客厅”^[21]。

3 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空间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消费主义和体验经济催生出一种私有化的第三空间，如购物中心、咖啡馆、酒吧等。这些空间鼓励以闲逛、社交、娱乐休闲为主导的公共生活，使得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22]。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的影响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网络虚拟社交平台成为虚拟化的第三空间。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相互作用，形成虚实交融的流动空间^[23]。种种因素使得第三空间的内涵与外延发生转型。与传统第三空间相比，新兴的第三空间更加具有信息密集性、功能多样性、流动性、共享性与空间弹性。新时期的第三空间研究主要集中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实体第三空间的转型^[24]、创新型第三空间的产生以及网络第三空间与实体第三空间的交融与互动。

3.1 实体空间的转型

进入21 世纪，经济社会的转型增加了弹性工作者的数量，人们对空间的需求也逐渐升级。在此背景下，第三空间的功能越来越混合，其不仅要满足基本的社会交往功能，还要能够进行知识分享、商务会谈、网络线上线下活动、创新、创业等活动。以全球化、现代化的第三空间星巴克为例，其将自身定位为家庭和工作地以外的第三空间，除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社会互动的需求以外，星巴克还有SOHO 和商务的功能，已经成为半公开/ 半私有化的流动空间^[25]。在空间上，在城市的商业商务中心集聚分布的特征较为明显^[26]。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星巴克在中国吸引了大量以外国人、白领为主的消费群体。以广州为例，“符号化”消费心理驱动的星巴克消费空间的兴起，对传统的茶文化消费空间产生了一定冲击，带来广州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27]。

除此之外，知识与信息技术进步也带来了第三空间的革新。以图书馆为例，新的信息技术集成已经成为催化剂，将图书馆转化为更为重要的知识中心，并且是唯一一个集合传统知识资源和新的信息技术的场所^[28]。在其中不仅能获得纸质书籍资源，而且能够享受信息服务、网络技术培训，其作用已经超越了传统图书馆，成为用户协作学习和自创社区的多功能场所。此外，美国的图书馆还注重针对不同群体的交往空间的打造，如休息室、咖啡馆和室外长廊等。这样的新型图书馆具有更加广阔的社会意义，它提高了人们对信息、知识的可获得性，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促进了民主、平等和社会正义^[29]。在法律法规方面，对信息时代的图书馆也有了一些新的要求与政策支撑。《芬兰图书馆行动》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融资与运营保障，规定其必须具有提供信息服务、技术培训、知识共享、文化交流等功能。

3.2 网络型第三空间

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互联网的普及和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信息终端设备的广泛使用，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网络互动和社交平台，如国外的facebook、twitter 以及国内的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这些网络社交平台成为人们互相支持、建立身份认同和信任感的非正式公共场所，是信息时代的虚拟第三空间^[30]。史坦库勒（Constance A. Steinkuehler）从中心场所、活动等级、主要活动的谈话、可达性、固定的游戏者等方面，将多人在线网络游戏天堂（Lineage）与雷· 奥尔登堡所提出的第三空间的特点进行对比，认为天堂游戏平台属于第三空间^[31]。这些网络社区是人们失去社区后而建造的，其目的是试图重建衰落的实体社区^[32]。网络第三空间具有自己的优势，它打破了距离的限制，实现了交往零距离^[33]。然而，它与实体第三空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更不会取代实体第三空间，一些以网络线下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实体空间正在成为城市中虚实融合的流动空间节点。

3.3 创新型第三空间

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背景下，出现一些创新型第三空间，如联合办公空间、网吧、桌游吧等。这类第三空间的显著特征是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与信息密集性，并且具有实体第三空间与虚拟第三空间相互融合的特征^[34]。以联合办公空间为例，随着知识密集型工作与独立劳动力的增加，出现了为移动的、分散的、独立的个体或者小型公司提供的灵活的共享型工作空间^[35]。起初，人们集聚在类似咖啡馆一样的地方与对方一起工作，这种工作形式很快变得流行。这种共享工作空间提供一系列的好处，如远程办公的可能性、面对面交流、工作效率和创造性的提高^[36]。据统计，至2012 年11 月，全球已经2 072 个联合办公空间，其中美国所占比例最大。

与传统的办公空间相比，联合办公空间包含一些特殊内涵，它将人们对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社交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其不仅仅是共享的办公空间和书桌，而更像一个创意工作者俱乐部，这里可能聚集社会自由职业者、创业者、科技工作者、作家、设计师、建筑师等等。联合办公空间为他们提供和和传统工作空间不同的物理空间、服务设施、定期的交流活动。一些人将联合办公空间称为社会企业，是创造性的非物质生产的零散行业集合。作为一种功能复合的创新型第三空间，联合办公空间能够提高使用者的创造性和空间生产力^[37]。在空间建设方面，联合办公空间以多种形式出现，大部分选择城市中心、具有较高可达性的地区，它为特定的工作人群打开了新的窗口，并且对城市和社区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5]。

4 第三空间的研究趋势与规划应对

4.1 第三空间研究趋势

第三空间是西方空间研究中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其与公共空间、交往空间、流动空间等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在研究角度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视角，强调空间中的社会交往，而对空间属性如空间区位选择、空间集聚与扩散等方面关注不足。在研究方法方面，大部分研究仍处在定性描述的阶段，实证研究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大趋势：

第一，学者们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下第三空间的内涵与外延的转型给予了较多关注。首先，实体第三空间发生转型，空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信息密集性、共享性、空间弹性逐渐增强。其次，第三空间的内涵从单一的实体空间向虚实交融的流动型第三空间转变，成为智慧城市的节点空间。最后，第三空间本身在发生转型的同时，其中的社会空间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部分第三空间成为把握流动主导权的精英空间^[38]。这一方面在空间上引发了围绕城市中心区的极核式的城市空间拓展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公共空间破碎化、可达性降低、社区隔离等消极效应，出现了更多对第三空间的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探讨。

第二，国内外出现了较多对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第三空间建设的探讨。“城市营销”、“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消费主义导向的空间发展策略正在主导着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这一方面提供了更加开放与舒适的城市物质化境，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第三空间的尺度不当、环境之间相互隔离、符号化等问题，其公共性与可进入性正在降低。学者们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策略。还有一些学者以第三空间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空间组织模式^[39]。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中国城市第三空间的现状、问题与建设策略仍然会是研究主题之一。

第三，信息化背景下第三空间使用者行为特征及空间效应的研究成为城市研究中新的亮点。部分学者研究了服务性消费行为偏好和消费行为的空间特征^[40]。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对女性休闲活动特征与空间分布的研究也逐渐增多^[41]。除此之外，出现了基于网络日志、智能手机定位数据、活动日志的新兴的研究方法^[42]。总之，对个人时空间行为的研究正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重点，基于居民日常活动数据的智慧城市第三空间规划有望突破传统的规划。然而如何运用居民个体活动的大数据进行城市功能组织优化和第三空间的建设与管理，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4.2 规划策略应对

雷· 奥尔登堡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其核心价值是强调家庭和工作地以外的公共场所的可进入性、社会交往、信息密集性与功能多样性。在西方的城市规划中，对第三空间理念的运用逐渐增多。如在用地功能多样性方面，美国的分区规划中可以规定对地块进行混合土地开发。在空间的交往性方面，西方国家在开放空间规划中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考虑进来，且利用开放空间连接不同的城市用地功能。借鉴国外城市第三空间理念与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几点策略建议。

4.2.1 强调土地混合使用

西方“功能分区”思想是现代城市规划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其出发点是保证城市各项功能正常运行。国内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基本上是以功能分区为导向，采用单一的用途指导土地开发。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功能混合，单一化的土地使用模式带了设施浪费、通勤增加等负面效果。第三空间作为典型的混合功能的空间，大大增加了土地使用的混合性与弹性。其用途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存在关联与互动。这种混合的空间模式，在规划的各个层面可以进行优先考虑。具体到实践操作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体系，增强城乡用地分类标准的弹性，不断纳入新的用地类型，鼓励并规范混合功能的土地。

4.2.2 提升公共空间质与量

随着公共空间流动性的增强，部分公共空间被把握流动主导权的精英占领。精英空间带来了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的分异，均质的空间产生异质化，城市空间碎片化日益严重。针对这些问题，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应当引入第三空间的建设理念，提供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与异质性。一方面，公共空间规划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转向以全体民众利益为导向，考虑不同社会阶层对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另一方面，在规划编制层面，应当建立系统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成为未来城市空间拓展的结构骨架。

4.2.3 打造智慧城市战略节点

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智慧城市的建设如火如荼。现有对智慧城市的规划主要集中在智慧产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管理等方面，对智慧城市的空间建设方面的探讨还有待深入。随着工作方式的改变，不固定工作方式逐渐增加，固定工作场所逐渐衰减，办公、居住、第三空间等范畴已难以厘清。咖啡馆、联合办公空间等第三空间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因此在智慧城市规划过程中，要关注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空间预留，考虑建立流动场所的空间体系，提高智慧城市规划的空间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