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进入新世纪，伴随所谓“ 城市世纪”（Urban Age） 的到来，城市空间的拓展与城市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在此背景下，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联系成为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焦点，尤其以“ 后郊区化”（post-suburbanization） 问题最为突出。 无论是洛杉矶学派，还是新兴的“ 全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 理论，都将研究城市的视野指向郊区，视新的郊区发展为一场城市革命，郊区与城市的关系发生诸多新的变化。

此处，所谓“ 后郊区化” 有两层内涵。 其一，“ 后郊区化” 是区别于战后郊区化的郊区发展形态与机制。 伴随 1970 年代中期后福特主义经济结构转型，代表着中产阶级家庭追求田园生活的理想，以均质、 低密度和单一居住功能为特征的传统郊区空间正在向多元复合的格局转变。 城市化过程中的离心趋势越发明显，出现了“ 边缘城市”（edge cities） ^[1]、 “ 高技术郊区”（technoburbs） ^[2]、“ 总体规划社区”（masterplanned communities） ^[3] 等多样化、多功能的郊区形式。 其二， “ 后郊区化” 也意味着对经典郊区化理论的重构。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城市的郊区化理论是以欧美城市、 特别是美国城市的郊区化为基础的。 但是，郊区化与郊区增长已成为全球普遍的城市化形式。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验表明， 郊区化的形式与过程是丰富多样的，既有理论对郊区化的定义与解释亟待修正与完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 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郊区化，以其空前的规模和独特的形式，尤为引人关注。 但是， 目前对新兴国家城市郊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非常欠缺 ^[4]。 既有文献多集中于对郊区化的定量描述，研究视野多聚焦于人口、 土地、 产业、 交通等要素的空间分布与再分布，但相对缺乏对新世纪以来全球郊区化动态的了解、 对现阶段国内郊区化现象复杂过程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与郊区化理论的对话与回应。

2015 年 5 月 9 日—11 日，由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社科院、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举办的“ 全球郊区主义”（Global Suburbanism） 国际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伦敦大学学院吴缚龙教授、 加州伯克利大学阿纳尼娅 · 罗伊教授、 约克大学罗杰 · 凯尔教授、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阿比丁 · 库斯诺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宁越敏教授、 复旦大学王桂新教授等 20 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与会并做学术报告。 本期《 国际城市规划》 以“ 全球郊区主义 ： 理论重构与经验研究” 为主题，刊出此次会议的部分发表论文，以期把握学科前沿话题，增进国际学术对话，抛砖引玉，进一步触发对中国城市郊区发展的研究。

全球郊区主义研究立足于全球郊区化的实证经验，重新对郊区化现象进行定义，重构相关的解释理论，为规划、 政策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郊区化广义上定义为，伴随城市空间扩张过程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增长 ^[5]。 在全球范围内，郊区化的形式与发展轨迹是多样而复杂的。 那么亟待解决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郊区化有哪些表现形式？ 塑造郊区化“普遍的” 和“ 独特的” 驱动力是什么？ 南半球国家、 新兴市场（如中国的郊区化） 与其他地区对比有何差异？ 因此，研究力图跳脱主要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郊区化经验为基础的经典郊区理论的局限性，强调国际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政策价值。

在《 全球视野下的郊区治理》 一文中，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罗杰 · 凯尔教授与蒙特利尔大学的皮埃尔 · 哈梅尔教授阐述了全球郊区主义研究的理论框架，回答了如何在全球视野下对郊区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 文章提出，“ 治理” 为理解全球范围内郊区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很有用的视角。 从郊区治理切入，避免将郊区化简单理解为线性的发展轨迹，同时超越仅对郊区形态和功能进行比较的局限，转而考察郊区化发展的过程和郊区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有何异同。 从三种不同但互补的治理模式出发，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全球的郊区案例，并总结了当前全球郊区治理中各种新的政治过程、 研究议题、 参与主体及其政治成效。

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乌特·莱勒在《 郊区土地问题》 一文中，聚焦于郊区土地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塑造郊区土地开发过程的比较研究框架。 作者指出，郊区土地开发独具特色，不仅涉及多样的土地利用类型，而且往往包含复杂的土地使用权问题。 文章围绕郊区土地开发过程， 郊区定居点的形态和空间模式，以及郊区土地开发政策、 规划和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进行了总结。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纳尼娅 · 罗伊教授将视线聚焦于发展中国家。 在《 后殖民郊区的治理》 一文中，她以印度加尔各答郊区的贫民区拆建改造为例，同时参考埃及、 巴西等国家的郊区发展，探讨了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郊区，或者说是后殖民郊区治理的特有问题。 她认为，城市边缘地区聚集着贫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作为一种“ 国家空间” （state space），这种贫困区形成背后包含着复杂的政治过程。 其中，差异性（distinction）（即通过制造排他的与众不同的空间促进郊区化）、 非正规性（informality）（即不合法的郊区开发）、 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即围绕郊区开发的各种矛盾冲突） 是发展中国家郊区治理不容忽视的方面。 罗伊富有洞见地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郊区经验将反过来引发我们对西方郊区理论的反思。

本期最后两篇文章，从全球郊区主义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郊区化的形态与过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吴缚龙教授和复旦大学沈洁的《中国郊区的开发与治理》，显示出全球经验对认识中国郊区的重要意义。郊区化不仅是人口、 产业等要素的空间再分配。 广泛的郊区开发案例表明，政府、 资本积累和私有化治理模式以不同的方式联结，塑造了中国高度异质性的郊区空间。 但是，以郊区新城为代表的正规开发和以半城市化乡村为代表的非正规开发并存，表明并不能将郊区简单理解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空间或中间地带，中国根深蒂固的城市—乡村二元性仍未消失。

武汉大学李志刚教授的《创业精神与郊区转型》 则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进一步揭示中国郊区化机制的独特性。 从领域化的视角入手，作者用同化、 融合与适应来描述城市边缘地区城乡转型进程中的不同路径。 作者强调，看似不同的郊区化模式背后，是创业精神的兴起与推动。 改革开放释放了从政府到个人对于经济发展的热切追求，带动了郊区的再 “ 领域化”。 这种创业精神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郊区化有着重要意义。

尽管政策制定者与城市规划师无不希望控制城市的蔓延，但在全球范围内，“ 郊区增长” 或“ 边缘增长” 仍然是城市化最主要的形式。郊区正在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方；郊区化推动城市空间的重构与城市区域的形成 ； 郊区生活方式是社会变迁的体现。 随着郊区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其对城市社会、 文化、 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郊区增长 ^[6]。 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中国大城市郊区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开发迅速向远郊地区蔓延。 毋庸置疑，随着人口与资本向郊区扩散，郊区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最前沿。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过去十几年的郊区发展是建立在低成本土地经营上的领域扩张。 快速的郊区增长也带来耕地流失、 环境恶化、 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愈发严峻的挑战。 中国独特的郊区发展轨迹，固然对丰富当代城市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新兴的全球郊区研究强调对郊区化过程和机制的探讨，对中国新常态下构建合理的郊区发展治理模式，也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通过与全球郊区经验的比较，研究中国郊区治理的复杂过程，从而通过顶层设计有效地管理郊区化，改善既有模式所带来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问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的刻不容缓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