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言 ：郊区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城市区域的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移民政策、 住房、 基础设施、 交通以及城市发展进程都构成了城市治理的一部分。 无论是城市政体理论 （urban regime theory）、 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s）、 规制理论（regulation theory）、 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 区域科学 （regional science），还是城市社会运动向区域尺度升级，都是供我们理解城市区域如何规划、 建立和在各种政治张力下发展的理论资源（Boudreau et al.,2006; Keil et al.,即将出版）。 然而，郊区治理这一议题很少受到重视，尤其是其中决定并影响郊区空间的规划、 设计、 政治和经济状况及日常行为的一系列公共与私有过程及参与主体和机构。 当然， 不同学者和城（郊） 区评论家已经对郊区空间调控和郊区化进程进行了探索（Young, 2015）。但是，明确针对治理的讨论却很少（也有例外，参见 Phelps et al.,2010; Phelps & Wood,2011; Young & Keil,2014; Addie & Keil, 2015）。 目前已发表的文献表明，很难对郊区治理及其实施给出准确的定义和解释。 不同地域和使用不同语言的地区在描述郊区时所用的不同词汇也让探索郊区管理模式的异同变得十分困难。 但这一研究仍然很有必要 （Harris & Vorms,即将出版）。 特别是鉴于城市边缘地区的城市化现象在全球越来越普遍，这一研究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Hamel & Keil,2015）。

因此，本文旨在为郊区治理制定一个框架，解释郊区化的普遍趋势，并聚焦于郊区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 诚然，不同地区描述郊区生活的关键词不尽相同，并确实代表了分散城市空间的各种具体形式。 但这些形式的背后都是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过程，或者说是列斐伏尔（2003[1970]） 所提出的促成完全城市化社会的“ 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列斐伏尔在 50 年前提出的这一概念是个着眼于未来、 非常有挑战性的假设。 当时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世界人口大国的城市化率很低，而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和北美地区，也仍未实现“ 城市社会”。 一代人之后， 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中国和印度正在经历飞速的城市化发展，非洲亦是如此。 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空间在全球尺度上的普遍化和分散化。 正如列斐伏尔提出的观点，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城市“ 空间” 也正因此发生着巨变。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世界上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环境中居住，列斐伏尔所预言的完全城市化甚至也对城市以外的人口和区域产生着影响。 城市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塑造着不同的功能景观，服务于并且连接着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城市和乡镇（Brenner,2014）。

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形式却各不相同。 列斐伏尔（2003） 曾提到内聚型和外扩型两种城市增长形式，二者分别会导致城市的中心化和扩大化，但是，无论是人们从城市边缘迁往城市，还是首次由农村迁往城市区域，城市边缘地区都会呈现特别明显的发展趋势。 后一种迁移是跨国移民的鲜明特征， 但也包括某些国家内部人口持续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情况 （Harris,2010; Saunders,2010）。 非均衡发展、 资本积累、 人口迁移和农业转型等动力因素，一起推动着城市区域空间内各种形式的城市边缘开发。 然而，这一发展进程的普遍性不应掩盖郊区化过程和郊区生活的特殊性。 不同郊区空间的形式和内容都与其发展路径密切相关，反映了不同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环境的发展史。 此外，影响郊区化特征和日常生活形态的社会史和生态史由权力、 不平等和边缘化所推动 ； 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对郊区增长和衰退的发展轨迹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郊区化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Harris,2010; Keil,2013）。 但对于引导边缘城市化发展的治理力量，还缺乏全面的研究。 治理问题须考察普遍存在的城市区域分散发展的具体形式。 对郊区化和随之产生的日常生活形态的治理展开研究，即识别塑造和影响郊区产生和郊区生活的动力机制。 治理既包含促进郊区化的政治过程，也包含对郊区增长 （和衰退） 效应的评价。 它既可以解读为广义的尺度政治 （politics of scale） 的一部分，也指存在于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无形政治。 对郊区治理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讨论 ： 在不同城市区域中，影响和塑造郊区化的普遍和特殊的力量分别是什么？

从广义上来说，全球视野下的郊区治理包含两个核心方面。 一是关于郊区化过程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有何不同。 但同时，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城市化世界里，不同地区的郊区化又往往通过相似的实践方式得以推进，例如行政兼并（Cox,2010; Kennedy,2007; Zhang & Wu,2006），或是采用那些倡导分散发展、 公共选择和私人房屋所有权的规划模型（Langley,2009; Marcuse,2009）。 因此，郊区治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研究郊区化过程的共同点，无论郊区化是发生在东欧、 美国、 南非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 郊区治理既讨论城市边缘地区发展的共同模式，也识别其中的不同模式。 因此，研究要关注整个发展管理过程中的不同参与者、 方法、 关系和制度，这些统称为郊区治理机制。

我们也须注意，目前，郊区治理机制正越来越多地在城市区域（city-region） 的尺度和空间范围内发生（Addie & Keil,2015; Keil et al.,即将出版）。 事实上，政府目前面临的须调控的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大都市区尺度上，包括社会空间隔离、 安全、 环境、 健康、 教育及可持续发展。 大都市区不仅是观察政府与市民社会关系重构的主要空间，也是新自由主义社会变革直接影响的主要领域（Jouve,2005）。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与大都市相关的新领域现在正变为实行新资本主义规制和再现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 各利益相关者也须就相关问题在这一尺度上重新达成妥协与合作（Baraize & Négrier,2001）。 然而，大都市区尺度上制度性领域和功能性领域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相互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仍然存在（Phelps et al.,2010: 378; Savini,2012a,b; Boudreau et al.,2006; Boudreau et al.,2007; Le Galès,2003; Phelps & Wood,2011; Phelps et al.,2010; Young & Keil,2014）。

郊区开发可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即自发式（self-led）、 政府主导（state-led） 和私人主导（private-led） 的郊区化 （Ekers et al.,2015）。 这三种形式并不是有目的地按阶段发展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空间背景下，郊区扩张可能由某一种形式主导。 自发式的城市边缘增长是偶然发生的， 往往没有详细的发展规划。 其开发规模有个人开发、 住宅开发、 商业开发以及大片的非正规住房建设等多种形式。 因此，这种类型的郊区发展往往碎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调控管理程度低。 基础设施发展趋于停滞，连通性差，以格雷厄姆和马文（2001） 所称的“ 碎片城市化”（splintered urbanism） 为特征。 相反，政府主导的郊区化是政府机构采取的集中式的、 有计划的、 并由政府机构直接参与的开发。 这一郊区化形式通过目的明确的建设推进，无论住宅、 工业或商业开发，通常都是经过详细设计分区和规划后开始实施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则是用于引导和调控发展进程的抓手。 由市场和私人主导的发展往往与分权与放松控制有关，但政府仍在土地使用、 劳动力和环境政策，以及司法和立法框架方面起着推动作用。 这种类型的郊区化虽然也是以商业、 住宅和工业开发的形式为主，但却是通过政治和社会排斥实现的。 随着新空间的蓬勃发展和其他空间的衰退，开发成为了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且进一步导致非均衡发展。 尽管这三种不同形式实际上都会受到不同历史和地理条件的特定制约，但它们代表了郊区化的“ 理想类型”，展现了郊区开发的具体形式和进程。 与将郊区发展按阶段分为扩张和衰退的方式相比，区分自发式、 政府主导和以市场或私人主导的发展能够避免盲目推崇欧美经验，并有利于揭示不同地方可比的、 却又各具有特点的郊区化发展过程。

在所有形式中，郊区发展是由不同但同时又互补的治理模式主导的，即政府、 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 和私人威权（private authoritarianism）（Ekers et al.,2015）。 各种政府形式在郊区化进程中发挥着作用。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应把政府作为单一体看待，而应该看到政府的不同尺度，并且把政府视作以制度形式集中社会冲突的场所，无论社会冲突多么短暂。 强调资本在塑造郊区生活中的作用，使我们认识到包括产业外迁和金融化在内的一系列力量是如何定义郊区化进程与郊区主义的。 资本力量与政府权力密不可分，理解政府必须考虑资本的作用，反之亦然。 如果说政府和资本的关系是理解郊区化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表现形式的关键，那么近期发生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正体现了当前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着两大挑战 ： 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外部资金流入的压力；第二，政府在社会经济再分配中责任的不断弱化（Mongin, 2008）。 私人威权的治理模式与近期的郊区发展趋势和形态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门禁社区的出现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集中体现。 门禁社区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将社会空间分异强化为更具强制性的排斥和隔离现象。

我们在此提出这三种模式作为探讨郊区化治理和日益多样化的郊区生活方式的概念框架。 由于各自的进程、 目标和结果互不相容，这些模式之间会产生矛盾。 最重要的是，城市新兴郊区出现各式郊区生活方式的动力机制与郊区化进程的治理术背道而驰（Foucault,2003），尽管后者创造了前者且对其有影响。

虽然现代郊区最初出现在 19 世纪的英国，但通常认为， 在同其他案例作比较时（Fishman,1987），美国在这方面的经历代表了郊区化的经典案例。 纽约州莱维敦镇（Levittown） 的郊区空间常常被看作是郊区化的理想版本。 20 世纪 40 年代， 美国莱维敦一项由开发商主导的大规模开发项目，以合理适中的价格向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出售独户住宅，并推销相应的生活方式，莱维敦因此而成为郊区化的范式。 随后这一形式在全美范围内迅速被复制，形成了在 20 世纪后半段受人赞赏也被人诟病的典型美国郊区。 现在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这类或其他形式的郊区。 这一经典形式的主导地位表现在绝大多数郊区研究文献集中于对该类郊区的研究。 此类文献大部分来源于美国，并树立了一般研究中郊区的常见形象（Harris,2010）。 然而，众多郊区研究的文献表明，多样化是常态而不是特例。 也就是说，莱维敦不过是郊区化的其中一种形式。 对后社会主义国家（Hirt,2007; Hirt & Petrovic, 2011），中国（Feng,Zhou & Wu,2008; Zhang & Wu,2006），印度（Dupont,2007; Kennedy,2007），非洲（Davis,2006） 甚至欧洲和北美人口密度较大或郊区化不典型的地区（Fishman, 1987; Freund,2007） 的郊区发展的研究，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郊区化治理的角度来看，阿娜亚 · 罗伊（2009,2015） 提出要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治理形式，不是将其作为美国经验的衍生品，而是将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地区的城市区域中不断发展的郊区化过程作为研究核心。 况且，即使是传统意义上与英美郊区相关的郊区建筑形式，如单层小屋（bungalow）、 别墅（villa） 和游廊（veranda），均发源于印度和地中海地区， 只是殖民时期移植到了英美（King,2004）。 罗伊和金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超越北美和欧洲郊区发展经验的必要性，启发我们对全球不同形式的郊区化进行研究。

从治理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全球范围内郊区化新出现的多样性。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区域治理是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一现象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延伸—扩张（Lefebvre,2003[1970]） 所塑造的“ 城市社会” 而产生。 列斐伏尔指出目前城市理论对城市中心性的强调，本身具有自相矛盾的地方（Ronneberger, 2015）。 因此，对于城市的研究，应超越行政和政治范畴， 而根据其社会潜力做出调整。

随着传统商业和 / 或工业城市向外扩张，新的环、 层和路段不断增加，逐渐出现了区域级的政府以及各种促进区域发展的机构。 一些情况下，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市这一著名的案例中，大都市区尺度机构的成立原是期望城市从中心到外围发展，但实际上郊区往往会自发出现高密度的中心和各类分散的基础设施，打乱原先的发展设想。 因此，不同于早期从一个中心向外发展的郊区化模式，现在多中心和无中心的郊区化或城市化模式成为了主流。 这在洛杉矶最为典型，但也普遍出现在世界很多区域。 如今，不论是经典的芝加哥模型还是与之相反的洛杉矶模型都很难用以描述今天的城市发展。 在所谓的“ 全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 时代， 更复杂、 更难以预料的区域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 形式已经出现（Brenner & Schmid,2014）。

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这些新的郊区在区域扩张的治理实施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采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例如， 在研究加拿大和欧洲（Keil,Hamel,Boudreau & Kipfer,即将出版） 的一系列经验时，我们不仅进行了实证研究，而且进行了概念思考和讨论。 这一尝试，如詹尼弗 · 罗宾逊的建议所言， 在对城市研究文献的讨论中引入案例研究，并展现出“ 对全球经验更具批判性的研读”，有助于推广“ 理论化的新思路” （Robinson,2014: 65）。 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郊区治理在城市区域是如何展开的，以及郊区治理如何一方面受当地情况影响，另一方面受全球性的社会、 经济和城市发展趋势影响。 为凸显城市重组（urban recomposition） 的多样性（Guay & Hamel, 2013），我们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考察郊区治理 ：（1） 郊区治理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与冲突的情况。 这包括为应对来自上下级压力的公务分配中，各级政府管辖地域的安排（Piattoni,2010）。 （2） 对郊区治理在不同尺度所采取的制度形式进行评价 ： 国家政府的性质事实上由多尺度的治理所决定。 从郊区化进程 “ 不再主要集中于任何单一、自我封闭的地理范围中”（Brenner, 2004: 47） 出发，我们着眼于更具体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领域化（territorialisation）。（3） 评价郊区治理的政治成效 ： 考察各社会和政治参与主体提出的策略时的初衷，以及这些策略的实施对于各利益团体和和公众利益两方面的影响。 研究避免将“ 治理” 的定义局限于“ 符合行政效率和合理性的理想理念”（Harvey,2009: 71）。（4） 评估郊区治理对公民社会参与主体在城市区域规划方面的影响 ： 关注公民社会参与主体参加和影响关于郊区未来的决策过程的能力。 就此而言，可应用苏珊·范斯坦（2010） 为理解公平城市而提出的标准（再分配、 尊重多样化和更高程度的民主）。

同时，我们的研究对基于郊区的区域治理模式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命名随之出现的制度安排 ： 与郊区生活方式有关的几个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郊区治理方面，参与主体和机构之间合作与冲突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 谁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起领导作用？ 哪些价值观和利益受到威胁？ 郊区发展的管理能到何种程度，如何实施？ 谁又该为此负责？

最后，正如阿娜亚 · 罗伊（2015） 所说，我们认为“ 郊区边缘的政治就是政治社会的政治”。 通过郊区治理，中心与边缘、 正规与非正规、 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得以再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开始的意图就是通过城市和区域比较研究，建立一种普遍的“ 对空间、 社会和政府的稳定分类的批判 ”（Ananya Roy,2015）。

通过研究，我们在两个重要方面构建了治理模式（Hamel & Keil,2015）： 首先，探讨了郊区是如何规划和设计的，又是如何通过自发、 政府主导和私人主导的开发，构想和实现的。 我们进一步提出通过政府、 资本和新兴威权治理三种相互交错的模式来理解治理。 其次，研究将治理应用于郊区生活（郊区主义） 和后郊区化的研究中，从而超越了仅对郊区和郊区化最初的出现进行考察，对 21 世纪郊区和城市生活的治理术具有广泛的意义。

从很多方面来说，郊区化这一术语和现象及其衍生词——郊区主义和郊区——大多与分散城市化（decentralized urbanization） 的历史直接相关。 分散城市化是以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与产权中心地位为理想的典型发展形式。 如普遍认识的那样，自城市扩张的现代主义时期，受到英国及其周边欧洲国家城市发展的影响（Phelps & Vento,2015），郊区化就开始在前英国殖民地、 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社会 （settler societies） 中出现。 因此，可作以下两个假设。 第一， 在这些国家中，在郊区边缘拥有一套独立式住宅的愿望并不仅仅是虚幻的想象（这似乎也是 20 世纪很多国家的情况，包括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公寓里的国家），而是可以实现的。 甚至在某些时期、 某些地区，大部分的住房都是在当时城镇边缘还未开发的土地上建造的单户住宅。 当财产所有制的中心地位与某些体制和文化情况同时出现，在特定环境中的郊区生活方式便流行起来。 一系列结构变化由此产生，包括政治形式（碎片化），经济结构（福特主义规模经济下产生的批量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由中央政府承保并由低一级政府管理的金融体制（面向独户住宅产权所有者的按揭制度）， 一种倾向于居住在亲近自然的环境中（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家庭生活通常更容易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的文化心态，以及对资源（能源、 水和土地） 无穷无尽的乐观信念。

第二，盎格鲁—撒克逊最典型的郊区理想出现在了美国（Nijman & Clery,2015; Peck,2015）。 20 世纪，人们印象中典型的郊区形式和生活方式在美国发展得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 直到今日，郊区一词仍能引发人们回想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电视连续剧的场景。 虽然全球郊区主义的研究项目^①是要超越美国在郊区化、 郊区主义和郊区性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国的案例是研究的最佳且必要的起点，这是因为既有文献对这些案例引用最多，或者说仅仅对这些案例有所研究。 对加拿大（Keil et al.,2015） 和澳大利亚（Johnson, 2015） 的研究提供了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中很重要的例子， 纠正了人们之前的刻板印象，为从不同的郊区化中发现其中有意义的相互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在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社会的郊区治理这一理想案例之外，有必要对在其他国家，如东西欧、 拉丁美洲等所发现的不同案例进行研究。 世界范围内的这些案例与早期的工业时代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已有显著不同。 通过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这些案例多多少少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案例开展了直接“ 对话”。 举例来说，英国绿带和花园城市的构想对这些规划理念的产生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影响。《 雅典宪章》 定义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功能区划以及随后的现代规划理想，其时代意义既体现于城市规划的普遍理念中，也体现于具体的建成环境和治理形式中。 近来西欧福利国家（及加拿大） 大力推动的高密度郊区化与二战以后东欧出现的边缘住宅区，有着类似的目的、 过程和结果。 过去几十年间，尽管差异显著，但西欧和东欧在郊区化方面有着很多共同之处（Phelps & Vento,2015; Hirt & Kovachev,2015）。现在，收缩成为了东欧城市周边地带（郊区） 城市治理的主要特点，这一点值得研究（Kabisch & Rink, 2015）。 但我们不只是在欧洲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看到原始的和新兴的郊区开发类型。 在拉丁美洲，可以观察到城市郊区化另一类有趣、 独特的传统——私人威权治理模式。 这一传统在欧洲福利国家或许并不存在，但近年来已成为拉美城市郊区治理的主要形式（Heinrichs & Nuissl,2015）。

在非洲（Bloch,2015）、 印度（Gururani & Kose,2015） 和中国（Wu & Shen,2015） 正在出现的郊区化模型，不能被理解为盎格鲁—撒克逊郊区的“ 标准化 ”（normativity），而应被理解为内生的、 独立的边缘城市化形式，并即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活力、 数量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市聚居点产生形式。 虽然这些郊区被称之为“ 正在出现”（emerging），但它们并不是全新的，而是数千年城市化的各种形式的继承。 但是，它们又是“ 新出现的”（emergent），因为郊区正在作为城市化的新形式，以空前的速度发展。 这里所说的新出现， 并不仅仅是现有（无论是典型还是另类） 郊区化和治理形式上的增加，而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化模式，这一模式拒绝简单的分类和归类，尤其是不从属于现有的西方解读模式。 因此， 非洲、 中国和印度的郊区治理模式，展现了地球上一个完全城市化的社会里正在出现的生活新形式。 在这个社会里，被我们称之为“ 城市的”（urban） 生活存在于扩张中的广阔郊区，这些郊区以或低或高的密度、 正规和非正规、 自发、 政府主导或私人主导的方式蔓延于由城市构成的区域之中。

所以，我们能够从全球范围内的整体考察中了解到什么呢？ 回到互相竞争又共谋的三种郊区治理模式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不同程度上，这三种模式都存在于我们涉及的不同案例中。 政府通常通过经济激励、 直接干预（例如规划或提供基础设施）、 政策调控和服务，允许和限制特定类型的郊区开发。 在那些通常被认为由政府塑造城市的国家， 尤其是西欧国家和加拿大，政府在各个尺度上依然是重要的参与主体。 政府主导郊区化最显著的当然是在中国，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主义在郊区土地的开发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除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城市扩张过程中也存在着资本积累和私人威权治理的各种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郊区的发展，包括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仍将与市场的兴衰密切相关。 甚至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通过郊区开发实现资本积累（几乎） 有增无减。 我们所说的“ 几乎” 特别包括在新城市主义和可持续发展导向包装下的郊区化形式。 这些形式鼓励紧凑、 高密度的城市结构与形态，在过去的 20 年间，逐渐替代了过去庸俗和浪费的扩张。 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如印度、 中国、 非洲、 拉丁美洲和东欧，都出现了类似盎格鲁—撒克逊市场驱动的郊区增长机器。 在这些地方，许多的资本积累策略都以美国式城市的蔓延扩张为基础。 而与此同时，希腊、 爱尔兰、 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却仍然未从由于类似策略（即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期城市边缘地区兴起的投机性过度开发） 所导致的经济创伤中恢复。

郊区治理的新兴进程有哪些？在亟待实现的区域治理 （Keil et al.,即将出版） 和郊区政体的自治倾向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矛盾。 郊区政体不仅倾向于独立在核心城市之外，而且彼此之间，以及与区域尺度的政府和机构之间也很难相互妥协与合作。 在世界的边缘地区，碎片化（fragmentation）、 政治惯例（political idiosyncrasy） 和制度个体主义（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 仍在许多新郊区盛行。 因此，在很多地方，郊区化和后郊区化过程呈现正规与非正规、 制度与自发、 政府、 市场和私人治理相混合的特点。 新的政治利益则围绕创新的土地利用实践，创新的（通常过度矫饰或从其他原型衍生而来的） 建造形式，社会、 空间和服务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政治潜力才刚刚开始显现的新的城郊之间的模糊地带而形成。

郊区治理的新兴议题是什么？ 住房和工作很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郊区化仍然源于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 移动基础设施、 中小学和税收仍然是郊区政治的首要事项。 环境、 经济（尤其是商业） 发展和社区安全一直以来都是重要问题。 此外，郊区收缩和贫困、 后郊区的中间特性（inbetweenness） 以及日益显现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当下郊区治理的主要议题。 非正规的郊区开发——不论是非法聚居点，还是企业边缘城市和科技园——仍然是区域化过程的重要部分，亟待更加包容的郊区治理形式。 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为了在人们认为已经失控的城市边缘保持秩序，非正规性持续遭遇地方政权强有力的干预。 这一矛盾背后存在着新的抗争需求，使人联想起为了“ 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或“ 参与、 赋权及责任”（Gururani & Kose,2015） 而斗争。 这一矛盾也是解读后殖民郊区政治新意义的主要领域。 正如罗伊（Roy,2015） 所说的那样，后殖民郊区政治重新定义了政治社会，而“ 郊区边缘成为了重塑财产、 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关键地点”。

郊区治理中有新的参与主体出现吗？ 任何地方的郊区治理都与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可持续性紧密相关，不论此处的金融制度是指储蓄贷款机构、 常规银行信贷或是抵押贷款，情况都是如此。 在非洲、 印度、 中国以及东欧国家，抵押信贷市场发展的目的在于完成土地金融化和建设融资的任务。 在郊区化过程中，资本市场的一套做法已为全世界普遍采用，而制度创新和私人企业行为是这一做法的重要部分。 此外，我们过去认为， 郊区治理根植于城市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中。 增长联盟、 增长机器、 城市政体虽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但也规范并促进了传统城市以外地区的郊区治理。 最近，这一情况已经扩张到了城市区域中非城市非郊区的中间地带（Young & Keil, 2014; Dear & Dahman,2011）。 这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即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参与者正在城市郊区蓬勃发展的“ 郊区族裔区” 和“ 移民城市”（Saunders,2010） 中出现。

在不同的情况下，国家主导的郊区治理可能带来更多的空间公正（Soja,2010），也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Hulchanski,2010）。 资本积累仍然是第二种郊区治理模式。 房地产资本和增长型市政府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共同推动着住宅开发向城市区域的边缘拓展（Logan & Molotch,1987）。 全球性公司通常能设法在离郊区基础设施近的地方开设总部、 后勤部门和分工厂。 这些基础设施表面上，或者说带有欺骗性地出售给当地选民和纳税人，声称是主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在构建郊区空间和投资其基础设施方面，大学、 学院和学校理事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ddie,Keil,Olds, 2014）。 资本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关。 在郊区发展和郊区治理上，私人开发资本和开发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种郊区治理模式是私人威权治理。 与民主化（与政府行为相对） 发展趋势相距甚远，现有的治理往往通过威权的方式实现，甚至是强制性的手段或者与政治的公共领域完全绝缘。

我们可以将郊区治理的三种模式看作互相兼容的领域。 以这三种模式为基础，产生了郊区治理术的不同工具和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房地产业通常以共生互利的方式推进郊区化。 这种作为自我推进的治理形式反过来又催生了对郊区生活不同模式的预期。 最近，郊区时不时摆脱其开放、 无拘束地接近自然这一形象，给人一种营地的外观和感觉 ： 封闭隔离，围起了围栏，坚固安全。

作为给我们的城市化所贴的标签，“ 城市世纪”（Urban Age） 事实上是由大都市边缘地区的扩张所定义的（Keil, 2013）。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这将意味着农村人口在主要大城市郊区实现初步城市化。 无可争议的是，中国（其政府计划至少再为 2.5 亿农民在巨型城市的郊区建立聚居点）、 印度和非洲，正以前所未有的乡城移民引领着这一趋势。 这不仅会永远改变这些国家和大陆，而且将进一步平衡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人口、 经济和实力。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首次成为城市人的移民将居住在那些已建立的、 但正在快速改变的后郊区，这些后郊区在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 弹性积累体制的影响下正在发生彻底的改革。 虽然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仍在扩大规模，亟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但这些城市已经在自我发展，希望其城区、 国际化的商业区和成熟社区立刻得到关注。 郊区化的初级阶段和后郊区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已经消失。 这些空间的治理仍然是 21 世纪的主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