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最近，在加尔各答都市区的边缘地带，几千名寮居者（他们住在被称为“ Nonadanga” 的非正规聚居地） 被强行驱逐。 2009 年，飓风摧毁他们的村庄，流离失所者先被安置在铁路沿线，然后被驱赶至现址。 从那时起，这些窘迫的棚屋逼近破旧的中产阶层聚居群落，二者仅仅被一条郊区高速公路隔开，而寮居者大多成为建筑工人、 佣人和卖菜的小贩。 上述驱逐行为似乎是印度城市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还是引发了争议。 毕竟，包括寮居者在内的大量城乡底层穷人，刚刚推翻了左翼阵线政府， 民粹主义倾向的国大党重获政权。 驱赶和掠夺城市周边的贫苦农民，是政治权衡中的关键问题，国大党承诺要从国家层面终结强占土地问题。 选举后不到一年时间，发生在 Nonadanga 的驱逐事件，昭示着新政府的土地掠夺开始了。 而下驱逐令的主事人，正是当初将寮居者安置至此的官僚们，他们还时常向管治下的居民额外课税。 土地拆迁整理完毕，政府酝酿将其出让给一家做奢侈品零售的私人开发商，租期 99 年。 尽管土地出让尚未生效，上述驱逐行为依然动机可疑。

就 Nonadanga 本身而言，既不美观，也不重要，但这恰恰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原因，因为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窥见大城市（比如加尔各答） 空间生产和重构的现实逻辑。 就这一论题，我有三点看法。

首先，Nonadanga 是一个鲜活的实例，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区形形色色的贫民窟和郊区。 事实上，发生在美国的郊区贫困现象也表明， 诸如此类的多元化景观，也会在发达国家出现，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激烈而已——如果都将其视为“ 飞地”（enclave） 看待，则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就愈发明显。 斯达维（Sidaway,2007） 提出，对“ 飞地空间” 研究的关注， 可作为新的“ 发展（元） 地理学”。 飞地空间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多端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卡尔德拉（Caldeira,2000） 指出，隔离与民主之间难以契合：在抗议示威中赢得政治认同的人，同时也提出要采取隔离手段。

其次，发生驱逐事件的 Nonadanga 也印证了布伦纳（Brenner,2004） 的看法，他将其理解为国家空间（state space）。 周而复始上演的安置与驱逐、 民粹化与现代化，此类空间策略显示出国家规制的地域弹性（Roy, 2003）。 当然，我广义地运用了“ 国家” 一词，因为我对其两方面的内涵都抱有兴趣，一是国家力量，比如埃及军队参与管理和投资郊区土地 ； 二是承担国家任务的非政府角色，比如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影响力。 若是遵循哈维 （2005） 从剥夺理论（dispossession） 出发的资本积累分析框架来理解上述过程，也许会造成误读。 显然，剥夺正在进行，但政治靠拢、 地域重划和文化霸权也同样存在。 这交织着社会与空间规制的复合场所，正是伊克尔斯、 哈梅尔和凯尔（Ekers,Hamel & Keil,2012: 406） 所谓的“ 郊区治理” （suburban governance），必须加以分析。

最后，Nonadanga 也暴露出郊区治理的脆弱性。 一方面， 在政府发展规划下实施驱逐 ； 另一方面，众多腾出来的空地散布在加尔各答都市区四周，每一宗地都承载着一个发展计划——水上乐园、 商业区、 科技园、 生态城等等，却往往在实施前被摒弃。 当然，在 Nonadanga，被驱逐并流离失所的人们，会组织和动员中产阶级参与、 声援其斗争。 这类社会动员的效果不可低估，因其显示出都市区扩张的争议性。 霍尔斯顿（Holston,2008） 研究了巴西圣保罗边缘区的自我建构（auto-constructed），他认为，正是源于边缘空间，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公民权，即抗争型的公民权。

在本文的后续部分，我将围绕 Nonadanga 个案，更加详细地阐释上述三个关于郊区治理的问题。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尝试运用前景化（foregrounding） 分析特定的规制形态，改进对郊区治理的研究，即差异化、 非正规性和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难题是，是否这样的规制形态为发展中国家城市所独有，换句话说，仅局限于后殖民郊区。 这里所谓的“ 后殖民郊区”，取其字面意义， 但我同时也用该称谓来表征这一类型，经受反复淬炼验证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经验，亦有可能引发对发达国家郊区概念的反思和重塑。 提醒诸位注意，若考虑帝国主义发展历程和种族空间分布，北大西洋国家的郊区也应算作（后） 殖民地。

在伊克尔斯、 哈梅尔和凯尔的郊区治理分析（Ekers, Hamel & Keil,2012） 中，“ 私有化的威权主义治理”（privatized authoritarian forms of governance） 正大行其道，他们注意到， 门禁社区是表现形式之一。 其衍生性和封闭性，对应着一类 “ 空间治理”。 在本文里，我尝试集中讨论治理的“ 差异化” 这一特定模式，并希望能举一反三、 开拓思路。

门禁飞地是“ 住宅私有治理 ”（residential private government） 的典型（McKenzie,2005），但这也是娄（Low, 2003） 提出的“ 新空间治理”。 麦肯齐进一步辩论说，真正发挥作用的是“ 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保护富裕群体的墙，它是实体的墙，也是制度的墙，更是宗教的墙”（McKenzie, 2005: 188）。 被不断强化的飞地所产生的后果，便是特蕾莎 · 卡尔德（Teresa Caldeira,2000: 4） 所描述的“ 墙之城” 和“ 不平等被视作组织价值的空间”（a space in which inequality is an organizing value）。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曾提出，有必要将飞地诠释为“ 自由疆域”（territorialization of freedom）（AlSayyad & Roy, 2006: 8）。 例如，鲍（Pow,2007: 814-815） 认为，上海的门禁社区应理解为一种新的私人秩序，“ 脱离了公共生活模式和强势的国家管控”。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门禁社区为罗斯 （Rose,1999） 提供了辩论武器，挑战福柯的“ 自由权力” （powers of freedom） 理论，后者认为，治理的方式即昭示着被治理者的自由。 如此说，门禁社区是一种重要的工具， 既是规则也是主体，在个人自由与财产私有、 政治独立与保护人权的交织互动中有条不紊地运行。

行文至此，有必要辨析澄清一下何为“ 飞地”。 彼得 · 马尔库斯（Peter Marcuse,1997: 228） 曾对隔都（ghetto）、 堡垒（citadel） 和飞地（enclave） 三个概念进行界定。 他认为， 隔都是“ 被动的空间隔离的结果”，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贫民区 ； 堡垒则是“ 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为保护巩固其优越地位的产物”，飞地是“ 为促进成员福利而自发形成的空间集聚”。 近来，“ 飞地城市主义”（enclave urbanism） 的含义，较之马尔库斯的定义，少了些族群聚集的意思，更接近于弗里德曼和沃尔夫（Friedmann & Wolff,1982） 最先使用的“ 堡垒”。 他们引入该词来描述可服务于“ 统治城市的国际精英及其随从人员的特殊需求” 的空间。 但正如马尔库斯 （1997: 247） 所指，“ 堡垒化的社区” 早已遍地开花，不再局限于“ 全球的最高层次”。 基于马尔库斯的辨析界定，我认为，“ 飞地” 可用于命名体现差异化的居住空间。

从飞地入手研究差异化的空间策略，一定离不开皮埃尔 ·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典范工作。 在布迪厄 （1979） 看来，所谓“ 差异化” 事关“ 品味鉴别”（judgment of taste），是阶层力量的社会实践。 它界定了“ 文化商品的经济性”，并由此产生“ 文化贵族”。 差异化的结果是产生参差百态。“ 分层的体系也是分异的体系，差异化的角色即可区别其不是什么，特别是异于其对立面，而社会认同恰恰通过差异来界定和判断。” 由此可知，飞地可理解为某种“ 生活方式的空间”，相应地，也是分化后的“ 社会空间”。 在此， 我稍微偏题，转向门禁社区的新近研究视野。 比如，萨森 （Sassen,2010） 赞同“ 从门禁社区向门禁城市的概念转变”， 她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富即贵的门禁社区，也许可能错过了“ 穷人也在寻求保护空间”。 但我认为，仅仅考虑如何保护居民，并不足以支撑起城市和郊区的飞地研究，必须要考虑差异化。

对于品味的审美管控是布迪厄的差异化思想的核心观点。 鲍（Pow,2009: 372） 分析了上海门禁社区的“ 丰裕美学 aesthetic abundance”，他认为，这类美学蕴含着“ 门禁社区是城市美好生活的象征”，因此成为“ 精英阶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正如鲍（2009: 373） 所定义的“ 排他性的美学实践”，通过将阶级关系降低至涉及“ 生活方式、 消费模式、 追求视觉愉悦和高雅品味” 的问题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 这类审美实践也被理解为规则形式，葛特纳（Ghertner, 2011） 称之为“ 美治”（rule by aesthetics），他分析了德里的空间生产（Ghertner,2010: 185），认为有必要“ 拓展我们对于治理的认识，关注更加多样化的治理手段，特别是更富美感的，而不仅仅是严格计算的手段”。 他还进一步指出，城市贫民也应接受美学规范，“ 以此界定自己在不断演化的城市中的地位，以及构建其自身的宏大愿望。” 鲍也提及了这种对宏愿的惊鸿一瞥（Pow,2007: 378）：

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很多城市贫民，说起来是反对门禁社区的，但他们自己却怀着强烈的愿望，如果有一天发达了， 也住进这类高档社区。在我采访的许多人当中，即便抱怨门禁社区带来的生活不便，但也普遍接受其存在，认为住在里面的富人们理应拥有美丽、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他们“买得起”。

正是如此，后殖民郊区通过差异化模式和美学规范的文化秩序得以治理。

华康德（Wacquant,2009） 把隔都视为族群封闭的空间， 他认为该地域所承受的污名多半由国家造成。 作为受差别化政策规制的飞地，也应视为受到国家影响，即由地方实施国家战略或“ 放松管制的尝试”——借用杰米 · 派克（Jamie Peck） 所著章节的标题。

在此我要指出，非正规性是一种国家实施的特殊治理模式。 虽然，非正规性常被等同于贫穷，而我更倾向于将非正规性视作一种空间生产模式。 这个概念与我们对后殖民郊区的理解直接相关，可以说，后殖民郊区呈现出的丰富斑斓的景观，那些十分接近的贫民窟和郊区的景观，正是城市的非正规性。

Nonadanga 事件表明，大都市区的边缘是保值和贬值并存的空间组合，构成了爆发性积累、 资本扩张、 绅士化和人口迁移的故事。 然而，Nonadanga 案例掩盖了一点，就是城市的非正规性存在着内在差异。 城市主义的分野并非取决于正规或非正规，而在于分形方式，以及内在的非正规空间生产。 逐一分析全球诸多地方的都市区，可以发现非正规的城市化大量存在，有多少富裕的城市居民和郊区居民，就有多少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穷人。 而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非正规形式，并不比棚户区更合法，只不过他们居高声自远， 且掌控着基础设施、 服务和法律资源，将自身标记为与贫民窟极大的不同而已。

把非正规性视为一种治理模式，并借此进一步思考精英们的非正规性何以被合法化。 显然，往往由国家来决定什么是非正规，什么又不是，从而允许精英们的“ 农庄” 在德里周边存在，或者加尔各答郊区建起布尔乔亚式的“ 新城”， 为了合法运作，将农地附属物和棚户区都归为非法并暴力拆除。 事实上，国家本身也可以抽象为非正规的实体，尽管它曾经被认为运用有形的技术，实施现代国家治理。 在以前的著作中我曾经提出，制度规则也作用于城市的“ 空白处” （Roy,2003）。 这在加尔各答周边体现得很明显，那些并未被中央控制、 编户入册的土地，构成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弹性，以用于其双重任务 ： 开发导向（土地转为城市用途） 和民粹主义（维系佃农和寮居者的政治砝码）。 Nonadanga 事件正是这两种任务的体现。

我认为，被非正规模式（或放松管制） 破坏的地方韧性， 使得城市投机行为有机可乘、 蠢蠢欲动。 为了详细描述世界级大城市的投机行为（常常发生在郊区），牵涉到大量对象， 包括半官方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和中间商，古德曼（Goldman, 2011） 提醒我们，郊区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且是很脆弱的那种。

郊区治理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 古德曼强调了投机模式下的急剧破产 ； 我也注意到规划的虚幻性，常常在实施前就被束之高阁 ； 另有研究者指出坚持地方特性的抗争。 比如，鲍 （Pow,2009） 提及中国城市贫民的“ 细微的日常性抗议”，打破了飞地的“ 固有边界”。“ 入侵” 行为包括故意破坏、 涂鸦， 也包括一些居民的日常行为，如在高档社区的装饰性大门上晾衣服，或者在墙上喷漆家政服务广告。 诸如此类“ 安静的日常式侵占”——借用拜亚特（Bayat,2000） 的话——使得门禁社区不可能真正成为飞地。 事实上，鲍（Pow,2009） 也注意到，在上海，城市贫民将富人区视为对其所在领域的侵越， “ 因为高档封闭社区的存在，贫民们不得不绕远路”。

那么，我们如何审视边缘政治？ 帕萨 · 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2004: 41） 在其关于后殖民城市政治的著名文献中，辨析了“ 公民社会” 和“ 政治社会” 的区别。 公民社会是布尔乔亚式，在印度的语境里，也是制度与习俗的竞技场域，仅有少数人能够承担公民责任。 相形之下，政治社会仅是一群力量微弱、 责任含糊不清的人扎堆掺合。 查特吉写道， 公民社会“ 仅限于少部分文化素质较高的公民，他们代表印度站在现代性的高地上……，但在实践中，政府机关必须接地气，和政治社会相连，才能延续其提供社会福祉的合法性”。 在查特吉看来，“ 并行不悖” 的实际运作方式和向政治社会妥协，就是世界上最大多数人的政治 ：

尽管其法律地位含糊不清，半合法性（paralegal） 并非跟不上现代性的节奏，这也是世上大多数宪政史的一部分 （Chatterjee,2004: 75）。

跟随查特吉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郊区政治的性质是上述的政治型社会的性质。 然而，我已指出，查特吉辨析两种社会的分类方法，其合法性及规范性值得质疑。 因此，霍尔斯顿（Holston,2008: 228） 提到，巴西城市的特征之一就是“ 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似乎十分显而易见，城市贫民非正规或非法占用土地，很多城市的存在，也是通过滥用法律的结果，“ 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巴西家庭， 都能找到强取豪夺来的土地”。 霍尔斯顿认为，巴西城市的空间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城市贫民已经掌握法律来主张土地权利，“ 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他们继续滥用法律。” 这就是他所说的公民背叛或边缘政治。

如果我们认为后殖民郊区的政治就是政治型社会，那么， 应该记住诸如半合法性的妥协也是一种常态。 在巴西，这种半合法性已转移至城市贫民，在加尔各答的 Nonadanga 案例里，半合法性再现了城市贫民的对于民粹主义政治体制的依赖。 每个案例都是不同的郊区治理，但每一个都是鲜活的场景，包括财产、 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重塑。

在这篇文章里，我运用“ 后殖民郊区” 一词来标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郊区。 字面上理解“ 后殖民”，当然是因为有以前的殖民历史，而后殖民的第二层含义，在于可作为较稳定的空间、 社会和国家的分类标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大多将北大西洋城市也归为后殖民郊区。 例如，德拉福卡德（De Laforcade,2006: 401） 紧跟斯托瓦尔（Stovall, 2003） 提出，法国城市郊区也应当视为作为后殖民郊区，涉及空间的“ 身份、 国籍和排斥” 等属性，均需要重新界定。 更大的挑战来自纳亚克（Nayak,2010: 2370），他认为把英国郊区视为后殖民郊区是退回到了“ 种族地理学”，后者主要由黑白程度决定。 这是去中心化的城市（郊区） 理论，不仅融合了全球城市主义，也增添了地缘政治的意义。 这也是在描绘全球郊区主义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