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Vol. 30
中图分类号：TU98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建设业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乡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之一，其生态发展是实现乡村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支撑。如何改变目前国内单一以环境整治为主的乡村生态建设以及狭隘的乡村美化生态价值观，打造“环境友好、文化繁荣、人居和谐、 经济持续”的“内外兼修”生态乡村，国外生态村建设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目前，我国学者已开始关注生态村研究与实践，但相关成果主要以单个生态村为对象[1, 2] 或以国、洲为空间单元论及生态村发展特征[3, 4]，缺乏对生态村系统而全面的梳理，针对我国地域辽阔、乡村类型多样、生态情况复杂的现状借鉴有限。为此，本文基于国际生态村建设内容与目标进行分类梳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深层次挖掘生态村建设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我国乡村建设提供富有意义的启示与借鉴。
1 国外生态村建设概况
从发展历程来看，国外生态村建设起源于20 世纪下半叶“公社生活方式实践与绿色环境运动”[5]，目标是追求一种可持续的乡村生活模式，这与我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谋而合，均强调人、 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修复、经济发展、人居建设和文化宣传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从空间分布来看，全球生态村网络（GEN）①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国外生态村遍布世界六大洲，截止2014 年，注册在案的生态村共有近878 处（图 1），其中北美洲252 个，南美洲101 个，欧洲310 个，非洲108 个，亚洲57 个，大洋洲50 个[6]，分布主要集中在欧洲发达地区以及北美（图 2），我国所处的亚洲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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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生态村网络分布图 资料来源：http://ecovillage.org/en/projects/m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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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生态村地区分布图表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
2 国外生态村类型研究及案例解析
国外生态村建设已有众多成功案例，笔者根据其不同侧重要素与发展目标，将其归纳为生态修复型、生态文化型、 生态经济型、生态人居型四种类型，下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分类解析，并凝练各类生态村建设的经验。
2.1 生态修复型：澳大利亚水晶河（Crystal Waters） 生态村
从生态村建设历史出发点来看，众多生态村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改善已破坏的环境，进行生态修复是首要任务，澳大利亚水晶河村就是其中佼佼者。该村建于1985 年，地处布里斯班州，现有居民210 人[7]。历时20 多年生态修复实践，占地259 hm2 的水晶河村改变了原有“树木被砍伐殆尽，大部分山脊寸草不生，无限制的掠杀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等诸多生态破坏恶果[8]53，区域生态潜力和自然生态环境显著提升，入选联合国“最佳百强实践课题”[8]59。其建设经验包括：
2.1.1 开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面生态规划设计
全面生态规划设计从地形、植被种类和分区、排水、土壤特点、主导风向等对村庄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以确定土地相应的生产功能区、生活功能区以及生态功能区。首先，基于土地适宜性评价，确定20% 为私有地块，其中14% 规划为居民住宅，6% 规划为社区中心地块（包括商业用地、 教育用地、接待旅游参观者用地），剩余80% 全部作为生态维育用地。其次，划定生态用地保护空间，采取“排除法”，把陡坡用地、树林地、耕种地、自然水源和湿地周边等需要排除的生态用地，在透明片上划分出来并与该区域地图叠加，由此确定生态保护空间和村庄建设空间的基本格局。最后，进行生态空间与村庄建设用地的详细布局，80% 的生态维育用地为村民共有，平坦部分用于农业生产，陡峭部分用于森林建设、生物繁殖栖息。14% 的私有土地布局了83 块住宅用地，结合地形“簇状”分布（图 3），道路随之被规划出来，服务设施及管线在地块和道路间适宜地布置下去[8, 9, 10, 11]。由此可见，全面生态规划设计有效防止了建设用地对生态空间的侵蚀，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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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晶河生态村建设用地规划布局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2.1.2 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自然系统生态修复
自然系统修复以生态适宜为原则，涵盖土地、森林的多种生态修复政策与措施。土地生态修复措施（如树叶与干草覆盖土地、堆建高坡、建造篱笆等）不仅提高土壤肥沃度，更有效保持水土，恢复土地生态能力。同时，实行森林建设可持续策略和禁止狩猎政策，维护生物多样性。经过长期的保护工作，生态村内及附近生物物种数量持续上升，记录在册的有袋鼠、针鼹鼠、蛙类等多种哺乳动物，160 多种鸟类，以及多种濒危物种（如亮光黑美冠鹦鹉），生物多样性得到大幅提高[8]58。通过土地养育、物种保护等系列人工措施的实施，水晶河生态村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得到了更好的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优化。
2.1.3 应用本土化的建筑节能技术
在可持续建筑设计方面，村庄主要使用本土化材料与天然材料建造房屋，如：当地木材、麦秆压块、泥土压块、竹子以及预制砌块等建材，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大部分家庭安装有积肥厕所、光电池供电设备等，减少能源消耗量，提高建筑生态性。同时，水晶河还与众多企业合作，开展符合当地需求的绿色技术创新实践[8, 10]，这些生态技术的应用有效节约了资源并减少能耗，将人类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降到最低。
2.1.4 建设高效的水资源回收利用系统
村庄建有高科技的废水循环利用系统——生物分解过滤器（Biolytic Filter），该系统有效净化黑水与灰水使之成为再生资源并进行循环利用。此外，村庄内大部分建筑安装有专门雨水接受区设计的特制屋顶，接受的雨水进行处理后通过管道送入建筑内部（如厨房、卫生间等）、花园与水池[10]，实现雨水的再生利用（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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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循环系统 资料来源： http://www.crystalwaters.org.au/ |
从水晶河案例的生态村建设措施来看，其规划整体性高，强调“修复维育与保护建设并举”，通过人工措施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时，依据规划进行聚落系统建设，辅以先进的生态适宜技术，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降至最低乃至为零，保护乡村本底环境，从而为生态村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生态经济型：美国埃斯俄文（Earthaven）生态村
实现绿色、有机生产是生态村建设另一重要涵义，美国埃斯俄文生态村是生态经济型村的典型代表，该村建于1994 年，地处北卡洛莱纳州，现有居民50 位[12]。村内建有网关农场（Gateway Farm）、伊曼尼农场（Imani Farm）、黄根树农场（Yellowroot Farm）以及鳟鱼渔塘（Trout Pond），致力于发展循环可持续经济，实现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建设经验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2.2.1 一产绿色有机农业永续耕作
埃斯俄文村通过建立良性的农业生态系统，大力推动有机农业的循环发展。一方面，发展种植业内部生态循环系统，通过多样性作物种植、轮作模式来平衡养分保持土地肥力，将农业生产产生废弃物制作成基质料，回归使用于育秧[13]。 另一方面，实现种植业与畜牧业、养殖业水平联动，利用秸秆等处理后所得饲料与有机肥，进行牲畜饲养与林地、农地灌溉[14]（图 5）。按照“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生产流程，充分利用资源，将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有机结合，建立产业间水平联动机制，实现一产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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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有机农业循环发展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2.2.2 一产衍生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在农业永续生产的基础上，埃斯俄文生态村建立“农业—工业—服务业”生态综合体。一方面，以一产产物为原料进行二产产品生产，如：利用谷物以及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作物制作酒精，利用村内饲养的冰岛羊羊毛制作珍贵的冰岛羊毛毡、织品等[15]。另一方面，依托一产、二产发展生态三产，村内组织森林花园学习中心（Forest Garden Learning Center），对种植、畜牧等方面进行永续发展、物种多样性知识传授，发展教育以及旅游产业（图 6）[16]。埃斯俄文村将一、 二、三产业生态结合，以上游产业生产环节的产物、废弃物为资源，进行中、下游产业生产，实现产业垂直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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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产业垂直联动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由案例得出，埃斯俄文生态村按照“整体、协调、循环、 再生”的要求，因地制宜设计生态农业系统，粮食种植与多种经济作物结合，种植业与林业、牧业、渔业结合，通过产业联动，完善第一产业内部生态循环体系，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强化“一产基础、一二共促、三产联动”，有效整合生态产业链，达到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为生态村提供永续发展的动力。
2.3 生态人居型：丹麦蒙克斯戈德（Munkesoegaard） 生态村
以丹麦为代表的适宜生态性居住试验运动，以村民自发性建设为主，融合了新型居住模式和生态技术，“新型开发的生态村在策划之初已注入对于环境及社会问题的思考，而非对现有社区的拼凑和修补”[17]，实现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蒙克斯戈德是该类型生态村的典范，该村建于1999 年，地处罗斯科尔德，现有100 户家庭约225 位居民[18]。村庄采用合作居住的生活模式与公众参与的管理机制，有效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人居环境，其建设经验主要包括：
2.3.1 分级规划强化社区集体合作特征
一方面，规划布局强调社区集体合作，在享有私有住宅的基础上，村社居民共享公共建筑（即公屋），从社区公屋、组团公屋到居民住宅的分级设置空间结构实现从公共到私有的阶梯式演变。这种合作居住的模式既保证了住户的私人空间不受侵扰，又有效促进居民良好的交往，提升社区和谐感，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从规划布局来看，生态村分五个组团，围绕着社区公屋（服务半径较大、服务于整个社区的功能型组织）展开布局，在组团内部设置有组团公屋（服务半径较小、服务于各个组团的功能型组织），此外根据不同类型组团的不同需求可自行设置附属功能[19]93 （图 7）。这种共用设施方式能有效增加邻里交流，提高社区和谐感，调查显示“在合作居住制度下，蒙克斯戈德生态村中居民相识度比普通社区高40%，社区犯罪率只有当地平均值的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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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蒙克斯戈德村规划布局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2.3.2 居民与开发商合作创新开发模式
蒙克斯戈德生态村建设初衷是为了使社区生活对环境的影响能降到最低，因此在开发模式上创新地融合了两种模式，包括传统的“居民主导激进式开发模式”（住户—融资机构— 建筑师—建造商—住户）和“以开发商为主体的普通住区开发模式”（开发商—融资机构—建筑师—建造商—住户），即： “居民雇用非赢利开发商，当地合作住宅协会负责整个项目，并由专业建造公司统一建设，仅有公共房屋由居民自行设计建造”。其次，在具体开发过程中，社区住户在举行第一次社区会议后选举出代表委员会，由委员会雇用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开发商（罗斯科尔德合作住宅协会），由其负责与相关部门（融资机构、建筑师、建造商）沟通联系[19]95（图 8）。 这种合二为一的创新方式既克服了生态村开发模式中缺乏实际工程经验的住户与相关部门联系不便的困难，又避免了普通开发模式中住户意见不能最终反馈于住宅设计中的弊端，极大地提升乡村社会生态和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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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蒙克斯戈德生态村开发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此外，在具体的建造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建筑设计和建造过程。并且作为居住生态性技术和有机建筑材料应用的试验场所，居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了大量的低成本、可循环降解的建筑结构和材料，例如，房屋采取木构架，建筑基地和屋顶材料采用附近湖中特产的贝壳，建筑填充物是周边农场废弃的稻草。这种直接参与型的合作建造方式也使得居民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社区关系，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
2.3.3 多重参与管理模式共建社区归属感
首先，加大公共参与，提高村民主体作用。蒙克斯戈德坚持民主自治的原则，采用“公共参与”的组织管理机制，以“共识决策”为基本途径，保证居民参与度与意见制定公平性，从而实现社区关系和谐，社区归属感的增强与社会价值的提升。其次，在管理组织模式上，定时举行社区整体会议或组团会议，进行决议共同制定。生态村组织有社区管理委员会和各个住宅组团的独立委员会，社区技术工作组，以及多个职能相异的小组分别负责相关事务[19]95。社区委员制管理模式使居民亲自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中，在合理工作中不仅建立了友好的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共存感和归属感，同时实现了社区可持续发展。
该案例表明，衡量生态村建设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是 “乡村社区和谐度”。在具体建设措施上强调从规划入手，推进“合作居住”实践，合理布置乡村住区各功能地块与公共设施，促进村民交流；在乡村社区组织措施上，强调公共参与实践，在提高决策合理性的同时增强社区和谐感，实现内涵上的生态人居，提升生态村建设品质。
2.4 生态文化型：德国ZEGG 生态村
在国际生态村建设视野中，有一类村以“实现生态文化传播”作为生态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中，德国ZEGG 村庄②以文化实验为主题，是成功的文化型生态村之一，该村建于 1991 年，地处勃兰登堡州，现有40 个固定房屋，长期居住 100 位村民[21]。其建设背景源于90 年代国际绿色环境运动，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目的在于重建和谐多样的精神文化，并致力于生态文化的研究和实践[22]。数十年的教育示范基地活动，有效地传播、宣传了生态文化，是发达国家生态村的成功代表。其建设措施主要包括：
2.4.1 宣传“绿色和平”的生态价值观
ZEGG 村成立的背景与绿色和平运动的时期紧密相关，强调绿色与和平共存是村庄建设的基本价值观，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生态价值观宣传。ZEGG 沿用盖娅教育 （Gaiaeducation）体系，宣传生态世界观、社会观、经济观、 环境观，包括：呼唤倾听自然、与自然再结合的世界观；公共参与、和谐健康的社会观；可持续发展、自我供给的经济观； 修复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观[23, 24]。ZEGG 村通过系统的生态价值观念宣传教育，形成了村庄特色生态文化名片。
2.4.2 开展生态生活模式示范作为开放性系统和学习型组织，ZEGG 引导人们进行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经济生产间的反思。社区中设有专门的冥想空间，精神生活是社区成员必不可少的生活组成；同时，以多种方式定期举行社区活动，如文化节日活动、讨论会等[22, 25]（表 1），呼吁人们改变攫取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方式，将人类活动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宣传“平等共享，永续耕作，简单生活”的生态生活模式。
 | 表 1 2015 年ZEGG 活动表 |
“生态思想的认知和生态技术的应用是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部分”，并贯穿于村庄建设之中。在核心设计理念层面，生态村规划建设强调“永续耕种”的核心思想，采取“生态分区设计”的方式，即按照生态适应性的基底分析来划分连续的用地带，以确定用地生态结构和功能，协调住房和自然环境分区的连续与过渡关系。其次，对生态性用地开展生态修复，采取土地覆盖性修复、营造小型绿篱、堆砌草堆等方式营造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最后，在资源和能源使用上，如房屋建设、水处理、生物净化、农业种植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适应性生态技术应用[26]。
作为享誉全球的生态村成功代表，ZEGG 村以文化实验的方式呼唤价值观重塑，营造出特色的生态文化；并从生态价值观示范、生态生活模式宣传等方面进行“生态适应性实践”，将生态村的建设升华至精神文化层面，具有生态革新意义。
2.5 生态村建设的国际经验从生态村的建设特征、发展导向、建设内容、建设方式、 技术运用，进一步比较分析各类型生态村（表 2），可以发现： 生态修复型以自然系统恢复为主要建设内容，辅以生态节能技术，为生态村建设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生态经济型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首要任务，强调产业内部与产业之间的联动发展，打造生态村持续发展动力；生态人居型与生态文化型以提高村民主体地位、丰富乡村文化内涵、共建村民精神家园为主要内容，提升乡村建设品质。总的来说，国外生态村建设强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循环经济为动力，以生态技术运用为支撑，以和谐人居、特色文化为抓手”，创建品质生态村。
| | 表 2 生态村分类型比较 |
从建设维度上来看，生态修复型与生态经济型生态村注重乡村“物质”层面建设，从自然本底环境、生态循环经济入手，打造物质持续发展动力，提升生态村“硬环境”；相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型与生态人居型生态村侧重于乡村“精神”层面发展，以生态文化构建、和谐人居营造为主要抓手，打造乡村精神持续发展动力，提升生态村“软环境”（图 9）。 由此可见，生态村建设可从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入手，双管齐下，双维度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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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际生态村经验比较总结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综上所述，尽管各类型生态村侧重发展内容各异，建设措施有所不同，但也有其共性：保护与恢复自然环境、合理规划布局空间、建设生态化的建筑、采用多种节能措施、生产有机食品、村民公共参与；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与人居生态“四位一体”，创造生态宜居乡村，实现自然、 社会、经济生态发展。
3 对我国生态村建设的启示我国生态乡村建设起步晚，发展中存在许多不足，结合我国《国家级生态村创建标准（2006）》（以下简称“标准”）[27] 以及当前乡村建设的状况可以发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生态建设内涵不足。在“标准”的评价体系中，经济评价仅关注了“人均年纯收入”，环境卫生评价侧重“饮用水卫生合格率、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未涉及社会生态等评估指标，生态建设内容覆盖面有所欠缺,内涵建设较弱。 其次，生态建设措施单一。在具体的建设措施中，以植树刷墙、打造村口景观等环境整治手段为主，忽视水体、土壤等生态功能的维育与恢复，缺乏生态节能技术应用。再次，生态建设系统性差。强调绿化覆盖率、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比例、农药化肥平均施用量、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等方面，内容零散未能从乡村生态子系统入手，生态建设较为片面。最后，生态建设参与保障缺乏。未能广泛宣传生态理念，村民生态意识薄弱，未能充分发动民众，在生态乡村建设中村民参与度不足，生态建设持续性差。
总体上，我国生态乡村还处于“美化提升”的“形式生态”阶段，虽然具体建设情况复杂多样，与国外生态村存在一定差异，但仍有众多可借鉴之处。如：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环境脆弱，生态破坏严重，国际生态修复村建设经验能为其环境修复提供有益启示；中部次发达地区乡村作为重要农区与人口流出地，是我国重点建设区域，建议其借鉴国际生态经济村的先进经验，提升农业产量与产值，延长生态产业链，激发村庄发展活力，吸引人口与资金回流，缓解空心村问题；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经济起步早，实力强，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面临社会重构、文化危机等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传承创新乡村文化是其建设的重要任务，其发展宗旨与国际生态人居村、生态文化村殊途同归，应加强对相关经验的学习与本土化转换。
总结上文的国外生态村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我国乡村发展现状，中国的生态乡村建设应综合“四种类型”的发展经验，以生态文明为核心，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全方位引导乡村建设，进而以“生态建设目标、规划调控手段、 建设实践内容、公众参与机制”为途径，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乡村（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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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外生态村建设的经验启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明确建设目标，由涂墙、种树等“外表”环境美化整治转向全面、综合提升乡村内涵，构建兼容自然、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复合生态系统，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生态经济、 生态社会上，具体如下：（1）维育自然环境，奠定乡村生态基础。保护与修复并举，注重水资源监测保护、林地资源修复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开展生态创建活动，优化提升生态本底环境，奠定生态建设基础。（2）发展多元经济，打造持续发展动力。立足资源优势，将生态资源价值转变为经济发展要素，同时结合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发展乡村生态型多元经济，打造持续发展动力。（3）建构和谐社会，提升生态建设品质。加大乡村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系统建设力度，以人居环境和文化环境为主要抓手，实现生态居住人本化、生态文化特色化，建构和谐乡村社会。
3.2 编制全面生态规划，多尺度调控建设内容制定乡村全面生态规划，利用规划手段对乡村各个系统多尺度进行整体调控，规范乡村生态建设，从而实现有序发展。（1）宏观尺度上，组织全系统整体设计。从全系统设计角度出发，深入乡村，充分了解其自然环境、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以生态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管理系统规划为重点，合理编制系统性整体生态规划，以科学合理地指导乡村建设，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2）微观尺度上，开展生态分区规划。划定乡村生活区、生产区以及生态区，并进一步确定生态维育核心区、保护区、缓冲区，明确定义乡村土地用地性质。在保证村民居住生活用地的同时，维育乡村自然基质与斑块，布局联系乡村大型斑块的生态廊道，在镇域范围内建立村与村、村与城镇间的生态隔离带，形成乡村生态安全格局。
3.3 生态修复与创建并重，多层面落实生态措施以目标为导向，以规划为指引，多层面实施生态建设措施，有效提高乡村生态建设水平。（1）人工结合自然，修复生态本底环境，充分认识生态修复实践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对已损害或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重建或恢复。加强土地资源保护，提高土壤肥沃度，强化物种资源监管，提高物种多样性，有效修复自然生态系统。（2）加大生态适宜技术应用，创建能源循环系统。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大操作方便、价格适中和具有地域特色生态适宜技术的应用，如生态建筑建造技术、水循环利用技术等，打造名副其实的生态乡村。 （3）整合生态产业链，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以循环发展思想为指导，综合利用能源及其废弃物，加大三产联动，整合提升生态产业链，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经济生态持续发展。
3.4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多角度保障建设质量乡村生态建设技术的推广、策略的实施，往往需要配套机制来监督与约束才能有效实现并发挥作用。应加大生态宣传，促进公共参与，多角度保障乡村生态建设质量。（1）完善教育宣传机制，定时组织举行生态宣传活动，通过生态技术、生态价值观示范，传播生态文化，提高人们生态意识。 （2）创新多方参与机制，全方面落实村民、村集体、政府及开发商多方参与乡村建设、管理及决策，制定相关公共参与方法，明确公众参与渠道。
4 结语：从“形式生态”到“内涵生态”可以预见，积极回应发展生态文明的政策号召，将生态理念植入乡村建设的新思维，必将掀起一场中国乡村发展路径的深刻变革。通过上文对国外生态村发展分析可知，四种类型具有一定共性和独特之处，“修建并举”的生态环境、“产业联动”的生态经济、“多重参与”的生态人居、“价值重塑”的生态文化，都能为我国这一轮美丽乡村发展热潮提供借鉴，实现乡村从“形式生态”建设现状向环境与发展结合、经济与社会并重、发展与文化同行的“内涵生态” 建设转变。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注释：| ① 全球生态村网络（GEN）是一个围绕全球生态村项目的网络系统，起初由丹麦的盖娅基金会建立，随后苏格兰的芬霍恩社群、美国田纳西州 的农庄、澳大利亚的水晶河和丹麦可持续社区协会等组织成为全球生态村的骨干成员，并且发展成GEN 网络。 |
| ② ZEGG 是德语Zentrum für Experimentelle Gesellschafts-Gestaltung 的缩写，意为文化性试验设计中心（传播生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