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遗迹是指矿业开发过程中的一切遗存，包括矿场、工具、文字记载和建筑群等物质实体，也包括与之有关的非物质工艺技术、社会活动、宗教信仰等。国际上与矿业遗迹地（mining heritage）相关的概念有后矿业景观（post-mining landscape）和矿业棕地（mining brownfield）；这些概念分别是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1]、后工业景观（post-industrial landscape）^[2]、棕地（brownfield）^[3] 的分支。

国际矿业遗迹研究可以追溯至1970 年代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工业考古，矿业遗迹作为考古对象被予以关注^[4]，以生态修复和视觉艺术为主要目的的景观设计相应介入。1980 年代，矿业遗迹进入世界遗产的研究范畴；1990 年代，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世界遗产研究的主题化，专门的矿业遗迹研究组织相继成立。21 世纪初，矿业遗迹的研究和实践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5]，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取得进展。目前，矿业遗迹的理论实践更多为针对场地的具体问题以及项目的实际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业部门得以有效加入，呈现出多行业、跨学科、跨区域的多元参与和资源共享趋势。

1970 年代初至1980 年代末，欧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了后工业时期。 面对矿业经济的持续衰退和矿业遗迹地生态的恶化，各国展开了以修复生态环境为主，同时也注重视觉艺术的实践探索。

美国于西弗吉尼亚矿业遗迹地建立的罗根州立公园^[6]（Chief Logan Park）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公园在16 km² 的场地上广泛种植，采用不同植物种改良土壤基质，改善矿区生态环境。此外，矿业遗迹地注重视觉景观的修复理念与美国正当盛行的大地艺术^[7] 不谋而合，在矿区更新实践中大地艺术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198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许多钢铁煤炭企业持续衰退，无法摆脱产业结构带来的危机而面临倒闭。英国、法国等在这一时期对煤矿等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利用，例如英国园艺博览会选址于煤矿和钢铁厂所在地埃布韦尔（Ebbw Vale）^[8]，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1990 年代至20 世纪末，对于景观生态的关注和研究^{[9, 10]}、 矿业遗产地的旅游开发^[11]、矿业文化的保护和发展^[12] 进入了学术视野；矿区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逐渐成为矿业遗迹地改造的主要关注内容。

这一时期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当属德国鲁尔地区的改造项目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13]（IBA Emscher Park）：公园面积 300 km²，通过恢复埃姆舍河两岸自然环境、整治周边生产建筑、营造居民休闲娱乐场地、保留代表性钢铁矿业设施而形成了独特的矿业景观，为人熟知的杜伊斯堡公园（Landschafts Park Duisburg Nord）是该项目的一部分。此外，美国蒙大拿州阿纳康达（Anaconda）铜矿^[14]、德国北戈尔帕（Golpa Nord） 矿区^[15]、澳大利亚索弗仑金山（Sovereign Hill）^[16]、日本栅原铉山铁矿等矿业遗迹地都有相应的修复实践。

进入21 世纪，注重可持续发展^[17]、强调场所精神、尊重地区文脉和促进经济复兴已经成为国外学者对矿业景观设计规划的普遍认知。一方面，对于矿业遗迹地的修复实践呈现出普及发展态势，从欧美国家向东亚^[18]、非洲^[19] 等地传播；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于矿业景观的关注也在综合学科与技术理念方面继续深化。

英国世界遗产康沃尔与西德文郡矿业遗迹地（Cornwall and West Devon Mining Landscape）中的坎伯恩（Camborne）镇^[20] 通过保留19 世纪矿业建筑层高与“锯齿状”屋顶（"sawtooth" profile roof）^[21] 的建筑立面形式（图 1），调整核心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建筑容积率，很好地解决了城镇居住指标与矿业遗迹地保护两者之间的冲突。既尊重了场地小型建筑低密度的建筑氛围，保护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V: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世界遗产，也达到了城镇规划的指标要求，顺应了城市发展。此外，英国布莱纳文矿区 （Blaenavon Industrial Landscape）^[22]、西班牙尤莫德斯铁矿 （mina de Llumeres）^[23]、波兰矿业遗迹卡托维兹硬煤矿址 （Katowice Hard Coal Mine）^[24] 等地在矿业景观可持续建设、 矿区经济发展等问题上都有研究。

图 1 锯齿状”的建筑立面风格代表了当地的矿业景观特色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1]

1.4 矿业遗迹景观设计的跨学科、跨区域的多元参与和资源共享趋势

随着矿业遗迹地具体问题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的变化，越来越要求理论与实践具有针对性，因此越来越多的行业部门得以有效参与，使得矿业遗迹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跨区域的多元参与和实际操作性（表 1）。

表 1(Table 1)

表 1 矿业遗迹研究与生物学跨学科合作 学科 研究者 研究项目与实践操作 动物学 汤普森 （Thompson S. A.） 提出生物指示器（bio-indicators）[27] 作为监测矿区生态 的新思路：以场地生物多样性参数（diversity parameter）、 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生态参数（ecological parameter）等12 项数据作为检测生态修复的指标 植物学 厄恩斯特 （Wilfred H.O. Ernst） 提出以植物去除法（phytoextraction）[28] 修复矿业遗迹 地：利用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对于特定金属的吸收来降低 土壤中重金属的浓度，再通过植物灰化（ash）来实现 其中的金属回收利用。当然，该植物去除法在应用中有 局限，只适用于中低浓度金属含量的土壤净化，且对于 金属回收技术的要求较高 微生物 学 瓦伦廷 （Jessé Valentim） 提出微生物对于矿业遗迹地土壤和植被的重要作用[29] ： 土壤微生物通过其代谢过程来净化土质；通过调节土壤 中微生物的含量来影响植物的生长

表 1 矿业遗迹研究与生物学跨学科合作

欧洲在矿业遗迹方面十分看重区域合作，耶日（Jerzy） 等人研究了波兰、德国、捷克三国对其矿业遗迹再利用的跨国合作方式^[25]，并指出这种宏观区域的合作在生态廊道完整度和矿业遗迹保护的整体性方面有显著优势；当然，资金与政策的支持与否是跨区域合作的较大挑战。此外，欧洲国家间靠大西洋航运与水路交通输送煤炭石油，因而颇受关注的洲际项目“大西洋海洋遗产洲际合作”（Espace Atlantique） 专设了“绿色矿业行动”（Green Mine）^[26]，旨在建立跨国矿业遗产机构、保护矿业环境和修复矿业景观。该提案在 2010—2012 的规划年限内提出以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为基础，号召项目内的5 国10 地区参与者保护矿业自然和文化遗产、修建洲际地质公园、规划矿业资源探险、建立数字矿山档案、丰富矿业艺术创作、举办欧洲研讨会和矿业展览等。

通过对2005—2014年对矿业遗迹的中英文文献研究发现，近10 年来景观设计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矿业遗迹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评价评估，矿业遗迹的景观修复与再生，矿业遗迹地的旅游开发。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针对矿业遗迹的法律体系^[30]、保障制度^[31]、生态监测评估^[32]等方面也有相应探讨。

基尔· 里夫斯（Keir Reeves）强调了矿业遗迹中文化资源，尤其是矿区历史发展与矿区历史特色的重要性，他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Victoria）与新西兰奥塔哥（Otago）的金矿为例，指出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在矿业遗迹资源评价中不可或缺^[33]。贾斯珀· 奈特（Jasper Knight）认为场域内各阶段的人类活动是重要的矿业遗迹资源。他提出“大地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并以英国博德明高沼（Bodmin Moor） 和韦斯特彭威思（West Penwith）两镇为例，指出人类的采矿活动、工具选用、矿业贸易等行为对当地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34]。夏兰· 欧法里切尔莱（Ciaran O’Faircheallaigh）以澳大利亚41 例本土居民与采矿企业制定的协议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协议对本土居民和矿产资源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但必须建立在本土居民有足够话语权和被关注的层面上^[35]。苏珊娜· 卡斯尔（Susanna Cassel）研究了世界遗产瑞典法伦大铜山采矿区（Great Copper Mountain）的铜矿公司、当地政府、 旅游开发商、遗产保护组织等多个机构之间运作的关联与制衡。研究认为这些机构的权力分布对矿业遗迹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36]。

位于西班牙东南部的卡塔赫纳矿区（Cartagena - la Unión Mining）的矿业遗迹资源评价方法值得借鉴。研究者通过梳理矿区从19 世纪至今的采矿活动与矿企发展史，对卡塔赫纳矿区的矿业遗迹资源的种类与分布、结构与特色、 潜在利用价值与利用方向，以及对周边环境的优劣影响等做出了判断与评估（图 2），提出了这种矿业遗迹资源评估的方法对于识别矿区本土特色的重要性^[37]。

图 2 西班牙卡塔赫纳矿区重要矿业资源分布和景观结构 资料来源：译自参考文献[37]

舒尔茨（F. Schulz）以德国勃兰登堡矿业遗迹地的景观修复为例，介绍了自然恢复模式（close-to-naturalness）和人工促发模式（biodiversity/selective species protection）两种修复思路，并阐述了各自优势与局限^[38]。与“人工促发模式”类似，弗朗索瓦· 贝塔尔（François Bétard）提出了人造地貌设计（anthropogenic landforms），并以法国西北一矿业废弃地逐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项目为例对该理论进行了阐释^[39]。张建军（Jianjun Zhang）提出从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层面来修复矿业遗迹景观，并以武安西石门金矿为例，归纳了可利用景观资源、修复资源、禁用资源和保护资源四种矿业遗迹的资源分配和利用形式^[40]。李百炼（B. Larry Li） 介绍了美国近几年修复矿业遗迹地景观的新思路“师法自然生态修复法”（geomorphic reclamation）^[41]，即采用GIS 模拟与场地最接近的理想自然形态，尤其注重地形、地貌、水文、生态等方面；然后采用最小的土方填埋和一次到位的辅助设施将场地改造成理想状态。彼得· 斯克莱尼奇卡（Petr Sklenička）提出矿业遗迹地的景观修复可以通过大小两种尺度的规划设计来实现视觉美学价值^[42]。他以捷克的索科洛夫矿业遗迹地（the Sokolov Brown Coal Basin，规模220 km²） 和利托夫赫卢姆（Litov - Chlum，规模2 km²）样区为例，指出大尺度上不仅要对区域的各种良好景素进行独立和相关评价，也要对可能形成的非良好景素进行预测和限制；小尺度上，要综合考虑场地情况和周边环境来指导最后方案。

罗马尼亚的罗希亚蒙大拿（Roşia Montană）地区的金矿目前正处于闭矿修复阶段。该矿是欧洲最大的金矿之一，近百年来的开采对场地及周边造成了显著影响（图 3）^[43] ：一方面，金矿开采过程中曾发生过氰化物泄露，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矿业生产用地扩增，居住用地锐减，当地成为工业荒漠（industrial desert）^[44]。2013 年，地方起草新法律，成立环境与遗产保护组织，政府颁布新政策，以及公众提议等各方面的行动共同促成了公司对于金矿闭矿的落实与土地复垦景观再造的实施；同年，通过了《闭矿土地复垦与景观修复规划》（Mine Landscape Rehabilitation and Closure Management Plan of Roşia Montană）^[45]，金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图 3 罗希亚蒙大拿矿区近百年土地用地类型的变化（以样区为例） 资料来源：译自参考文献[43]

规划的内容涉及两方面。（1）复垦与景观修复（图 4）： 保障开采矿区地层岩石结构的稳定；在实施技术与操作上避免二次污染；使用先进的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扩大蓄水量；维护植被生长、注重生态变化；其他内容有各项具体的复垦指标^[46]、监管区域复垦动态、特殊场域的注意事项等等。 （2）闭矿管理：关注公众健康、优厚补偿矿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缓解当地人口减少与老龄化。

注：1—工程措施与土地复垦；2—蓄洪；3—矿渣填埋与覆土复垦；4— 覆土与复垦；5—铺设垫土与植被修复图 4 罗希亚蒙大拿金矿不同场区的不同土地复垦应对策略 资料来源：译自参考文献[47]

米里亚姆· 约恩森- 韦贝克（Myriam Jonsen-Verbek）指出比利时的林堡矿业遗迹（Limburg Mining Site）的旅游开发注重遗迹保护主体（whose heritage）的规划思路，针对当地市民和矿企相关从业者两类人群，探讨了在规划中制定时间维度（time dimension）的可行性，即既能使矿业遗迹热爱者接受其转变，又能使当地现居者树立信息和责任感^[48]。迈克尔· 普雷特（Michael Pretes）研究了玻利维亚南部高地波脱西城（Potosı）处于生产状态的银矿的矿业旅游发展，采取了游客与矿工的互动（tourist-local encounter）的矿业旅游形式，在旅游真实性、场所精神方面达到了良好的效果^[49]。 路易· 阿尔卡拉（Luis Alcalá）介绍了西班牙特鲁埃尔省的阿里尼奥（Ariño,Teruel）由矿业遗迹地向考古地质公园发展的契机^[50]。该矿区在开采时发现了白垩纪脊椎动物骨化石，进一步勘测发现，化石地层恰好在最底层开采矿床之下。结合该矿区100 多年的开采历史，作者提出了考古地质公园的规划设想和具体分析。塞普（K. Sepp）以爱沙尼亚的油页岩盆地（Oil Shale Basin）为例，提出应摈除矿区原单一功能的发展模式，提倡矿业景观的多功能开发观点^[51]。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的看法，格特- 扬· 霍斯珀斯（Gert-Jan Hospers） 探讨了欧洲当今传统工业地区兴起矿业遗产旅游热潮的现象。通过讨论工业背景下旅游发展方向的限制条件，作者认为理论上，矿业旅游是对欧洲服务业经济的新思路；但实际上，只靠旅游业带动区域经济是十分有限的。因此，除旅游开发外，矿业遗产应该有更为宽广的出路^[52]。

澳大利亚的巴斯海岸铁路沿线公园（Bass Coast Rail Trail Linear Recreational Park）始建于1994 年，预计于2016 年竣工，届时整条路线约长50 km^[53]（图 5）。这是一个慢道系统（包括游步道、自行车道和骑马道）完善的公园，不仅是区域旅游业的有力组成部分（旺季平均月接待量10 000 人次），也能满足当地居民日常使用。公园内铁路源于1910 年旺萨吉煤矿（Wonthaggi State Coal Mine）修建的一条生产铁路，1968 年随闭矿而停顿。1990 年代初，萨旺吉矿业遗迹地受到关注并入选维多利亚矿业遗产名录（Victorian Heritage Register），随后当地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矿业环境、保护矿业景观，并规划了巴斯海岸铁路沿线公园。设计师将荒置的铁轨加以利用，修复了铁路高架桥，将火车站点改造为公园游客接待处，保留了矿业遗迹地的必要特色^[54]。

图 5 巴斯海岸铁路沿线公园平面图 资料来源：译自参考文献[54]

该工程长期性的建设很好地顺应了城市空间发展的要求。视觉美学上，巴斯海岸铁路沿线公园串联了多种景观元素：萨旺吉矿工别墅、米切尔煤矿（Mitchell’s Mine）采矿复原场景、伯恩河（Bourne Creek）木栈桥与铁路高架桥、柯坤达 （Kilcunda）海滩公墓、湿地景观和沿海风光带（图 6）^[55]。生态意义上，该线性公园是当地重要的生态廊道，组织起了周边破碎的绿地斑块，为植物播种、动物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路径^[56]。

图 6 巴斯海岸铁路沿线公园自行车道、木栈桥等详细景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7]

我国近几年在矿业遗迹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矿山公园”内容上，政府宣传建设的力度、学术界的研究热度都在不断加强。因此，及时系统地总结现阶段国际矿业遗迹的研究现状，对我国矿业遗迹的未来研究方向、矿山公园的发展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矿山公园的生态修复应该提倡决策队伍学科背景多样化，这有助于全面科学地把握矿区修复的核心问题，如土壤的受污染程度以及解决途径、矿业遗迹资源的结构特点与资源评定、景观建设的经济造价与经费来源等。矿山公园的保护与发展规划应该考虑到其演变的过程性与发展建设的长远性，如文中的英国康沃尔郡坎伯恩镇、澳大利亚巴斯海岸沿线铁路规划两个案例，从建设初期就全盘考虑、长远规划、 慎重建设，很好地做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另外，矿山公园的管理建设应完善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居民游客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制度，在规划中关注大众的参与和认可，保障其获取信息渠道的畅通与建议的可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