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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3期   DOI:
怀特、盖尔、雅各布斯与街头巷尾

叶齐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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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威廉· 霍林斯沃思· 怀特

By William Hollingsworth Whyte

威廉·霍林斯沃思·怀特(William Hollingsworth Whyte,1917—1999)是个社会学家,所以他用“公共空间”这个带有些物权意味的抽象名词概括了那些叫做街头巷尾的地方,并毕生致力于对街头巷尾的那些小广场、小公园、小嬉戏场所和无以计数的零星空间展开社会行为研究。《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1980,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年内出版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城市里那些街头巷尾或公共空间的经典著作,至今余音绕梁。扬·盖尔(Jan Gehl)是个建筑师,他用带有建筑色彩的抽象概念“建筑之间”来表达街头巷尾,毕生从建筑环境设计角度来研究怀特挚爱的小广场、小公园、小嬉戏场所和零星空间,写了一本关于公共空间的经典著作《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1986),成为必传之作。虽然不能说没有《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就没有《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盖尔在写作《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参考了《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并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中引述了怀特的观点。


广场舞、晨练可谓中国特色,在世界城市景观里绝无仅有。清晨街巷里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蔬菜摊、热气腾腾的早点摊,虽算不上举世无双,却也堪比欧美传统城市里还保留着的那些街头小铺和咖啡店。城市里那些街头巷尾很不起眼,有些连名字都只能意会,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人特别地关注它。但是,有一天,街头的那个卖馄饨的小店,巷尾地上那盘没下完的棋,胡同里那些熟识的面孔,甚至于大爷大妈大哥小妹的笑声,都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或一幢幢令人生厌的大厦。只有到那一天,我们才感到若有所失。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的是一种街头巷尾的感受,我们失去的是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环境,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叫做街头巷尾的地方。

威廉·霍林斯沃思·怀特(William Hollingsworth Whyte,1917—1999)是个社会学家,所以他用“公共空间”这个带有些物权意味的抽象名词概括了那些叫做街头巷尾的地方,并毕生致力于对街头巷尾的那些小广场、小公园、小嬉戏场所和无以计数的零星空间展开社会行为研究。《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1980,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年内出版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城市里那些街头巷尾或公共空间的经典著作,至今余音绕梁。扬·盖尔(Jan Gehl)是个建筑师,他用带有建筑色彩的抽象概念“建筑之间”来表达街头巷尾,毕生从建筑环境设计角度来研究怀特挚爱的小广场、小公园、小嬉戏场所和零星空间,写了一本关于公共空间的经典著作《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1986),成为必传之作。虽然不能说没有《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就没有《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盖尔在写作《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参考了《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并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中引述了怀特的观点。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也罢,《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也罢,异曲同工,无非是在赞美、鼓励、推动乃至提高百姓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的品质。日常生活是在“小城市空间”里或“建筑之间”展开的。如果这些公共空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好,人们会尽可能快地从那里悄然而过。如果这些公共空间物质条件不错,有人们寻求的那些必要活动,人们会流连忘返,在那里从事各种选择性活动。夏季里,人们会在凉爽的地方坐下来,稍事休息,而在冬季里,人们在那里晒晒太阳,或者漫步走过那里,享受生活,或者喝上一杯茶,看看雕塑或喷水池。一个公共空间里可以选择的活动越多,人们偶然相遇、与陌生人交谈或展开社交性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怀特在《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里,给我们讲述了他10年潜心观察若干纽约公共空间的心得,鼓励我们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公共空间,实现社会和谐。

尽管怀特的这些心得来自对美国城市现实的直接观察,是经验的,时间也已经流逝了三四十年,但是,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研究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基础性的,所以,这些心得没有什么特定的适用范围,尤其是那些观察结论和研究方法都具有普适性。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边读《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边看“清明上河图”,边想自家门前的那些大街小巷,一定别有一番感触。古今中外,人之常情总是不变的:

在公共空间里,女人比男人多;男人喜欢坐在前排,女人则青睐坐在稍微僻静一点的位置上;更多的情侣们旁若无人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下,而不是躲在角落里;那里有卖食品的,那里就人气十足;人们喜欢凑热闹,那里人多就越往那里挤;所以,在公共空间里,创造多种活动,就可以把公共空间活跃起来。可以坐坐的公共空间比没地方可坐的公共空间要受欢迎的多,人们往往最会去那些可以坐坐的地方;坐在椅子上还是坐在台阶、台沿上并不那么重要,只要坐的下去、坐的舒服、坐的安逸就行,最好是有可以挪动的椅子,让人创造他们的临时环境。人们对特定公共空间的使用有惯性,或对特定公共空间有依赖性,日复一日总是去那,而不是朝三暮四;如果人们看不到一个公共空间,或者那个空间让人望而却步,当然谈不上使用那个公共空间。一个地方吸引的人越多,泼皮无赖越不去,那里越安全。

怀特热爱城市,尤其是热爱传统的城市,欣赏传统城市里的公园、广场、人行道、花坛、喷水池,那些可以供人们相聚闲谈或者仅仅是与其他的人相遇的零星公共空间。“我要赞美小空间。小空间的乘数效应是巨大的。这种效应不仅是就使用这些小空间人数而言的,实际上,还就经过这些小空间的人的感受而言,很多人不过是路过这些小空间,他们很喜欢这些小空间的感受,更多的人觉得,城市中心有了这些小空间,才感觉更好。对一个城市来讲,这样的小空间是无价的,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因此,怀特唾弃、痛恨、谴责甚至鞭挞破坏公共空间人性化品质的城市蔓延、土地浪费,丑陋的停产场、巨型购物中心和空空如也的大广场。正是这种态度,让怀特成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知音。怀特与雅各布斯都笃信直接观察,这又让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共同语言。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怀特,也没有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部世纪大作的横空出世。

故事是这样的。1956年,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邀请“建筑论坛”的编辑道格拉斯· 哈斯克尔(Douglas Haskell)参加一个有关城市规划的会议,并作演讲,但是,哈斯克尔正在放假,所以,他的同事,“建筑论坛”的编辑雅各布斯,替他去参加这个会议。雅各布斯选择了一个把握不大的主题,做10分钟的演讲:城市开发项目缺少商店。她把传统商业街描绘为“有自己奇异智慧的混沌带,在我们目前的城市秩序概念中,还找不到这类智慧。”雅各布斯的观点是,店主店员都是重要的“公众人物,”他们设在街头巷尾的商店的功能不仅仅出售东西的商店,而且还是街区的社会中心,甚至那些空置商店的前面,也有作为会面场所的作用。采用在绿地里布置大规模居住楼群模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不存在这种选择。雅各布斯说,“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形,应该让规划师有些震撼。”雅各布斯以“东哈姆莱”新的住宅项目为例,说明一个洗衣间如何成了那里的主要社会空间(她曾经担任“联合居住区委员会”的成员)。她尖锐地指出,“我们很惊讶,规划师是否知道这个项目的心脏会在地下室里。我们也很想知道,建筑师在设计这个洗衣间时,是否知道他们正在设计什么。”虽然雅各布斯缺少学术方面的证书,她的看法都是基于她的直接观察,但是,她的那些结论对建筑和城市规划做出了毫无隐讳的谴责。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后来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类学术会议常常具有专业术语云山雾罩的氛围,她却像一缕清风,淋漓尽致却没有歪曲地给与会者展示了把大量人口集中起来,塞进大规模重建起来的住宅区中的后果。”

怀特也参加了哈佛大学的这次会议,他同样对雅各布斯的发言印象深刻,当时,怀特正担任着时代公司旗舰商务杂志“财富”的助理主编。怀特是那一年出版的畅销书《组织起来的人》的作者。怀特与雅各布斯一样,对城市再开发疑虑重重,于是,他邀请雅各布斯加入“财富”杂志将要发表的有关美国都市的系列文章。虽然雅各布斯开始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怀特的同事们把雅各布斯看成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明显表现出对雅各布斯的冷淡,但是,雅各布斯最终还是接受了怀特的邀请,撰写一篇文章。

1957年9月,这个文章系列开始发表,怀特撰写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城市是非美国式的吗?”他提出,几十年以来,人们遗忘了的美国面临多种挑战的城市,不仅仅是形体上的衰落和贫困,还包括城区人口向郊区转移,中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城市生活的证据迅速增长。联邦政府按照“城市更新法(1948)”给市政府提供支持,清理贫民窟,把土地出售给私人开发。像雅各布斯一样,怀特对城市更新的结果印象很不好。在谈到建筑师们顶礼膜拜的“光明城市”时,怀特写道,“从正在到来了的大规模再开发项目的规划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城市形象,但是,这种城市是既无生机,也无生气。”对于怀特来讲,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城市会声称它自己是一个好的生活场所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怀特收集了“时代公司”的资源,与多个城市的记者进行接触,组织了国家范围的民意测验和观点调查,召集专家会议。例如,他自己的文章就附有高收入公寓居住者的好恶调查,强调了高层城市生活和低层城市生活的差别,在市中心发现了许多现在的所谓“空巢老人”,他们从郊区回到了城市。怀特的文章描绘了许多美国城市典型居住街道的情景:布鲁克林的哥伦比亚高地,旧金山的罗素山,新奥尔良的连排住宅,一位名叫奥菲欧·坦布里(Orfeo Tamburi)的巴黎艺术家,使用像莫里斯.郁特里罗那样的画面,提醒读者,美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一样,也有城市生活的传统。以后,“财富”的编辑们,如弗兰西斯·贝罗(Francis Bello),西摩·弗雷古德(Seymour Freedgood),丹尼尔·塞利格曼(Daniel Seligman)以及怀特,都给这个系列撰写了文章,包括了交通、城市管理、贫民窟和城市蔓延。这些报道的智慧、详尽和长度都是引人注目的,给人以紧迫感。它们的共同信息是,美国的城市具有独特的机会来更新它们自己,但是,它们必须正确地去做城市更新。

尽管不是刻意安排,在这个由6篇文章组成的系列中,雅各布斯的文章是收官之作。“财富”的出版商杰克逊(C.D.Jackson)发现,雅各布斯的文章矛盾不少,怀特和雅各布斯不同意杰克逊的意见,所以,这篇文章延迟了2个月,在怀特的坚持下,才在1958年4月期的“财富”上发表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人的市中心”,它是一篇针对城市更新的檄文。雅各布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类项目看上去像什么?”“它们会是空间宽松的,像公园一样,不感觉到拥挤。它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绿色景观。它们会是稳定的、对称的和有序的。它们会是清洁的、印象深刻的和不朽的。它们会有一个井井有条的、有尊严的墓地。”为了展开批判,雅各布斯拿出了若干个再开发计划:费城的宾夕法利亚中心地下通道;匹兹堡市中心类似郊区风格的购物中心;纽约林肯中心的文化超级地块。(读者回头会看到,怀特这本书中逐一讨论了雅各布斯的这些案例) 她所要阐述的核心观点是,当城市需要改善时,城市改造应该保证和强化传统的城市属性,尤其是那种充满生机的街道。这个“财富”系列文章的前几个作者依赖于调查和专家意见,但是,雅各布斯所依赖的却是她自己在地面上-人行道上-所做的直接观察,借此评估人们在城市大街上的实际行为究竟什么样的。雅各布斯赞美高密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了小街窄巷、短小的地块、新旧建筑混合,商业、文化和居住功能混合起来优越性。雅各布斯在批判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城市愿景时写道,“设计一个梦幻的城市不难,改造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则要有想象”。雅各布斯把城市改造看成零打碎敲的活动,市民们的管理超出专业人士的管理,这就预示着,在管理城市发展上,社区群体、审查委员会、商会实际上会发挥主要作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布斯与怀特存在着很多交集,除开思想和方法上的相通外,他们甚至都不是学建筑却都在顶级建筑评论杂志里对城市发展、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评头论足。如果雅各布斯大妈还在人世,一定会为《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的中文版作序,对中国的城市大声疾呼,没有了街道和街道生活,没有景观能够吸引人们的视线,没有亲密感,没有什么符合人的尺度,是危险的和乏味的。

怀特是一位教育了好几代城市设计师的城市及其公共空间观察家、评论家和社会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怀特就脱下军装,成了《财富》杂志的编辑。正是这份工作,让他在此后50年的学术生涯里,一直致力于美国战后城市发展的研究。从1946年算起,经过10年的研究,1956年,他发表了《有组织的人》,这本书是谈美国郊区发展问题的,形象地描绘了每日往返于郊区豪宅和市中心公司之间的大公司经理们,他们信奉集体主义,遏制个人主义,进而用“社会道德”替代了单纯和天真。这本书当时销售了200万册,成为20世纪50年代三本畅销书之一(另外两本书是《孤独的人群》和《一袭灰衣万缕情》),于是他很快成为了公众人物和颇具影响的城市评论家。又过了10年,怀特发表《最后的景观》,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与麦克哈格《与自然协调的设计》、哈丁的《公地的悲剧》齐名的三部有关环境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之一,成为美国大城市地区快速扩张中保护开放空间的“圣经”。这本书列举了很多由于规划不当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农田流失、缺乏休闲娱乐空间、地表及地下水污染、城市公共空间逐渐丧失等。再过了10年,怀特发表了我们现在翻译的这本《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以及他剪辑而成的同名文献记录片,这本书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城市规划协会推荐给它们会员们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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