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璐 滕雨薇 刘伟

Interviewed & Translated by Pang Lu, Teng Yuwei, Li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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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亚历山大· B · 墨菲（Alexander B. Murphy），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教授，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学会（AAG: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主席（2003—2004 年），现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GS: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资深副主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和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区域为欧洲和中东。1997 年他主编的《重新发现地理学》在世界地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墨菲教授发表过众多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文章，编写过数十部学术专著。

Abstract：

庞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硕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上海站成员
滕雨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硕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上海站成员
刘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硕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上海站成员

采访时间：2015年5月
地 点：上海，同济大学
支持单位：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

庞璐（下称P）：《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一书中提到地理科学的创新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知物理空间环境变化、可持续性、经济社会迅速变化带来的影响。作为地理学专家，请您讲述一下目前地理学领域有哪些前沿动态以及学科创新发展方向？
墨菲教授（下称M）：过去人们对地理学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河流、海洋和山脉等自然物质层面。后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地理学的认知，比如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地图现象发掘和认识很多未知的事物。地理科学的创新首先体现在技术方面，比如通过新技术研究城市蔓延问题，能够清晰地看到城市蔓延对不同地方产生的不同影响。其次体现在意识方面。不同于地理学传统的图像认知，目前的地理科学不单单针对特定主题，而是注重整合物理空间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挖掘物理空间环境与人的关系。城市规划应当重新检验当代世界城市之间的相似性，思考符合特定物理空间环境的城市特色发展模式。
P：您认为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研究有哪些结合方式？
M：我认为地理学研究的思考方式可供城市规划学研究者参考。城市研究往往从现状图研究开始，可见地理学研究和城市规划研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规划学研究应当借鉴地理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第一，从大范围区域角度来尝试发现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第二，从不同空间结构角度思考同一问题。这有助于理解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
P：您认为哪些地理学技术有助于现有城市规划研究？
M：地理学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共享要多于其他领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的广泛共享，而不要仅停留在较窄的领域。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利于两个学科共享的路径，比如在数据层面GIS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绘图的时候首先要思考：什么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这是两门学科可以结合的地方，通过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带有思考地加以利用，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有效的决策。

P：您认为从地理学角度看，面临经济社会双重压力的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M：要实现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地理学，这涉及太多的内容。以食物为例，在《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一书中，我们提到食物可持续，对一些传统的错误观念提出了挑战。其中一个传统观点就是：大规模商业性农业生产是解决大量民众温饱的有效办法。这背后隐含的问题是，大规模商业性农业生产不仅意味着种植稻子、玉米等农作物，更加意味着占用大量土地却只进行单一作物的种植。长年累月以这种模式进行耕作，会消耗大量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加速土地贫瘠化，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地下水的污染，地下水质量将急速下降；第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土地不如往日肥沃了，农作物产量将下降；第三也是我们近期才开始关注的，即整个农耕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度降低，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当我们种植单一的某种庄稼时，如果气候变暖，一些虫子会存活下来，而若这种作物恰好对这些虫子的抵抗力较低，那么这一片庄稼很可能遭受毁灭性的影响。反之，如果我们进行混合种植——像传统农耕社会所采用的轮作种植方式（multi-cropping），在上述同样的情况下，一种作物会受到影响，其他作物则不会。在非洲和南亚等地，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轮作种植方式比单一种类种植更加可持续；此外，如果允许轮作过程中的某几种作物在土地中自然腐烂，将有助于增加土地的肥沃度。这只是一个例子，在上海也许很难实现。但是在一些非洲国家，都市农业是保证城市食物供应的重要方式之一。不论城市如何生长，城市中仍会有空间供市民进行小规模的菜园建设。
而这又不得不提及另一个问题——尽管并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即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错误观点：上述的非洲城市并不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城市。在他们心中，现代化城市应当充满了高楼大厦和高架道路。但事实上，当提及“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从食物角度来说，都市农业是满足城市食物需求的有效方式。鼓励都市农业发展，也许将很好地抑制我们不希望发生在城市中的一些状况。
P：从地理语言框架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
M：比利时有个案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非常特殊但也非常有趣。众所周知，比利时北部的主要语言是弗拉芒语和德语，而其南部的主要语言是法语；它的首都为法语和弗拉芒语双语区，但法语在实际使用人数上更占优势。在1990年代，比利时正式成立了两个主要的社群——弗拉芒语社群与法语社群。社群作为行政单位，在很多事情上都有着极大的权力，这就导致比利时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不得不面对两大社群的利益权衡。而比利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正是：国家根据语言进行了行政划分，但事实上很多情况下这样的行政划分与实际空间不匹配，以此为依据的政策实施效果往往与国家希望达到的效果不一致，这就导致比利时在面对许多决策时不够敏感。
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方言，但总体处在同一书写体系中，与比利时的情况很不同。但这个案例仍旧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教训，那就是要经常从地理学角度关注政治问题。不论是哪个行政管理部门对特定空间范围拥有怎样的管辖权，都应当为实际想要解决的问题来服务，避免出现“行政权管辖范围”与“问题所涉及的地理空间范围”之间的不匹配，继而导致问题难以解决。
P：让普通公民广泛参与到相关研究中有益于增强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今天，您认为如何能够激发普通民众参与到数据地图制作中来？
M：自发地理信息（VGI: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已经成为获取空间场所相关数据的重要方式。公众信息的获取目前面临若干挑战：第一，互联网系统，大多数人使用网络已经越来越方便；第二，如何找到对这项实践感兴趣的人，我相信这是媒体需要扮演的一项重要角色；第三，必须把技术引进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这件事，比如图书馆中心和社区中心，这使得人们在家里就可以利用这些技术。目前美国的三大技术公司也对此越来越感兴趣，比如谷歌正在建立一个便于志愿者参与和使用的平台来收集地理信息，这些数据可能对于全球各地来说都是平等的。
P：地理学采用空间分析和数据模型等工具，可以帮助其他学科领域更加清晰直观地认识问题，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地理学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公民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M：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互联网可能知道我们的位置，或许可以窥视你的生活。隐私性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些保证数据安全的服务机构。然而当今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自身的隐私安全问题，我认为人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个议题。调查表明，年轻人对此并不在意，我认为他们应该重视这一问题，这也是需要首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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