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里留下了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诱惑者日记》中这样一段话：“环境和布置对一座城市有很大的影响；有关它们的某种东西会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或者深深地刻在人的整个思想里，所以，人们不会忘记那座城市的环境和布置。当我老了，我常常不可能在不同于这个小房子的布置中再想起科迪莉娅。我去看她，她的女佣把我带到客厅里，就在我开门进起居室的那一刻，科迪莉娅打开了她房间的门，从她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所以，就在门口，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相遇了。起居室不大，小到一个橱柜那么大，但是，起居室很舒适。虽然我现在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间房，但最好的角度还是从沙发上环顾房间。她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前面是一个圆形的茶几，茶几上铺着台布。茶几上摆着一盏形状像花一样的台灯，花托着它的冠。灯的上方投下一个不安分的精美剪纸的影子。这种形式的灯依然可以在东方找到。和煦的东方的风吹拂着那个精美剪纸影子。地板上铺着用一种柳条编织的地毯，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原料来自外国。此时此刻，我把这盏灯看成我的景观的节点。我与她坐在那盏灯投下的花瓣里。而彼时彼刻，这个柳条编织的地毯让我想起了大海里的船，想起了一个官员的客舱，我们在大海里航行。当我们在与窗户有点距离的地方坐下来时，我们直接看到了天堂的巨大的水平线。……科迪莉娅的环境一定没有前景，只有明亮的无限的地平线。”
本雅明似乎赞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对克尔凯郭尔的批判：“就像内部史反映了外部史一样，内部世界里也有外部世界。克尔凯郭尔看到是主体的现实，这种主体的现实是，通过主体内部形象的空间外观展示出来的那个主体现实。克尔凯郭尔的认识仅止于此，他并没有看到，被反映的和正在反映的主体现实的全部。实际上，那种被反映的和正在反映的物质并没有挡住他。……室内陈设仅仅是装饰，完全由孤立的居住空间决定，它的那些室内陈设本身的使用价值被剥离掉了，因此，室内装饰与那些室内陈设本身的目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商品世界里，商品和商品的社会本质淹没了商品自身。通过商品与它的使用价值相分离，那个商品的外部特征被社会地和经济地产生出。不过，居室内部陈设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保持不疏离的状态。……舶来的东西把自己从疏离的东西转变成表达；本不会讲话的东西以‘符号’说出了话。让室内设施有秩序，我们称它为‘安排’。那些自古就有的幻象在室内出现了：花象征着生生不息，东方象征着我们渴望的家园，大海象征永恒。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在责怪事物的外观。”
但是，室内装饰也罢，城市布置也罢，不能千篇一律，要有个性。在谈到理想的“个性”时，本雅明摘录了贝尼（Adolf Behne）的这样一段话：“繁荣茂盛，蜿蜒曲折，错综复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把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然而，读者的第一瞥也许看不到的是，聚中有分，分让我们重新成为骑士。地上的地毯形成一个对角，椅子可能形成一个对角。不排除这种安排有偶然性，可是，当我们在所有阶级和所有社会层次的住房里都照此办理，布置室内家具，形成对角，我们当然是在刻意安排，而非巧合。……首先，刻意安排一个角度，从而突显了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通过它摆放的角度，物体让自己摆脱了那个整体，如同摆出角度的地毯。……对此的进一步解释是，下意识地保持了对立和防御的姿态。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我让自己呈现出一种角度，这样，我可以自由地看到两边。恰恰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建造堡垒的凸出部分，以形成角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形成一个对角的地毯是不是重现了堡垒中的那些凸出部分？就像一个骑士，他预计到他要受到的攻击，从而摆好一个姿势，保证左右都不会受到攻击，这样，爱好和平的公民在若干世纪之后，同样按照被墙和护城河环绕着城堡的那种方式，布置他自己的艺术品，让他的艺术品鹤立鸡群。其实，他真的是一个俗人，一个好斗的俗人。在解释这个观点时，作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讲，“一个能够拥有别墅的人想要凸显自己的身份。还有比借助封建遗存和骑士的形式更容易的方式吗？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到了更一般的方式，中产阶级的老对立面，封建制度，还没有完全消失，中产阶级的新对立面，无产阶级，已经登场，这就是中产阶级的特点。中产阶级绝不会完全与封建制度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