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范型——A. R. Cuthbert的“Designing Cities”述评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of Urban Design——Review of Designing Cities by A. R. Cuthbert
自196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设计的概念与城市设计学科的理论核心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西方的城市设计理论发展大多呈现出一种“个人化”与“离散化”的特征。K. Lynch，C. Alexander，Gordon Cullen，E. Bacon等权威学者的城市设计经典著述已成为学科的基本理论，这些各家之说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各异，较多反映研究者的个人价值理想和信仰，不依附社会流行观念，也不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王建国，1999)，因而城市设计学科呈现出多元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2003年Alexander R. Cuthbert编撰的“Designing Cities”(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1)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对城市设计学科内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再次发问，试图廓清与深究当前城市设计的理论困境。Alexander R. Cuthbert是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发展与规划系教授，在城市设计领域著述颇丰。“Designing Cities”一书是城市设计领域第一本综合性理论读物，作为研究城市设计相关理论的文献选集，具有重要价值。
Cuthbert提出了一种基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的城市设计理论范型，认为“城市设计应被视为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Cuthbert以此探究城市设计产生于社会现实的内在机制，并批判了当前城市设计理论的实质性困境。Cuthbert有目的地精心选取若干不同学科领域(经济地理、城市社会学、文化、城市研究)内众多学者关于城市设计的重要文献，在对文章内容的选择和顺序的组织编排上显示了其关注的城市设计核心理念——城市设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范型。Cuthbert在序言中写道，“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学科，迄今未发展成真正可以称为城市设计的实质性理论。城市设计始终在历史主义、折衷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徘徊。这种状态又进一步阻碍了其发展。今天城市设计学科仍然没有从一种综合与完整的视角来解释它在社会物质发展过程中的起源，因为城市设计不可能是个别天才的行为，更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和技术变革的随机产物。”
这是“Designing Cities”一书的基本出发点。
1 导论——背景性研究
1.1 城市设计实践的社会背景
Cuthbert认为研究城市设计实践，必须首先考察实践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设计与物质空间塑造正在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而关键在于城市设计已经基本“政治化”。因为一个成功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在国际上有传播其优美城市形象的能力。随着奇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来临，美学生产作为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一部分，反映了世界市场中对提升竞争力的迫切需求。更具美感的城市环境和高品质的城市设计都有助于城市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前景，从而促进其经济发展。Cuthbert认为，应当研究城市形态如何适应全球化、影响城市形态的主要因素，以及城市设计扮演了何种角色。
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和劳动力重组促使空间经济重构与空间变迁。后现代城市中社会福利的私有化(通过公私部门合作)威胁了最重要的民主象征——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全球化的公司形象正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资本(symbolic capital)，跨国公司成为空间的显赫消费者。在当前的新公司主义国家，传统社会公共建筑已被品牌化、商标化的大公司建筑与空间形象所淹没，而成为城市设计的主导范型。这反映了当前城市设计伦理的转向(从对社会福利的考虑转向服务于私人营利部门)。同时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ty)的产生使空间成为权力监视与社会控制的媒介，城市空间设计者“无意中”帮助权力塑造、操控合适的监视空间。无疑，城市设计策略优先考虑空间的监视功能，而不是它的公共使用。美国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城市设计范型，则代表了这种政治反映。
1.2 城市设计的理论困境
Cuthbert由此对经典的城市设计理论进行了大胆批判。他认为，试图建构一种具有内在理论完整性和标准理论要素的城市设计理论是不明智的。对城市设计的理解，理论并不是不重要，正相反，它和城市规划一样不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变量，因此任何实质性的理论一定是关于(about)城市设计的，而不是城市设计本身(of)的理论。
Cuthbert认为，迄今关于城市设计概念、范畴的经典理解都局限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科内部，这些认识比较肤浅，不足以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城市设计理论领域。虽然这些定义、解释的确有助于说明城市设计过程和实践的某些方面特征，但有两个基本问题它们没有触及。“其一，这些定义没有联系基本的社会现实，也没有将城市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或者范型来考虑；其二，因此它们不可能产生任何重要的理论解释来说明城市设计在社会中的位置”。
Cuthbert指出，一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学科知识应从社会中产生与再现。任何有深远意义的理论都必然对社会生活演变有深刻的洞察。理论所具有的两个基本任务是：解释和指导实践。而当前的城市设计理论则有将此二者混合的趋势，往往将城市设计实践的操作性特征内容“转换成”解释性的理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C. Alexander的《模式语言》(1977)、Gordon Cullen的《城镇景观》(1961)、K. Lynch的《好的城市形态》(1981)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城市设计理论。
1.3 城市设计学科的理论转向
1970年代，城市空间理论(Henry Lefebvre，1970，Manuel Castells，1972)和空间分异(the difference that space makes)成为社会科学和城市地理学的中心问题，这一时期对理论发展的最重要贡献是空间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空间分析(socio-spatial analysis)。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真正为城市设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实体作为研究平台。
事实上，已有M. Tafuri，Sharon Zukin等学者致力于设计学科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联姻。尽管他们对于城市建成形态的解释具有个人化的特征，很难归纳出一种主导范型，但是Cuthbert认为，在众多差异很大的理论之间，经济发展理论应作为城市设计的首要基本要素；同时应将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实践(praxis)来理解。Cuthbert指出，城市设计理论根源于不同学科(例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经济学)之间的联合，因为这些学科深刻触及社会生活的基石。空间政治经济学则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学科基础，在不同城市学科之间扮演了一个统合的角色。城市设计作为传统学术领域交叉的边缘学科，应脱离早先定义的狭隘职业范畴，转向多元学科互动关联的研究视角。Cuthbert的“Designing Cities”目的是设置一个平台，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下，促使城市设计相关学科的重要理论相互联结，进行知识整合。
2 “Designing Cities”的主要内容
Cuthbert依照文章内容的主要成分(element)来形成若干不同范畴(category)，以此建立“Designing Cities”的结构。
2.1 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我们应如何理解城市设计
(1)Manuel Castells的“城市社会变革的过程”(The Process of Urban Social Change)。作者试图在城市形态转变与社会变革之间建立一种关联，通过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来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发生转变以及“城市意义”(urban meaning)是如何重新定义的。
(2)Paul Walter Clarke的“建筑美学的经济流通”(The Economic Currency of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文章通过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建筑哲学转向的探讨，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空间控制以及空间关系的深刻转变。作者批判性地检视了城市、经济和建筑的发展演变历史，分析经济的转变如何展现在城市景观中。
(3)Sharon Zukin的“对城市形态的后现代思辩”(The Postmodern Debate over Urban Form)。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广泛梳理基础之上，作者将其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对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后现代城市形态展开探讨。作者试图建构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研究城市设计如何被定义。
2.2 历史——我们从城市设计历史中得到什么
(4)Manuel Castells的“空间与社会的历史新关系”(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围绕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与空间功能、空间形态以及城市意义生产几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空间功能和形态的重构实质是城市意义的重新定义，进而当前的资本主义市民运动与社会统治阶级产生新的斗争。
(5)Dolores Hayden的“作为公共历史的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作者研究公共性的城市景观，对民主社会的公共历史与公共文化进行分析，指出城市景观的物质形态具有政治意义，城市景观作为公共历史则具有文化认同的社会意义。
(6)Abraham Akkerman的“和谐的城市设计与混乱的城市形态”(Harmonies of Urban Design and Discords of City Form)。作者以历史视角，描绘了从古希腊至今若干历史阶段城市设计讲究平衡和谐的一贯理想。然而在20世纪，这种城市设计的平衡和谐观所产生的空间形态却导致人与社会的大量疏离，作者指出不完整、不完美的城市形态才是城市真正的美德。
2.3 哲学——城市发展过程包含何种意义体系
(7)David Harvey的“社会公正、后现代主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作者从后现代条件与公正、社会公正与现代性、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变迁三个方面探讨后现代城市中，社会过程如何产生权力阶级，并促成阶级、性别、种族、宗教的内在张力，这种阶级斗争在空间中又如何呈现出来，以及后现代社会公正的生存状态。
(8)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场所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Place)。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体察，提出场所结构应从“景观”与“栖居”两方面加以描述。通过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解释人与栖居环境的整体性关系，指出人的立足之本属于场所。
(9)Mark Cottdiener的“夺回中心：对大型商场的符号学分析”(Recapturing the Center: A Semiotic Analysis of Shopping Malls)。作者将大型商场在城市中空间分布的离心化趋势置于近30年的社会、空间组织变迁过程加以考察，揭示后资本主义城市中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交核心被诸如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等工具化空间所抑制，从而导致公共空间的消失、市民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
2.4 政治——城市设计包含哪些价值体系和妥协成分
(10)A. Madanipour的“为何公共空间的开发设计对城市是至关重要的？”(Why Ar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aces Significant for Cities?)。作者分析了如何设计城市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性质和重要性及其逐渐改变的过程，此外还探讨了公共空间在后现代城市社会中的角色和意义问题。
(11)Peter Marcuse的“对柏林的反思：建构的意义和意义的建构”(Reflections on Berlin: The Meaning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作者将政治事件与道德判断并置于对柏林建成环境建造活动的考察，指出柏林的若干重大建设项目的意义仅是代表国家、商业集团、部分消费者的权力与财富——柏林已成为权力与财富的展示场。
(12)Rosalyn Deutsche的“倾斜的弧与民主功能”(Tilted Arc and the Uses of Democracy)。通过1989年纽约联邦广场一座公共艺术雕塑的拆除事件，作者阐发了这一政治事件的意涵，质疑官方“增加广场的公众使用”这一理由的正当性，以及官方对于“公共”和“使用”二者的狭隘理解。作者批判性地指出公共艺术具有民主象征意义。
2.5 文化——社会与文化是如何产生城市形态的
(13)Gwendolyn Wright的“作为文化背景的城市空间”(Urban Spaces as Cultural Settings)。作者认为只有从城市异质人群的不同城市体验所产生的分歧来理解人们对于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反应与行为，才能理解城市场所的重要含义。作者认为应承认场所具有的多重文化功能和意义。
(14)Sharon Zukin的“城市景观”(The Urban Landscape)。作者论述作为文化产品的建筑和城市形态如何塑造了城市景观。视觉形象已成为权力景观的一部分，设计也逐渐被权力意识所符号化。作者从资本主义商业与文化、公共空间与私人消费等矛盾关系，试图整合美学与政治经济学、文化与资本。
2.6 性——性对于城市空间设计有哪些暗示
(15)Lawrence Knopp的“性与城市空间的分析框架”(Sexuality and Urban Spac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文章研究当代西方城市中性状态与城市化的关系。作者将性关系作为一种内生于空间的社会关系，重点研究城市化过程不同性状态在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差异，把空间状态与性状态并列为人的两个基本体验。
(16)Liz Bondi的“性象征与城市景观”(Gender Symbols and Urban Landscapes)。文章通过研究建筑形态评鉴中性别视角的运用以及女性主义对建成环境的暗示，探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性别政治和城市空间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二者的关系。
(17)Dolores Hayden的“无性城市将怎样？对住所、城市设计和人类工作的思考”(What Would a Nonsexist City Be Like? Speculations on Housing, Urban Design and Human Work)。作者针对建筑与城市设计中男性精英主导的设计观(忽视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应发展一种新的设计范型，来支持职业女性在家庭、邻里和城市的活动。
2.7 环境——自然世界对于设计过程有何种暗示
(18)Peter Newman and John Kenworthy的“可持续性与城市：归纳与总结”(Sustainability and Cities: Summary and Conclusions)。作者从可持续概念与城市的关系，针对全球城市的小汽车问题，提出减少小汽车依赖性的预想和实施手段。
(19)G.J. Aschworth的“作为保护或作为遗产的维护活动：两种范型两种答案”(Conservation as Preservation or as Heritage: Two Paradigms and Two Answers)。作者分别对保护(preservation)和遗产(heritage)这两种不同建成环境的维护活动进行区分和定义，提出不同的实践理念与策略。
(20)Jannifer Wolch的“动物城市”(Zopolis)。作者前瞻性地建构一个全新的城市理论(transspecies urban theory)，强调自然界非人类种群与人的平等关系，并对当前的两者矛盾重新思考。
2.8 美学——我们如何理解对城市形态的感觉范畴
(21)Jon Lang的“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作者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究内省美学(speculative aesthetics)，以及从体验美的个人差异性研究经验美学(empirical aesthetics)，提出环境美学的三个向度(感觉的、礼节的、符号的)。
(22)Aldo Rossi的“作为艺术品的城市人工物”(The Urban Artifact as a Work of Art)。作者对建筑类型学、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城市人工物作为艺术品应有的内在特质进行探讨。
(23)Barbara Rubin的“美学意识与城市设计”(Aesthetic Ideology and Urban Design)。作者考察了当代美国城市形态的物质文化和商业化美学意识所造成异化的城市之丑(ugliness)，指出这种商业化美学意识已渗透进公共政策，城市设计也成为这种美学意识的附庸和牺牲品。
2.9 类型学——从城市设计中可以辨认出哪些组织形式
(24)Anthony Vidler 的“第三类型学”(The Third Typology)。作者对以自然秩序为核心的第一类型学、以效率和技术为核心的第二类型学、以传统城市为精髓的第三类型学分别进行论述。
(25)Rob Krie的“城市空间概念：类型学和形态学的元素”(Typ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Space)。作者论述了“原初”的城市空间概念，对城市广场、街道、不同形态城市空间以及建筑的构成部分、立面组合进行了类型学的探讨。
(26)Sarah Chaplin的“沙漠异托邦：拉斯维加斯与他者空间”(Heterotopia Deserta: Las Vegas and Other Spaces)。文章从空间消费的角度考虑空间他者(otherness)的概念。作者探讨在拉斯维加斯，他者作为一个消费元素如何变成空间建构的条件及其经历的商品化过程。
2.10 实用学——城市设计者需要知道什么
(27)Paul L. Knox的“后现代的设计职业与建成环境”(The Design Profession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 Postmodern Epoch)。文章阐述后现代资本主义在建筑规划领域的一个根本转变——建成环境的商品化和公共领域的资本化，并探讨了设计职业所面临的挑战。
(28)Anne Vernez Moudon的“组织城市设计师知识结构的普适方法”(A Catholic Approach to Organizing what Urban Designers Should Know)。作者从实践角度对城市设计师应掌握的整体知识结构和专业知识核心作了多方位梳理与总结。
3 对“Designing Cities”的评价
3.1 “Designing Cities”一书以“外围学科”的综合性视角扫视了传统城市设计“主流”理论，Cuthbert尖锐地批判当前城市设计理论多数在学科内部寻找支撑，以及理论对社会现实关注不够的状况，而无论是C. Alexander还是K. Lynch都没有摆脱这一窠臼。因此，Cuthbert认为应从城市设计产生、发展演变的社会根源，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对象，探究城市设计的内在运行机制。
Cuthbert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视角，学科关涉的场域被空前放大。贯穿该书的逻辑主线是空间政治经济学，Cuthbert选取的众多城市历史、城市社会、城市形态等重要文献，从不同面向给予其理论注解。“Designing Cities”一书将不同领域的学者思想融于一炉，期望建构一个新的城市设计理论范型[1]。
3.2 此书为我们开辟了城市设计实践与理论的新视野。“Designing Cities”将城市设计的作用和角色置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运行框架之中，城市设计在城市形态的演变轨迹中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运行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这其中，如Cuthbert所见，资本与市场的经济驱动力是城市设计存在与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政治作为经济利益的平衡机制，干涉城市设计与城市形态成为政治的职能手段。Cuthbert对城市设计过程中众多显性和隐性支配因素的考察，揭示城市设计作为“过程”和“产品”的真实运行机制。
因而，城市设计并非仅仅是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传统交叉学科，研究者囿于学科内的理论徘徊有碍于城市设计学科的发展。“Designing Cities”这种拓展学科视野的见解对中国城市设计工作者大有裨益，我们不仅应了解学科内的理论知识，更有必要广泛涉猎“外围的”城市设计相关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城市变革，城市物质形象转变进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复杂因素应是城市设计关注的重点，城市设计不能仅满足于物质形态如何建构这一狭隘的技术范畴。
尽管Cuthbert将城市设计的考察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背景，其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于中国，具有政经体制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化进一步完善与城市面临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无论城市设计还是城市规划其理念与实践都基本倾向“西方化”，Cuthbert的资本主义城市设计理论范型使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探索有所启发。事实上，这种启示并非完全来自于其西方知识谱系，在当下中国众多社会经济改革领域，我们都隐约可见西方学者们睿智的深刻洞见。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市民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城市空间中的互动博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空间演变的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都值得城市设计工作者深入思考。
3.3 Cuthbert认为“学科内”(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城市设计理论没有对社会进步产生实质性的理论贡献，因而无法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理论”，并对经典的城市设计理论作了回顾与批判。显然，此种观念过于偏激。Cuthbert对城市设计理论的理解尽管强调了其社会(政治经济)内涵，但“关于”(about)城市设计的理论容易将学科体系泛化，从而失去学科的理论内核。
的确，从更宏观、更综合的社会视角来审视城市设计是必要的，然而这些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作为外围学科(from the outside)仅能对城市设计学科本身进行启发、充实丰富和纠偏，无论如何这些外围理论无法指导城市设计工作者如何去实践以及指明实践的内容。笔者并非认为Cuthbert具有哲学意义思考的城市设计理论范型研究无关重要，恰恰相反，这些思考对“如何实践”有深刻的反思、检讨的哲学指引功能，对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变革时期的城市设计有重要理论价值。但是我们应认识到，城市设计实际操作性的内容和方法仍不能忽视，否则学科的实践无异于沙基建楼。
3.4 事实上，在他倡导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旗帜下，Cuthbert尽管集合了众多具有批判和新锐意识的西方重量级学者文献来佐证他的城市设计理论范型(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旗手David Harvey与Manuel Castells的政治经济学“城市空间”理论，以及Sharon Zukin、E. Soja 等人对后现代城市形态的批判理论，基本构成了Cuthbert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然而在“Designing Cities”一书中，Cuthbert并未对“什么是城市设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范型”以及“如何去实践这个范型”给出明确的回答。因而“Designing Cities”更多是一本提出城市设计的社会角色问题，引发人们对城市设计发展演变深入思考的读本。读者可以从它提供的多元视角和广阔维度来重新审视城市设计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place of urban design in society)以及城市设计的角色和作用。
总之，Cuthbert的“Designing Cities”在城市设计理论领域是开创性的，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城市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