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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4期   DOI:
非主流规划史的集中体现——评Leonie Sandercock主编的《使不可见成为可见:多元文化规划史》
A Concentrative Demonstration of Non-mainstream Planning History——Book Review of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曹康

Cao Kang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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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版权信息: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曹康,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stella.c@tom.com


译者简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规划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大量面世,从某一方面讲,对规划历史的探索已经到了一个极致,虽然仍有许多细节问题尚值得探讨,但从传统研究角度出发的规划史研究在集大成的同时,也面临困境:新视角、新手段、新领域,这些都是规划史研究能够找到其新的活力之源而继续发展下去的关键。有识之士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发表规划史的回顾性文章,但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则要到90年代,此时正值规划史学科诞生三、四十年[1]之际,规划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对自身学科进行审视和评判的风潮,主要分几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回顾一个世纪以来规划史的研究与文献撰写情况,可称得上是规划史的历史编篡学(historiography);一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规划史书写模型,它与传统的规划史最大的区别在于,规划史的主体与客体均有了变化,打破了以往白人中产阶级为主流的规划史观。有破则必须有立,正统、经典的观念一旦遭到质疑,新的本位论和方法论必须相应的提出。Leonie Sandercock教授主编的《使不可见成为可见:多元文化文化规划史》一书正在做这样的尝试。


编者背景

  编者Leonie Sandercock教授原籍澳大利亚,曾于1981-1986年在悉尼的麦克夸利大学从事城市研究,1986-1996年间移居美国,一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一边创作电影剧本,这是她的研究生涯转折期,同时也是本文所评述之《使不可见成为可见》一书主导思想的形成时期,之后她迁回澳大利亚,目前在墨尔本大学执教。Sandercock女士的研究面相当广泛,从全球性的课题到澳大利亚本土的文化研究都有涉猎,主要是从社会一文化角度来考察城市研究、城市政策与规划方面的问题,目前主要聚焦在移民问题;全球化城市中多样性文化的管理;规划的新举措、新认知,以及管理的转变等方面,她一直很注重城市必然的文化混沌及多样性,及如何保持并使这一特色可持续发展下去的研究课题。
  Leonie Sandercock历年来的主要著作有《待售城市》(Cities for Sale,1975),《土地欺诈》(The Land Racket,1979),与Mike Berry合著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澳大利亚的实证》(Urban Political Economy:the Australian Case,1983),《规划中的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1995),《使不可见成为可见:多元文化规划史》(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Planning,1998),《通向国际都市:规划多元文化的城市》(Towards Cosmopolis:Planning for Multicultural Cities,1998),目前正在着手她第十本著作City Songlines[2]的撰写。


内容框架

  本书中除了由Sandercock教授撰写的导言外,尚有由不同作家所作的“历史实践”、“文本与理论实践”两大类共12篇专题论文(或可看作12个章节)。Sandercock教授在导言中首先对历史的力量、官方史进行了批判性阐述,并提出主流现代规划史中缺失了什么,缺少了谁的问题。编者以名为“黑色”(noir)的粗野小说流派(robust fiction genre)名称来比拟规划史中被忽略的那部分内容,认为官方规划史忽视了规划作用因素的多样性是其黑暗的一面(noir side of planning history),并强调了各类理论在规划史中的重要性,接下来简述了12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对规划史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历史实践”部分包括5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在过去的规划过程中对非优势群体的忽视、压制与排斥。(1)“叛逆性公民身份的空间”主要界定了城市中的哪些地方是“叛逆性场所”,并对其进行了描述,认为它们的存在颠覆了现代规划的目标——即为城市未来勾勒一个美好的蓝图并力图实现它;这篇文章以其重要性而被列在本论文集的第一篇,编篡者Sandercock教授也声称她的“叛逆性规划史”的概念主要来自James Holton的这篇论文。(2)历史遗存可令公众了解到在形成和保护这些遗产时,非白人群体如华人、墨西哥人、美国黑人、本土印第安人等所做的贡献,Dubrow在文中举了不少保护历史遗产的例子,提倡在历史保护性规划中的民主和包容观念,认为这样才能把观念化为具体行动,切实保护那些形成美丽景观的有形历史遗产;此外文中还揭示了历史保护与女性史之间的关系,认为可以用历史保护来提高公众对女性史的意识。(3)阐述了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发展委员会(LMDDC)为这一地区涵盖7个州219个县与教区所做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集中在这一规划所因循的三项传统上:种植园制度、新南方和美国非洲人布鲁斯[3]传统。(4)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同样是在西方城市化与现代化历史中作用被忽略的一员,他们同样是白人及西方文明优越论下的牺牲者,文章讨论了在社区发展中部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部落联盟之间舆论模型的力量。(5)Kenney首先回顾了男性与女性同性恋的历史及资本主义在促成同性恋现象中的作用(主要援引D′Emilio在《性政策/性社区》[Sexual Politics/Sexual Communities]一书中的观点),继而运用Sandercock教授在导言中所述之规划史研究的三种方法,指出在引入同性恋经历、扩充历史复原方法时出现的一些问题。
  “文本与理论实践”部分共有7篇论文,意图建立起一个不同以往的审视过去(即规划的历史)的理论体系,并为之提供研究规划史的新方法。(6)认为理论的潜在作用是重新认识研究客体和解释框架,并简述了近期以来欧洲的大量关于城市与规划史方面的著述情况。(7)Susan Marie Wrka从Henrietta Additon写于1928年的著作《为女子所做的城市规划》入手,揭示出女性对规划的影响。Additon的书以美国费城女孩为例做了实证研究,描述了诸如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等社会现象,探讨了20世纪早期性、女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8)文章标题与构思都由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著作《叙事的回归线:文化批判随笔》(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而来,作者并在文中运用了怀特所创之历史叙事体系和相关的分析结构来分析规划史文本。(9)这篇文章着重于规划史的记述方式对规划者的影响,尤其是在改造现实的规划实践中,作者分析了南非规划史最近的一些文献。(10)Thomas提出必须要正视规划史中少数民族抵抗白人中产阶级的规划观念(即主流规划观),并力图建立具有自身理念的社区这一过程。南非由于历史时期采取种族隔离政策,部分学者为了要抹杀这段历史,因此同美国的规划史一样在忽略性别与种族的作用,这也是Beauregard的第9篇文章所揭示出的一种趋势,其结果是使规划者更难改变现状。最后两篇论文都是从心理学角度,主要是从心理情绪对规划的作用谈起的,这在以往是很少被人探索的领域。(11)Epstein认为,规划利用创造安全空间(safe space)的方式处理城市恐惧(city-fear)——置身于或属于城市(in and of the city)——的问题却无甚建树,并运用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分析失败的原因。(12)Hooper把豪斯曼直至柯布西耶等人所做的巴黎规划称作“男性愿望的诗篇”,作者所采用的方法受到了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福柯(Miche1 Foucault)的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启迪。


文集特点

  Sandercock教授主编的这本论文集,出版后在相关各界引发了积极的讨论,《美国规划师协会期刊》(Joum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城市研究》(Urban Study)、《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地理期刊》(The Geographical Joumal),《性别,场所,文化》(Gender,Place and Culture)等及网上的一些电子期刊都对该书撰写了评论,Robert Freestone教授在其主编的《变化世界中的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 in a Changing World:The Twentieth Century Experience,2000)一书中,更把该书列为规划史中最重要的五本著作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而规划教学界也已把它作为规划史学习的重要阅读材料。论文集本身有以下几个特点。


多样性论文选题

  从书末的撰稿人简介中可以看出,书中12篇专题论文的作者在职业构成和层次构成上都不尽相同,从职业上说来自规划及与规划相关的各个学科,有历史学、建筑学、人类学、规划史等;从学历层次上说从在读博士生到知名教授都有,而且有半数的作者是研究生和副教授。这样的一种撰稿人组成,无疑为论文选题的新颖、宽泛和多面性打下了一个基础。并且每一篇论文的信息量都相当大,仅靠文中几十字的介绍和第三部分的分析,几乎无法展示文章之精髓,更何况虽然12篇文章被统一在“多元文化的规划史”的大标题下,每一篇文章还是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针对于每一种非男性白人中产阶级群体,“历史实践”部分中的论文都对其在规划史中的主客体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第二篇涉及的群体较多,不仅是标题所指的女性族群,也包括美洲黑人、本土印第安人、亚洲太平洋美国人(Asian Pacific American,主要是华人和日本人)、拉美人等。后三篇比较专一,第三篇对应于美洲黑人;第四篇对应于美洲本土人(即印第安人);第五篇对应于同性恋群体。在“文本与理论实践”部分,每篇文章作者的学科角度都有所不同,有些还相当新颖,使主题论讨论具有十分宽广的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中心的规划史研究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申明,此书以美国本土为研究的地理范围,虽然讨论的范畴要远远超过这一界限,所以仍然以西方为中心视点,并非全球性的“多元化”,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美国本土社会各层面的内容,比如美国的本土土著印第安人,美国某一特定地区的规划过程——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区域等。同样,若以美国为中心,欧洲也是异地,所以有“认识不同的城市:对近期欧洲的城市与规划著作的反应”一文。从规划传统上而言,美国传统与欧洲传统的区别是相当大的,尽管两者意识形态上一致,都以“资本主义”为基础,但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上有诸多的不同,导致规划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有所差别。


对规划史的重构

  此书对规划史进行了重构,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书打破了“进化论”性质的规划史,并对正统规划史进行了无情的质问,同时运用后现代分析框架,生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叛逆性规划史”(Miller,1999)。该书所主要探讨的是主流现代规划史之外,被遗漏、被忽略、被抹去的那一部分规划史。正统规划史所反映的是西方中产阶级男性白人的观念(Spain,1999),而少数派(女性、少数民族、非优势群体等)的影响则被排斥在外;正统规划史是大人物、伟大思想、巨大成就的历史,而历史包罗万象,不应忽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正统规划史是单一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多方面、多样性的。另一方面,通过文集第一部分引入以往被忽视了的群体的规划史,编者力图使规划史的理论具体化,但并非重写规划史(Nicoletta,1998)。而通过文集第二部分的理论探讨,编者无意另创一种史学方法论去质疑现有的,而是希望提供新的途径以重新界定主题(Miller,1999)。


分析评价

  规划史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确立(Burgess,1996;Mary C.Sies与Christopher Silver,1996)以来,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正逐渐步入它的成熟阶段;而与此同时,对学科哲学本位论的思考,即规划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也日益受到更多关注。与此相关的,规划史的理论、规划史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等的系统确立,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受到大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环境的影响,与上述之史学演变过程相应的,规划史也在寻求自己的脱离“官方历史”之外的另类历史。而Leonie Sandercock教授主编这本另类规划史的主旨,是通过引入一系列评判性的主题、理论和方法论来降低及剔除规划史中的英雄主义色彩,并不是推翻现有再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学术正统,而是希望对规划史进行不同的阐述与解析,强调被压抑的真理的反抗及探索理论性历史的新途径。编者把规划史的研究提升到哲学层面,认为当前规划史的核心问题,而且是正规规划史一直回避的,是如下两个问题:其一,规划史的客体是什么?其二,谁又是规划史的主体?这本书推崇的是一种迥异于传统的规划融合,具有自下而上的、颠覆性的、柔化的(社区、社会、文化)特点,对种族、性别和差异性十分敏感(Freeston,2000)。作者在导言中提到了很多前人的成果,有些甚至远在社会意识到必须正视思想的多样性原则之前(如Du Bois于1898年所作的《费城黑人》),这说明,对阶级、种族、性别差异性和偏见与歧视的分析与批判,自这些现象产生以来就一直持续着。厚积而薄发,也该是一个做出初步总结的时候。
  这本书给我们的启迪是,美国由于历史原因和目前由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强大吸引力,构成了一个多民族、多社会阶层、多样文化的大熔炉,它的这一特点使研究美国的学者必须正视美国社会的多元性,而由于这种多元性以前曾经有意被从历史文本中抹去,近二、三十年里再现它们的研究就受到格外的重视。虽然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有诸多不同,但中国的文化同样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综合体,在历史上曾经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融合到自身的体系当中并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在构建自己的规划历史文本时,这本书所做的尝试、所倡导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注释
  [1]对于西方城市规划史的诞生时间,有两派不同的观点,P.Burgess和G.E.Cherry认为英美的城市规划史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而Freestone和Hutchings则认为,作为“公认的、独特的思想研究领域”而存在的城市规划史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Miller,1998)。
  [2]Songline是澳大利亚土著创作的一种抽象画,用于解释地图或某种事物,目前还未有通译。
  [3]布鲁斯(Blues)在此不仅指一种黑人音乐形式,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大众文化和社会性的解释,它是在美国南方奴隶制时期发展起来的,是黑人奴隶在那种黑暗时代生存、对抗种植园制的武器,最早起源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4]全体印地安普埃布洛族公会(AIPC,All Indian Pueblo Council)是美国新墨西哥州19个普埃布洛印第安部落的联盟,始见于1598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记载,历史上对抵抗西班牙人的入侵起过积极作用,如今其职能已经转化为促进部落文化和经济发展、保护共同利益、提倡公正平等。
  [5]石墙酒馆(Stonewall Inn)是位于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同性恋酒吧,1969年6月28日凌晨这里爆发了一场骚乱,起因是27日晚警察突袭了这家酒吧,随后几天都有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它被当作是世界上首例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代表性事件,也被视为同性恋争取自由运动的起始。

参考文献:
  • Leonie Sandercock.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Caroline L. Miller. New Zealand’s planning history: quo vadis. Planning Perspectives,1998 (13): 257-274.
    Caroline L Miller. Book review: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1999 6(1): 97-98.
    Daphne Spain. Book review: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99 65(1): 126-127.
    Julie Nicoletta. Review of Leonie Sandercock, ed.,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H-Urban, H-Net Reviews, September, 1998.URL:http://www.h-net.msu.edu/reviews/showrev.cgi?path=9589906482934.
    Patricia Burguss. Should planning history hit the road?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ate of planni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96 (11): 201-224.
    Mary C. Sies, Christopher Silver. Plann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City.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1-34.
    Robert Freestone. Learning from Planning’ s Histories. In: Urban Plan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perience. London: BrunnerRoutledge, 20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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