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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3期   DOI:
探索巨型城市区域的认知方法——读《图景与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
Cogni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Maga-City Regions——Review “The Image and the Region- Making Maga-City Regions Visible!“

丁沃沃

DING Wo-wo

关键词:

Keywords:

摘要:

Abstract:

版权信息: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丁沃沃,南京大学建筑学院。dww@nju.edu.cn


译者简介:

巨型城市区域(Mege-City Regions)现象是近十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讨论早已超出规划学界的范围,涉及到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学界、文化领域和建筑学界。对巨型城市区域现象关注的原因来自于这种区域显现出的特有的政治与经济活力,以及文化交织与开放的特征。这些都直接引发了管理部门在策略方面的思考,也引发了学界新的研究课题。《图景与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The Image and the Region- Making Maga-City Regions Visible!)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2006 年2 月,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空间发展研究所召开了以“图景与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两年后出版了与研讨会同名的这本著作,两位编者是研究所主持空间发展研究的教授阿兰瑟斯坦(AlainThierstein)和阿格尼斯芬斯特(Agnes Foerser)。该书收集了14 篇来自于不同方向和学者的研讨会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可视化对研究巨型城市区域的重要性,其中既有认识论方面的反思,又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还包括了试验性的尝试。瑟斯坦和芬斯特教授还专门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置于文集的首篇和末篇。首篇文章“呼唤图景”(Calling for Pictures: the need for getting a picture of mega-city regions)作为导读,有效地将整个文集中来自各领域不同概念的可视化定义和行动串联起来,以便读者有效介入书中的议题进行思考;而题为“为空间发展增值”(Adding Value to Spatial Development: towards a value chain approach to large-scale spatial development)的末篇则是对整个文集所涉及的研究方向和内容的总结。

瑟斯坦教授的导读实际上也是一篇完整的观点鲜明的论文,其重点并不在阐述巨型城市区域的问题,而是将讨论巨型城市区域的问题转化为讨论对巨型城市区域的认知问题,就此引发了认知方法论的探讨①。 将“图景”作为表述“区域”的研究思路对于空间认知研究在方法论上是成立的,在建筑学中“图景”是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用表述建

筑或街区的方法来表述区域显然难度很大,只能通过借用或转译来达到目的。基于借用或转译的目的,作者引出了图景的另一个概念——可视化,建立了图景—可视—感知的路径。

为了解决不同尺度和不同内容的可视化,作者将图景分为三种类型:现实图景(real images)、媒介图景(media images)和心理图景(mental images)。显然这种分类法似乎既能对应已有的规范性图示,又能满足研究内容的需要。笔者甚为关注的正是该文集中关于可视化的概念和方法的探索,该项探索不仅涉及到巨型城市区域,也不仅限于作者所在的规划学科,“可视化”作为方法论已经涉及到了地理学、景观学,甚至引发了建筑学对传统图示法和图示工具的反思。当下景观学、建筑学中热衷讨论的“图化”(mapping)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相关学科所面临新问题的可视化。更深入一步思考,笔者认为该文集不仅对探讨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的新途径有意义,而且为跨学科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打破现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引发对学科固有的规范性研究方法的反思。


1 图景与区域

半个世纪前,美国建筑与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名著《城市意向》(The Image of the City)揭示了城市空间对于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真实意义,虽然城市的空间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林奇提出的关于可感知的城市五要素仍然可以作为欧洲传统城市中城市空间质量的判断标准。从今天来看林奇的研究,他的贡献不仅仅是揭示了城市空间的认知方式,而且在于将认知科学运用到了城市研究中。放弃在理论问题上钻牛角尖转而直面现实问题,回到现象本身去反思和探索,本书的编者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研究进行反思,探讨深入研究的路径。由于知识经济模式的影响,全球化语境下的产业不得不面临在大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分工,城市作为该经济模式的物质载体,其组织形式和空间形式也都必然发生变化。正在浮现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现象证明了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且尚未结束。作者首先综述了前期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巨型城市区域理论界存在着多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发展预测模式,而且学者们的认识,甚至研究角度也在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变化。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相关部门来说,巨型城市区域对于每一个利益群体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期盼对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进行正确的引导、有效的管理和富有成效的运作。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或阶段性结论无论对城市管理部门制定政策还是对大型企业的运作决策在操作层面都很难成为实施依据,所以作者提出了应该将研究成果的重点放在对事物本身空间形式的认知上,这不仅是为了具体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对事物本身性质有正确的认知。从专业内部来说,作者认为规划人员对巨型城市区域的表述基本上仍然沿用过去规范性的图示法,远没能真实地勾画出正在浮现的巨型城市区域的真正面目,因此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迫切需要解决如何表述的问题。正处于形成阶段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在物质形态上是模糊的,可视化既是方法论的需要也为认识论服务。为此,文集分别从区域的视角、区域内部个体因素的视角和方法论基础等三个方面在图景与区域之间建立起桥梁。


1.1 认识巨型城市区域

在“呼唤图景”一文中,作者首先展现了图景作为方法在研究区域问题上的重要性,将重点放在了对巨型城市区域认知观念的反思上。该文首先指出在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认识上从来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类型是弗里德曼( Friedmann)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和萨森(Sassen)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前者站在地理学的立场上强调了随着产品生产的国际化会带来世界经济资本在地理位置上的转换。这种国际劳动力重新分配的重构结果会滋生出许多跨国公司,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复杂的组织结构,世界城市便可以理解为这些组织的控制点或经济动力地理场所(Friedmann, 1986);而后者则关注由于全球知识经济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先进的产品服务业的地方策略,现有的都市中心或中央商务区将成为全球都市网络的中心即全球城市的概念,而全球城市带来的是它与自己腹地或其他都市区的关系减弱(Sassen, 2001)。依据前者的观点世界城市不可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它呈现出多中心的城市区域格局,同时对其周边的腹地有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后者的全球城市和其周边的腹地没有多少联系,而且全球城市之间也是各自独立操作,这种运行模式不可能对其周边地区带来城市化效应。

第二种类型是作者颇为认可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s)的概念,这个概念综合了第一种观点中的两种趋势。首先,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是一种新的城市现象,它涉及范围很大,具有一般城市应有的集聚的力量和主要功能,如控制能力和常规城市的功能、门户的功能,以及创意和竞争功能。然而,由于知识经济的特点,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地理位置是不固定的,因此并不一定完全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巨型城市区域比较成形的认识基于彼得· 霍尔(Peter Hall)和凯西· 佩恩(Kathy Pain)的研究项目POLYNET,即巨型城市区域不仅是范围大而且还是多中心结构的新的城市类型。为了证实这一点,文章的作者以慕尼黑为例进行了一个试验。就城市形态和通勤态势来看慕尼黑占有中心地位,无可辩驳地属于单中心巨型城市区域,这显然和知识经济所预言的空间发展的多中心模式并不相符。它是否还隐含着多中心模式?作为试验,作者依照POLYNET 研究项目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法和分析法1,对慕尼黑都市区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结果是,由于都市密集的总体规模未知,各地的发展并不在同一个层次,所以研究对象囊括的地区也就不是很精准,所参与分析的有关政策性的数据来源也就不能和实际一一对应。换言之,要进行POLYNET 分析,前提是已知巨型城市区域的规模。

显然此项研究在规范性数据分析和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实际情形之间出现了鸿沟。作者认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现有研究基于过往的单中心都市区的知识体系,忽略了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现象所带来的新的知识体系;二是由于可能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形态并不清晰,因此现行的政策不可能对其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方面是通过分析确立范围,另一方面要根据范围收集数据并分析,所以按照以往的分析思路走下去难于跨越这个鸿沟。据此,作者认为尽管寻求确切的巨型城市区域的形态非常困难,但它意味着寻求新的知识点。


1.2 多视角的认知

文集秉承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对巨型城市区域现象的探讨视角丰富多样。“图化多重价值—附加景观”(Mapping Hybrid Value-Added Landscapes)(Christian Kruse, 2008: 37-56)一文通过对苏黎世创意产业的图示分析,总结出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意产业的模式呈关联性景观(relational landscape),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嵌套的,从价值链发展到价值链网络。这种嵌套的关系分为三个方面,即关系嵌套、结构嵌套和地理位置的嵌套。最终绘制出三个层次的复杂网络图示作为创意产业的关联性景观地图(图1)。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出虽然其核心部分是创意产业本身,然而最外层却是国际网络,二者之间是著名的个体相关行业,它充分显示了创意产业的土壤和生存环境,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条件发展创意产业。从关联性景观的概念出发,文章最终发出了我们能为巨型城市区域图化出怎样的关联性景观的疑问,实际上这篇论文以图化试验强调了深入事物内部分析的重要性。“通向全球城市区域——将机场作为一个城市”(Accessing Global City Regions)(Maurits Schaafsma)一文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了城市与它的机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机场的城市功能和作为城市的特殊地位。该研究基于两个思考,其一强调了全球化意味着信息革命以及带来的人与产品运输的革命,这种物质空间上的交往构成了物态的互联网。通讯的发达带来了虚拟空间交往的顺畅,但最终并不能取代现实中面对面的交往,相反却带来更多空间上的交流穿梭,这样的态势放在全球化语境下就意味着航空业需要更大的发展,以及空港对每一个全球化的城市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其二,该文回顾了美国城市化初期火车站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纽约中心火车站为例,分析了它在带动纽约市中心房地产和商业地产以及金融业的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文章引出了空港是否会沿袭火车站曾经的角色成为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设想。

文章以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Schiphol Airport)为蓝本分析了空港城产生的背景和运作方式,探讨了航空作为产业其经营模式会如何发展,以及全球各地区各种不同的应对方式2,研究发现空港和城市的发展之间关系为:最初空港远离城市,接着城市朝着空港的方向发展,最后空港本身也是城市,这种模式与火车站当初和城市的关系基本相似。因此,其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空港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空港本身的运作模式和航空业自身的利益分析,空港将向着空港城的方向发展。虽然关于创意产业模式的研究和空港城的研究并没有直接涉及巨型城市区域的图景问题,但是它们却清晰地图示了知识经济模式新型实体经济的空间状态;明确地指出了信息社会带来的并不是个体在物质空间上的稳固,而是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流动,流动源的承载体将是带动周边的凝聚点。这种通过对全球化语境下个体经济模式的图景化表述显然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1.3 建构方法论

作为已经起步的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必须同步跟进。编者瑟斯坦和芬斯特在文集的最后以“为空间发展增值”为题,阐述了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研究的内容以及可能的框架。该

文是对整个文集的总结,将可视化研究分为三个方面:可视化策略、可视化结构及可视化修养。显然,由于巨型城市区域研究尚属于摸索阶段,因此该文与其说是总结不如说是对进一步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该文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是关于可视化修养的论点。文中的可视化修养并不是指可视化的对象,而是特指对现有专业领域和核心知识体系的反思。对现有专业领域的反思和跨学科研究是该文集在方法论层面的主线,多篇研究论文均强调了新的学术框架和知识构成是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探讨的基础,为此编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268-269):(1)巨型城市区域是功能关系相互交错的复合尺度空间体系,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观点相互关联并嵌套在这个不同尺度的空间,为此改变原有视角成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这项研究的基本平台;

(2)改变视角是基本方法的认识也同样针对巨型城市区域内部的不同利益团体,他们既相互混合又相互并置,因此“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研究框架必须囊括这些利益团体,遵循它们各自的运行领域和个体的运作逻辑;

(3)“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研究框架的特色是涉及多项功能、多种技术和多个应用领域,因此可视化必须基于多项学科的同步进展,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成为项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强调跨学科研究是目前各前沿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共同趋势,在都市形态方面跨学科研究已经开始(Moudon, 1997),巨型城市区域是全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必由之路。

2 重新认识可视化问题文集的第二个重点是讨论可视化的概念和如何建立可视化的标准,与该议题相关的论文有6 篇之多。“激发第二空间”(Stimulating the Second Space)(Julian Petrin, 2008: 155-167)一文将感知对象城市空间分为两类。第一类空间像一本放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书,就等着我们去阅读。这类空间存在着清晰的结构,可以看到地标,甚至还有叙事的情节,它的符号性和叙事情节相结合使人们完全可以懂得所看到的空间。然而另一种空间如区域,它的结构很难被真正弄懂,它既没有清晰的自然结构又没有清晰的人造结构;城市没有清晰的密度和可识别的类型,例如中心和边缘、内部空间、独立居住区等特有的城市特征,这类问题导致了区域空间难以被认知。

实际上,对集合性的空间集群的认知一直存在认知的问题,区域空间认知意象的问题和林奇50 年前完成《城市意象》所面临的问题有本质的不同,林奇面对的是第一类空间的感知问题,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第二类空间,也就是通过人的视觉器官并不能直接感受得到的城市空间。最为困惑的是由于不能直接看见,才导致了一系列对它所做的判断的疑惑,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图像化去看到它,然后再定义它。这

种分类法不但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认知对象的属性,也暗示了我们的研究没有案例可以效仿。我们的可视化对象在形态上是不确定的,我们面临的是不确定形态的图式化问题。显然,文集的编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将人对城市空间的知觉作为专门的论题展开了讨论。笔者认为这正是该文集严肃和务实之处。收录论文的讨论首先关注了两个重要方面,即人的视觉对城市的感知如何形成,以及感知的图景和表达的图式之间有怎样的对应关系。同时文集提供了三方面有意义的研究起点:激发区域空间感知的可行性、图像的功能,以及区域感知的关键问题。


2.1 区域空间感知的途径

巨型城市区域的表述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空间和政治经济利益辐射范围,因此,除了难以归类的空间图景碎片之外,非物质空间的可视化问题同样重要。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尤利安· 帕群(Julian Petrin)在“激发第二空间”一文中试图通过分析感知途径,探讨区域可视化的可行性,作者的研究起点基于林奇的成果。林奇在他著名的《城市意向》中,从映入人们眼帘的图像中分解出了真正能进入心灵产生心理图像的因素,这样心理图像可以视为独立于客观场景的独立存在。按照作者的研究,感知图景的构成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空间本身,人作为感知主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路径是人对空间的感知产生的心理图像(mental image)能够建构一个心理地图(mental map),这个心理图像直接关系到可视化的实效性,因此如何建立合适的心理地图成了可视化的关键。该文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作者认为如果心理图像可以独立于客观图景,那么就可以假定可以通过其他元素建构心理图像,达到可视化的目的。为了阐述其观点的可行性,论文从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y)到社会学、再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Lefebvre, 1991)做了一次关于社会空间认知科学理论领域的巡游,作者认为“我们面临的空间是由感知和评价、生理和心理,以及可能性、经验和知识共同构成的”3。这个感知空间(perceptual space)主导了可视化的最终结果,作者称其为“第二空间”4,强调建构心理的感知是可视化的主要途径,就是所谓“激发第二空间”的设想。其次,作者认为空间本身具有二重性5,并且分析了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各自的构成及其生产方式——旋转递进式的感知路径(图2)。在螺旋式的感知递进路径中经历多次记忆重叠后所产生的一个介质,作者称之为媒介。媒介不但属于非物质空间的范畴,而且它所具有的结构和印象一旦被认可,就会被人们预想成为下一次感知的参照点,对以后人们对客观的感知有直接影响。

关于非物质空间的重要性并不是由该文首次提出,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 Yi-Fu Tuan)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探讨空间和场所的意义时就指出了完全意义上的场所是人文化的场所(Tuan, 1977: 166-170)。“激发第二空间”一文对感知科学分析的目的是寻求操纵媒介的方法,探索能够建构大范围空间心理地图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元素。最后文章将可视化的任务大部分落在了对媒介的操纵上,通俗点说是期盼新的图示法可以解决目前难以应对的区域空间可视化的问题。从作者的螺旋式感知路径中可以看出,影响人们决策行为的是非物质空间,而它的基础是媒介,然而媒介最终是由直接感受和知识共同组成。直接感受是个体的而知识是公共的,所以真正操纵媒介的应该是知识。虽然从逻辑上看媒介操作是可行的,但是从实际操作上看目前的图示(文章中所说的媒介)是传统城市的表述媒介,新的媒介不但来自于我们的直接感

2.2 图示的分类与功能

对现有媒介图示的讨论是另一个话题,包括可用媒介图示的分类及其功能的认定。雷莫 ·布克哈德( Remo Burkhard, 2008: 169-179)通过研究讨论图示的可表达对象,“可视化欲望,而非城市”(Visualizing Desires, not Cities)一文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研究的新思路。该文将现有的媒介图示表述为七类:草图、抽象图示、仿真效果图、地图、模型(包括虚拟模型)、交互式可视化,以及故事和心理图像。在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日常工作中前五种是基本的常用工具(工作的工具:草图、抽象图示和地图,表现工具:仿真效果图和三维模型),作者认为后两种还有很大的利用和发掘空间。其一,故事和心理图像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对物质空间的表述方法,文字表述可以产生心理图景,如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故事里表述的城市谁也没看过,是我们的大脑根据那些文字参照经验勾画出了它们的图景。其二,作者介绍了两类交互式可视化方法,一类是以基本数据为支撑的图示,当数据和地理空间相结合时将隐含的问题显示出来,是空间规划与研究的有效手段;另一类是虚拟现实,它对空间的表述与电影的效用类似,直接应对了人眼的可视化,这个技术可以转化成对心理欲望的可视化。

除了对可视化媒介进行分类之外,布克哈德还架构了一个可视化知识框架,并且分别从功能类型、知识类型和接受对象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类。 

·功能类型:协调、关注、回想、动机、详尽和顿悟; 

·知识类型:知道是什么、知道怎样做、知道为什么、知道在哪里以及知道是谁; 

·接收对象:个体、组群、组织机构和相关网络。

布克哈德认为只有知道了可视化的目的、可视化接收对象以及知道感知信息在“目的”与“对象”之间交流的方式才能最终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可视化媒介。布克哈德建构了可视化研究的框架,不仅框架中的各类型需要进一步确认和增补,相互作用关系也应引发方法论的探讨。对于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命题来说,以基本数据为支撑的地理空间模型的研究更为重要。 


2.3 转换工作平台

布克哈德的可视化知识框架和尤利安 ·帕群的感知螺旋体都是以可视化的接收对象和制作对象为目标进行研究,而其他论文则站在现实的立场上考察了可视化的定义、可行性

“体验都市区”(Experiencing Urban Regions)(Ursula Stein & Henrik Schultz, 2008: 142-152)一文以最直接的方式试验了“身体”与“区域空间”的链接。文章认为从规划和相关策略的角度上看,如同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巨型城市区域一样,必须在大空间范围理解小区域。那么怎样的理解才不失真切,怎样的可视化才是区域空间发展所需要的?文章的作者乌苏拉 ·斯坦( Ursula Stein)和赫里克 ·舒尔茨(Henrik Schultz)通过实际体验考察“都市景观”的图景,对卢森堡南部地区作了一次体验性可视化研究。通常“欧洲城市”和“欧洲乡村景观”都有相应特定的图景来诠释,但是“都市景观”既不是都市的图景也不是乡村的图景。文章介绍了体验都市景观的一次自行车旅行,路径是由郊野到都市。体验结束后,参与者得到了关于“都市景观”的一系列图景,这些景观既包括了密度比较大的土地利用区域,也包括了没有特殊用途的区域。当地的居民对这些场所有自己的认可标准,与通常专家的定义有很大不同。这个试验经历了体验、回忆、记录、交流,最终为该地区勾画了新的图景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将作为规划的资源,作者称之为以体验为基础的规划。

可视化的概念支撑了以体验为基础的规划,这种方法具有四个特点:场所感——区域不再抽象,官能感——空间不再抽象,接近现实——规划不再抽象,可交流——这个交流不是建立在图纸上而是以现实为基础。然而,该研究的可视化完全依附于体验者个体的经验,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它尚处于摸索阶段。

“感知和视觉化改变环境”(Perceiving and Visualizing Changing Environments)(Eckart Lange, 2008: 181-187)一文同样强调可视化,同时提供了独立的表述方法 ——全景图(panorama)。文章认为通常在规划过程中习惯用平面化的抽象图示,用它们进行分析、决策和表达,没有也无法顾及到未来现实的真实效果。在作者看来,全景图同样可以表达区域,但比通常的规划图要更加真实。这种处理图示的方法实际上是将原来以平面为基础的工作平台转换为以垂直面为基础的平台,平台的转换的确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然而,这种全景图对空间的表达是有限度的,因此它的使用和表述对象及表述目的必须一一对应。 

3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实践

作为探索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研究的专集,该书收录的文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可视化的必要性和城市感知理论的研究方面,而是已经开始进入到试验性探索阶段。虽然这方面的案例不多,但是视角独特,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成果正在给传统的规划学科注入新的活力。

正如本书的编者在“呼唤图景”一文中总结得那样,图景实际上是采用不同的方式为巨型城市区域所做的“画像”,图景应该回答出:巨型城市区域的城市“场景”在功能上、物质空间上、形象上以及情感上会带来怎样的体验——现实图景;巨型城市区域整体的物质空间场景如何被感知、非物质因素如何被准确地显现出来——媒介图景;巨型城市区域自身的发展意向、对外形象以及全民认可程度——心理图景(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28-30)。

显然巨型城市区域图景的获取是有难度的,最大的障碍是它巨大的空间尺度和模糊的边界。文集涉及到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在传统的方法基础上更新、借鉴纪实摄影技术,以及引入设计的方法。 


3.1 媒介图示法的新进展

传统图示作为媒介仍然是目前可视化研究的基础,雷莫 ·布克哈德总结的 7种图示不仅是目前规划工作的基础,而且在媒介的可视化方面也起到了主导作用。除了草图、抽象图示、仿真效果图、模型(包括虚拟模型)以及故事和心理图像还保留其原有的模式之外,地图和交互式可视化这两种方法在可视化方面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的进展已经被直接运用到空间发展的研究中,使得地图并不仅仅表现疆界而且可以显现出它的空间问题。在“揭示都市区的社会地形学”(Revealing the Social Topography of Social Topography of Mega-City Regions)(Heiri Leuthod, 2008: 127-139)一文中,作者介绍了苏黎世大学地理系的一项社会学研究——考察瑞士的区域不平衡状况,试图用四项指标参与表述:社会状况(基于收入和税收)、生活风格的个性化程度、外国语言的运用程度和年龄段。通常这些资料简单地用带颜色的图表体现出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但是不能给人以直接的空间经验。当作者换用 GIS的方法将数据落实到具体空间中时,单调的图表就转换成了非常直观的地图,无论是社会状况指标还是年龄段指标都有了具体的空间位置,并且和它的语区、交通路网、地理资源状况都直接挂钩。因此,这种直观的图示起到了将潜在问题可视化的功用。

文集中布克哈德介绍的交互式可视化( 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127)也是基于 GIS技术的一个计算机分析平台,它由数据库支撑,人们可以任意选取图中现有的两个城市,界面就可以对这两个城市的多项具体数据进行分析,画出相应的曲线,使人们直观地看到所选城市的各项指标的比较图示。 

GIS作为工具已普遍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这种以空间数据为工作对象的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视化媒介,它在将非物质空间可视化和潜在问题可视化方面已经显示了优势。 GI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区域可视化的问题具有不同尺度,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撑。 


3.2 现实图景的可视化探索

现实图景不仅是人眼能看到的真实图像,重要的是它呈现时保持原有的比例,这是它有别于媒介图景的最大不同之处。纪实照片反映的现实场景与抽象的媒介图示和概念表述相比更具有说服力。“设置一个认知工具”(Setting up a Perception Instrument)(Meret Wandeler, 2008: 207-225)一文强调了巨型城市区域的真实图景并不仅是那些符号性的标志物,巨型城市区域内市民的日常生活应该更为重要,关注巨型城市区域给区内市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是考量该区空间特征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作者介绍了他们小组引入纪实摄影技术作为调研和分析工具的作法。

将纪实摄影技术引入城市科学研究的做法近年来的确有不少尝试,导致这种方法引入的直接因素是规划空间和现实生活之间缺乏链接的桥梁。由于规划成果是以图纸和文本的方式表达,其成果实现的周期较长,因此对规划成果的即时性质量的认证一直存在着问题。

有意义的是该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纪实摄影技术引入都市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巨型城市区域已经向人们显示了它复杂的形态和复合的空间特征,这种“多态性不可能用单一的可视化策略来体现,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整体感知体系,综合一系列图景和观点。区域图景不可能只是一张照片、计算机效果图、图示或者地图,而应该是各种视觉技术生成的综合技术”(Wandeler, 2008: 208)。其次,该文也阐述了纪实摄影的工作要领,确立了作为表述巨型城市区域现实图景的可行性。更有吸引力的是该研究已经有了一个“长期摄影观察计划”,这是为期 15年( 2005—2020年)的工作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实施。 


3.3 心理图景的探索

对于每一个传统城市来说心理图景是很明确的,它是该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意象,甚至没有去过该城市的人都可以预先具有它的心理图景。然而,对于巨型城市区域来说,心理图景的构筑却非易事。首先,巨型城市区域是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产生的,一方面它带来的是地区性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地方特点逐渐淡化,直接影响了可识别性,甚至产生了视而不见的后果。“创建标识性——适宜都市区域的规模设计”(Creating Identity — Scale Design for Mega-City Regions)(Beatrix Bencseky, 2008: 227-251)一文就是从这个角度讨论巨型城市区域的图景问题,探讨如何赋予区域可识别性。

该文引入了设计的概念,论述了设计可以成为创建心理图景的有效途径。文章首先认为即使是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各个巨型城市区域之间仍然有区别,巨型城市区域内部应该具备特色空间,可识别性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心理图景的产生和感知主体——人直接相关,因此视知觉方面的可识别性成了构筑心理图景的第一要素,为此有必要探索获得标识性的途径。该文的意义在于不仅引入了设计概念,而且建构了一系列设计领域和主题,足以引发我们对设计和规划现有规范性做法的反思。

除了公认的区域性标识物之外,该论文认为同一区域的系列设计可以创建标识性效果。如:沿街公交站点的设计、灯光设计、街道家具的设计都可以促成区域的视觉认同感。文章列举了伦敦的双层巴士和街头红色电话亭,苏黎世的有轨电车,和纽约城市到处奔跑的黄色出租车等等都给人们带来了进入该地区的深刻印象。最后论文强调规模设计是新的设计门类,作为空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别于传统的设计。

规模设计应该由跨学科人才组成,才能应对都市区域空间发展的复杂事物,然而,设计行为本身附带有极强的个体创意品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设计如何开展还需研究。 


4 几点思考

按目前我国的学科分类,该书编者讨论的问题属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的范畴,笔者本人则来自于和其相近的学科——建筑学,通常有自己专业的话语领域。也许正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与编者谈到可视化议题时,我们之间产生了许多共鸣。就建筑学而言,近年来的发展使得建筑学的设计主题早已超越单体建筑,城市设计和空间开发已经是建筑师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建筑学理论的话语已离不开城市问题,城市地理空间构筑了平台,借此平台建筑理论穿梭在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艺术学,以及环境科学之间。为此,笔者认为瑟斯坦和芬斯特共同编著《图景与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的可视化》这本文集不仅是规划专业的一部学术著作,而且也对建筑学、景观学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有直接帮助,对社会学和城市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工作也有启发。 


4.1 关于视角

该书收录的文章视野宽阔,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规划、建筑、地理学、景观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摄影技术、产品设计和城市管理,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的问题与前景。一方面,作为空间规划和城市管理的学者不仅基于规范性研究发现问题,而且跨出学科开始新的尝试,如前面提到的“体验都市区”一文的作者是规划界的学者,他抛开地图借鉴了建筑师和艺术家惯常的做法,在都市区域里进行了一次身体的游历,最后用纪实地图的方式表述成果,提出了基于体验的空间规划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建筑学、计算机科学、摄影技术、产品设计等领域学者的介入,使得整个讨论没有停滞在可视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面,也没有停留在文字上可能的几个方向,而是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如“通向全球城市地区——将机场作为一个城市”一文的作者既是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的总规划师,又是建筑师,从全新的视角审视了机场对城市的影响以及巨型城市区域的意义。纪实摄影、计算机科学和设计概念的介入,使得编者提出的现实图景、媒介图景和心理图景都有了实际的成果,尽管不够成熟,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由于该书收集的文章不仅涉及领域宽泛而且具有坚实的专业功底,因此它应该能为更多的读者群体所接受,且从中获益。另一方面,虽然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下研究的趋势,城市研究更是如此,但真正能够有成效地跨越并解决问题的城市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表现在会议上,往往学者来自各个领域,仍然谈论各自领域内部的问题,对其他学科似乎既不感兴趣也不太了解,专业的界限分得很清。跨学科的研讨充其量算是多学科的报告。而该文集虽然角度各异但焦点明确,所有的论文都聚焦到同一个问题,因此自始至终能让读者体验到三个关键词:问题焦点——巨型城市区域,预期目标——图景,路经——探索可视化,这也是该文集的另一个亮点。 


4.2 关于可视化议题

正如笔者在本文序言中提到的那样,“可视化”作为方法论已经涉及到了地理学、景观学,甚至引发了建筑学对传统图示法和图示工具的反思。从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地图不仅是地理学的工作界面,也早已是城市规划、景观学和建筑学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工作条件。虽然这个抽象界面是各类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空间,然而久而久之地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我们为之而工作的真实世界,有时专业人员甚至淡忘了它原本抽象的本质,结果是地图上反映不出的问题似乎也就不再是现实问题,游离出我们工作的视域。

实际上关于这类问题在十多年前就被提出并展开讨论,“对于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全球化的世界,视觉图像有着前所未有的交流意义,它事关重大涉及到空间及其形式和图示表达” ①(Cosgrove, 1999: 4)。首先地理学家开始探索新的图示方式,让地图能够容纳更多信息,换句话说,让“非物质空间”可视化或让现实更加“直观”。来自景观学方面的呼声似乎也很迫切,“图示化”(mapping)成为调研、分析的目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工作的平台。“对于城市规划和设计、景观和建筑,图示化在构筑和建设的居住空间方面是一种特殊的工具。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图示的功能不仅仅映射现实,而且应该更好地促使重塑人们的生活世界”(Corner, 1999: 213)。在此,考奈尔( James Corner)强调了利用媒介图示将景观设计和城市设计的潜力可视化,他延用地图作为媒介,但重新定义地图。

如果我们将十年前的“图示化”(mapping)和该书的可视化( visualization)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可视化研究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以及该领域的研究进程。 


4.3 结语

综观整个文集,笔者认为它在探索图景作为方法论介入巨型城市区域空间发展策略研究方面提供了许多新思路,促使空间发展和规划方法研究朝着更为科学和务实的方向发展。其次,该文集将感知和可视化问题的探讨引入空间发展研究中,打破了传统的都市区域领域内的规范性研究方法,在形态学的“图景”与科学研究之间建立了桥梁。第三,文集中展示的实验研究和正在进行中的尝试给读者提供了参考资料,对更多的人参与后续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当然,作为探索的开始,目前给读者呈现的结果仅显示了可能的方向,书中所示的实验性案例仅仅是初探,正如编者自己观点:“……提供了可讨论的平台,得以引导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253)。

虽然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程度还不高,但是该文集中涉及的种种现象已经在我国出现,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从目前我国在国际经济的地位和融入程度来看,至少已经不能孤立地去看我国发达地区的城市或城市群,因此,该文集中反复强调的更新观念值得我们重视。作为专业工作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潜在环境的变化,反思知识构架的适宜性和科学性。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学科的专业规范不能变成研究方法的限定,更不能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障碍,就此而论,该书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


① 作者的讨论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巨型城市区域及相关理论问题作了简短但颇有成效的综述,从弗里德曼(Fridmann)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萨森(Sassen)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到最早由霍尔(Peter Hall)提出的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s)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和试验(以慕尼黑都市圈为例),最终认为从应用、管理和操作的层面上来看,目前对巨型城市区域现象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并不能用集聚

或分散这样的传统表述法进行简单的概括,对该现象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其次作者认为既然学界并不能将巨型城市区域现象表述得非常

清晰,为什么不能回到现象本身去认知它自身的特点呢?作者引出了感知的概念和成效,然而也同时意识到巨型城市区域对感知作为基本方

法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作者推出了他们的核心话题,即关于巨型城市区域可视化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10)。


① 复合网络项目分析方法包含三个步骤(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12):首先通过通勤态势分析可以有助于定义都市区域的功能;其次对先进生

产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联图;第三,政策分析和政策补充。

① 文章总结了三种模式 :空港城(airport city),它的位置就处于机场的中心;空港地区(aerotropolis),围绕机场发展各种地产;空港走廊(airport

corridor),连接了机场和城市,呈带状发展(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76)。

① 参见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62,原文为:“Space,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arrives", is a construct of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possibilities,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② 作者认为虽然第二空间附着在物质空间之上,但是它给予物质空间意义,如同计算机软件的效用才使得硬件有了实际的意义(Thierstein &

Foerser, 2008: 162)。

① 文章中的空间的二重性:物质空间(material space)和非物质空间(immaterial space)。

① 原文为:“For a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technically and culturally globalizing world in which visual images have an unprecedented communicative

significance, much is at stake in matters of space and its formal, graphic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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