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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域污名化社区的“去边缘化”?治理结构与城市变迁轨迹的关系

‘Demarginalising’ a Territorially Stigmatised Neighbourho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Configurations and Trajectories of Urban Change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2, 54(6): 1165-1183
  • 作者:Hannah Holmes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对于边缘城市空间,政府在其中产阶级化过程中愈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中产阶级化和地域污名化被认为密切相关,但很少有研究深入探讨这种关系背后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为了深入理解这种关系,本文展示了地方层面决策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相互作用而累积形成的特定的更新战略。英国的米德尔斯堡是一个受地域污名化的地区,目前已成为城市更新的目标。本研究以该地区的更新为例,通过人物访谈和对地区复兴政策文件的分析提取权力节点,绘制米德尔斯堡更新过程中的治理网络,以揭示中产阶级化如何作为对地域污名的政策回应而出现。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强调了在后工业城镇地域污名化背景下制度安排、治理网络与城市变迁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新自由主义治理在地方层面的实践中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强调特定中产阶级化战略如何嵌入地方治理结构,本文挑战了现有针对地域污名化空间的政策方法,即将中产阶级化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大多研究关注大城市不同,本文关注小城镇的地域污名化,扩展了中产阶级化和污名化的研究尺度,并强调地方特定的地理历史背景以及地方治理结构对理解以上关系的重要性。


英国规划中地方民主的旗舰地位能否被重振?以邻里规划为例

Can the Marooned Flagship of Local Democracy in English Planning Be Refloated? The Case of Neighbourhood Planning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22, 93(4): 341-352
  • 作者:Andy Yuille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英国政府于2020年8月启动了规划体系改革的咨询工作,其中关于住房目标的设定、开发建设的自由裁量制转变为分区制等改革内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相关学者和从业者一致认为,这些建议的实施将会阻碍规划体系中民主的实现。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到政府倡议通过在新体系中保留邻里规划来增强体系的民主化和促进社区的积极参与。实际上,因地位模糊、操作方式不明确、影响范围不均衡、公共和私营部门干涉阻碍实践创新等问题,邻里规划存在着缺乏吸引力的困境。但因邻里规划总体上促进了新的集体政治身份的产生,涵盖了更多政府计划中无法覆盖的地方发展问题,提高了规划对可持续性和公共利益的考虑,激发了更广泛的讨论,仍然受到规划部门的重视。该文作者认为邻里规划存在着大量未被开发的潜力,并组织研究人员、邻里规划从业者和非政府组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据此整理出面向政府的邻里规划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加强邻里规划的发展、扩大贫困地区的参与、覆盖全面的规划事项、赋予其法定规划地位、简化审查流程、政府提供资源和支持等内容。文章表明邻里规划是补充规划体系民主实践的一种工具,政府的行动迹象表明其已在努力解决邻里规划存在的问题。但邻里规划的潜力远未实现,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改革后的英国规划体系是否能够适应邻里规划理念背后的激进的权力下放和新形式的地方民主发展。

 

街道空间再分配项目的政治经济学——以伦敦阿尔德盖特广场和银行枢纽为例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eetspace Reallocation Projects: Aldgate Square and Bank Junction, Londo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13574809.2022.2033113
  • 作者:Robin Hickman, Katy Huaylla Sallo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几十年来快速增长的汽车使用量已经超出道路容量,挤占了其他交通方式的空间,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街道空间再分配项目提倡压缩私家车的空间,将道路还给步行和骑行,这有利于城市朝着共享交通模式的目标迈进,但会导致不同利益相关者产生争端,进而造成项目的推迟或取消。本文指出该问题的根源在于交通规划通常将技术评估摆在首位,忽视了决策过程的参与性,而政治经济学框架有助于在对项目进行传统技术评估的同时,将不同关键行为者的观点纳入考虑范畴,通过协作式规划达成多方共识。

本文以伦敦金融城中阿尔德盖特广场和银行枢纽的街道空间再分配项目为研究对象,应用政治经济学框架构建访谈问题并分析内容。共进行15 次深度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为项目相关的规划师、政治家、汽车组织,以及来自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当地企业的参与者,访谈问题包括已受到关注的问题和机会、项目影响和有效性、利益分配、技术评估、参与过程和被认可的观点。访谈内容通过NVivo 软件的编码方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奥尔德盖特广场和银行枢纽街道空间再分配项目都加强了参与的广泛性,虽然这造成项目实施过程十分漫长,但从长远来看获得了更理想的效果。


非正规性和气候变化合力之下的非洲城市化

African Urbanisation at the Confluence of Inform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2,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21098946
  • 作者:Brandon Marc Finn, Patrick BrandfulCobbinah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国际学术界对非洲的城市发展一直都缺少应有的关注度,但非洲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正发生着的诸多变化值得我们更多讨论和反思。作者基于非正规性视角,将有关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论述进行融合,展示了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当地非正规住区功能和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实现,并提供了一个发挥社区、地方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各自相对优势的多尺度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法。这些理论和实践探讨无论是对于非洲本土,还是对于全球南方而言都具有借鉴价值。

具体而言,由于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非正规住区居民更有可能直面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拉各斯、阿克拉、基加利和坎帕拉等非洲主要城市的非正规住区往往位于城市边缘的低洼地带,建筑密集且质量低下,容易受到洪水、干旱和火灾等的威胁。非洲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基础是非正规的,这意味着其具有在自然灾害面前极为脆弱的食物供应体系、不稳定的经济活动、不受保障的劳动权利、乏力的设施支撑,以及由于不被纳入税基而缺位的再分配机制。

对于非正规住区居民及其经济活动,非洲的城市当局长期以来抱有不容忍和敌视的态度:通过执行严格的侵占法(Encroachment Law)和保护规划良好的私有化街区免受未经授权的开发,拒绝向大多数贫困移民和非正规居民提供城市准入;在治安和健康方面,对非正规住区加以问题化的描述,并采用控制、驱逐和改造等手段。这种国家、城市和规划者的有限认知扭曲了城市治理和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例如津巴布韦的哈拉雷通过官方认可的“垃圾清除运动”(Operation Murambatsvina)摧毁了非正规的住房和生计资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200多万人。

 

连接还是不连接?论长途经济的作用

To Be Connected or not to Be Connected? The Role of Long-haul Economie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4): 711-753
  • 作者:Hans R.A. Koster, Takatoshi Tabuchi, Jacques-Fran?ois Thisse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王玉银,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wangyy237@mail2.sysu.edu.cn

地方政府通常希望加强其所在地区与新的基础设施的连接,改善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以促进区域发展、减小区域差距,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并不一定有利于小区域的发展。本文通过观察地方与高速铁路等交通网络相连后本地就业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利用旅行时间和网络距离等数据证明交通经济学家所说的长途经济(LHE: Long-haul Economies)的作用。研究建立了新的空间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长途经济对连接新交通网络的地区产生的优势和劣势,再利用日本的人口、就业和新干线网络的数据实证分析日本新干线网络对本地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连接到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不一定增加中间和偏远地区的就业机会,当地市场规模成为决定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方面的关键因素;将中间或偏远地区连接到主交通网络,不太可能触发这些地区的经济起飞,反而造成这些地区就业率的大幅下降(约减少了10%~40%),进而导致该地区GDP的减少。究其原因是交通联系加强了区域之间对企业的空间竞争。这说明,城市在交通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及其潜在的区位基础是其连接大规模基础设施后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关键因素,对地方政府的区域政策选择交通基础设施等“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等“软”投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丰富关于社会融合的国际讨论——以哥本哈根为例

Nu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on Social Mix: Evidence from Copenhagen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2, 37(7): 1174-1197
  • 作者:Sónia Alves
  • 推荐:魏宗财,唐琦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关于社会融合和混合社区的辩论存在高度分化——社会融合政策有害与否,部分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即不同的潜在价值观、规范和文化造成各国住房和规划系统与机构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和城市在实施层面的差异。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以及对政府、地方官员和学术界的半结构性访谈,该文作者致力于:第一,研讨哥本哈根市的城市规划师在住房和土地利用规划方面采取社会融合策略的原因及方式,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应对经常性的可负担性住房短缺问题;第二,强调社会融合的或然性,并认为需要对社会融合政策和实践进行更多语境和敏感性分析。

研究发现,建立社会融合或混合社区的政策是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和住房政策领域的组成部分,并已应用于现有的弱势社区和新的住房开发项目。虽然这些政策可能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确保弱势家庭有机会进入较好的城市地区)和空间正义(确保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目标,但其成功取决于创造多样化住房结构的能力,从而为全市所有类型的家庭提供住房机会。另外,在哥本哈根,针对弱势社区的策略主要是采用灵活分配空置住宅的制度,旨在减少失业和低收入租户的集中,灵活的租户分配体系能促进居民的社会构成更均衡。作者认为,社会融合概念有助于在城市内寻求公平公正的住房和社会互动平衡。社会融合政策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和抵消种族隔离和城市衰败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促进可支付用房的供给。该研究成果对国内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优化和提升社会维度的公平正义,特别是推动低收入群体与主流人群的社会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治竞合与交通转型

Political Partisanship and Transportation Reform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2, 88(2): 163-178
  • 作者:Nicholas J. Klein, Kelcie Ralph, Calvin Thigpen, Anne Brown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小汽车主导的出行及其带来的或者伴生的交通拥挤、汽车尾气排放、公共交通不发达和城市蔓延等现象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显著特征。这些国家逐渐意识到以步行、自行车和公交为主导的出行系统和行为才是可持续的,因此开始致力于交通改革。然而,这些意识如何转成社会层面的政策和举措,进而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新一期的《美国规划协会会刊》刊发了康奈尔大学克莱因教授及其合作者们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研究考虑了美国两党制的政治体系特点,并从两党价值取向、政策偏好和竞合的角度对600 名成年选民开展了访谈。访谈结果显示,极保守的选民反对一切改变、改革,他们对行为的解释超越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价值观、信仰、自我利益、知识等要素。这也从侧面证明,美国两党的竞合非常重要,若想竞合得出好的结果,“路漫漫其修远兮”,仍然需要两方不断地、长时间的“上下求索”。其他国家和地区应该从美国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美好的愿景固然可贵,但要落实愿景,需要做的实际工作着实不少。


作为模糊地带的青岛大鲍岛——一个历史街区的规划、发展与转型

Dabaodao: The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Chinese (German) Neighbourhood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9, https://doi.org/10.1080/02665433.2017.1389656
  • 作者:Philipp Demgenski
  • 推荐:张怀予,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岛地方政府对大鲍岛历史街区的多次开发与改造均以失败告终,进一步引发了针对大鲍岛这一模糊地带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与重建的思考。本文作者基于殖民背景下青岛的城市发展历程,以19 世纪末德租时期为始,结合青岛第一阶段的城市规划、法律条例以及一般城市发展理念对后来阶段的制约和塑造,分四个时期回顾大鲍岛及里院住宅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分析其在不同城市治理背景下的转变和发展。

(1)在19世纪末的德国殖民时期,大鲍岛由族群隔离的中国城逐渐成为欧洲人与中国商人多元混居的街区,定位相对模糊。在中德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还产生了“里院”这一历史偶然性的建筑类型。(2)进入民国时期后,包括在日本侵占时期以及我国收回青岛主权后,青岛的城市规划延续了德租时期的规划方案,大鲍岛仍为城市中的模糊地带,而很多里院在这一时期通过改造与重塑融合形成了新的建筑风格。(3)新中国成立后,里院这一老旧庭院的建筑形式因不符合以生产为导向的城市发展需求,导致大鲍岛从城市中心逐渐沦为社会空间的边缘。(4)改革开放后,大鲍岛先后进行了多次开发与改造的尝试,但至今未有具体成果。大鲍岛内的大量里院也被拆除,面临被破坏的可能。

总体而言,文章对大鲍岛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挖掘出大鲍岛发展过程中参与的各类因素,再投射至城市规划领域,探讨这些因素带来的综合影响,对当今大鲍岛的发展僵局进行了解答。对比青岛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既有研究,本文的区别与贡献在于:不仅对青岛近代以来不同规划主体和城市发展需求的变更等规划历史进行了溯源,更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不同文化对象在研究区域内产生的生活和建设实践活动进行了分析,由此形成了关于大鲍岛及内部的里院建筑完整的历史叙事,也因此为地方政府在未来如何对这一街区进行价值提炼和适应性改造提供了历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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