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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的主体到资本主义的客体:武汉工业飞地的过去与现在

From Socialist Subject to Capitalist Object: Industry Enclave Life Past and Present in Wuhan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21, 45(1): 99-
  • 作者:Nicholas A. Phelps, Julie T. Miao, Zhigang Li, et al.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中国至今存在着不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单位,其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形成的工业飞地共存于城市之中,为研究工业飞地中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本文以位于武汉的武钢和富士康为例,通过实地走访和对员工的访谈,发现这两种工业飞地在空间形态、生产方式、制度安排、生活与身份认知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和诸多差异。在空间形态上,尽管两者都远离市区,但富士康具有更强的封闭性,且生产与生活界限更为模糊。在生产方式上,尽管武钢过去曾为员工提供了可观的生活福利,但逐步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了减负,而富士康员工则普遍缺乏稳定性和归属感。在制度安排上,不同于武钢的每一生产单位上都建有党组织,并在渐进改革中平衡企业效益与员工福利,富士康则是在市场原则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各地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在身份认知上,改革进程中的武钢也表现出与富士康类似的认同弱化和社会分层问题。这些都清楚地展现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持续变迁,无论是在国有集体性单位还是外资企业中,普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都在向商品化的客体对象逐渐演化。


不需要财政补贴的廉租房

Affordable Housing Without Public Subsidie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1, 87(1): 62-72
  • 作者:Nathaniel Decker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gmail.com

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房价飞速上涨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对不少人而言,负担不起的房价和房租是心中挥之不去的痛。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坚持“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的定位。而后,各地纷纷出台了各种限购、限价等政策和兴建公共廉租(居)房等措施,设置了各类帮扶补贴,借以抑制中低收入人民负担不起的房价和租金。在美国,住房的经济可负担性同样是影响全国的难点与痛点。有研究者发现,一些低成本、没有补贴、不受监管的具有1~4 个居住单元的小型私人出租屋,其房租似乎长期低于市场租金。但此类现象是否普遍,在何处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房东为何愿意低价出租,都是未知数。为此,加州大学特纳住房创新中心的德克尔(Decker)博士展开全美调研,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他发现,私人房东对出租房市场的不了解及其对租客收入和可支付能力的关切,是一部分私人房东把房租降至低于正常市场租金的重要原因。对美国城市住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德克尔博士的研究问题、技术路径和研究方法等。


全球南方中的去殖民化城市:课堂教学及其延伸

Decolonising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Classroom and Beyond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20, 91(5): 535-552
  • 作者:Astrid Wood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在后殖民时代,全球南方已成为世界非欧洲、非西方地区的公认统称。这一术语通过表面上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分歧,有望脱离后殖民地发展地理和殖民主义的物质与话语体系。文章首先梳理了全球南方的相关讨论并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希望在这一框架下重新思考如何在不依赖殖民结构的情况下讲授非殖民概念。作者强调既有学术研究中关于南方理论和北方理论间的当代理解中的冲突争议,对城市研究中的“南方转向”进行了审视。文章介绍了包括去殖民化课堂在内的相关教学实践,主要包括三个教学过程:首先,通过介绍新加坡等三个非典型南方城市,向学生们展示“南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引导学生们思考并挑战全球南方城市欠发达而北方城市均发达的主流观念;其次,引导学生们以全球南方城市为对象重新思考城市化的进程,提出将城市视为集合体或经济互动有限单元的设想;随后,鼓励学生使用网络平台参与讨论,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多种技术理解并探讨去殖民化。作者随后分析了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方式的评价反馈,并对此进行了思辨。作者认为,通过从南方城市的角度讲授城市研究,可以改变限制新思想发展的前提;作者呼吁将城市从后殖民时代的背景中分离出来,更深入地研究南方城市的多样性,丰富大家对全球南方在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性的认知。


家庭因素之外:美国低收入租房者居住不稳定的区域决定因素

Beyond Households: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Instability Among Low-income R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1, 36(1): 80-109
  • 作者:Seungbeom Kang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居住不稳定通常指一些家庭频繁地非自愿迁居,却未在迁居过程中解决住房困难,且对自身的住房环境缺乏足够掌控的状况。1990 年代初以来,在美国,住房成本的上升限制了低收入租房家庭的住房选择,居住不稳定逐渐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学术界,学者们强调美国的居住不稳定现象日趋严重,并表现为消极的迁居形式,但少有实证研究探讨区域因素是否使低收入租房家庭更易受到居住不稳定的影响。该研究使用美国收入动态变化的面板数据,首次在大都市统计区层面研究低收入租房家庭经历的居住不稳定可能性的变化状况。研究采用多层次逻辑回归方法,发掘导致居住不稳定风险增加的家庭层面和大都市统计区层面的因素。研究发现,在贫困率和汽车依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地区,低收入租房家庭有很大可能经历居住不稳定。另外,低收入租房家庭若居住在高度依赖汽车的大都市地区且没有私家车,居住不稳定的风险较大。故作者提出,短期来看,让无车家庭拥有私家车的策略有助于确保该群体实现居住稳定;而从居住不稳定、汽车拥有量和汽车依赖之间相互关联的机制看,降低汽车依赖程度才是长久之计。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确定存在居住不稳定高风险的低收入租房户的分布区域,也对厘清居住不稳定的本质具有理论意义。此外,该研究也为量度居住不稳定的整体脆弱性和制定缓解策略提供了研究依据,可为区域范围内有效分配有限资源策略的制定、预防居住不稳定等提供指导。


竞争、地价和城市规模

Competition, Land Prices and City Size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6): 1313-1329
  • 作者:Sergey Kichko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我们通常认为大城市由于房价和交通费用较高,其生活成本比小城市高,但对于大城市的生产和服务成本是否比小城市高这一问题,目前的实证研究存在各种不同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大城市中存在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和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本研究运用一个包含可替代生产要素和预竞争效应的微观总体均衡模型,分析生产成本和多样性对城市人口规模、土地利用管制和通勤成本等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要素密集程度来推断这些影响,模型推演发现,(1)对于土地要素密集度较低的产业而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广的产业多样性;(2)对于土地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而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使得生产范围更窄并推高了生产成本;(3)对于土地要素密集度适中的产业而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增加了生产成本和产业多样性。对于土地要素密度较高的产业而言,其生产成本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是由于大城市的土地租金更高。因此,模型结果也反映出,放松产业用地管制和降低通勤成本加强了竞争效应,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扩大了产业多样性,从而使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加。


跨国教育区:“教育城市”的城市政治经济学解读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Zones: Towards an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 Citie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0962418
  • 作者:Jana M. Kleibert, Alice Bobée, Tim Rottleb, et al.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推进,原本通常被认为是嵌入当地发展的大学,纷纷开始了国际化布局。在过去20 年间,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另一国家寻求机会建立离岸校区(offshore campus),开设在目的地国受欢迎的专业和课程,但授予学生来源国的学位。本文将这种由多个离岸校区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集群定义为跨国教育区(transnational education zone),其典型案例包括卡塔尔多哈的教育城(Education City)、阿联酋迪拜的迪拜知识公园(DKP: Dubai Knowledge Park)与迪拜国际学术城(DIAC: 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的教育城(EduCity)和毛里求斯弗利康弗拉克的尤尼西蒂教育中心(UEH: Uniciti Education Hub)等。有别于传统文献中较多论述的“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education city)这一概念,跨国教育区通常由目的地国政府积极推动,大学则以跨国城市行动者(transnational urban actor)的身份促进城市政治经济转型,同时将其自身嵌入国家主导的知识经济项目中,因此,对跨国教育区演化模式的分析需要从更广域的尺度乃至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上展开。结合以上实证案例,作者进一步论述了跨国教育区如何成为容纳新教育体验、世界主义生活方式和国际移民等跨国主体形构的场所(site of transnational subject formation),以及如何成为类似于经济特区或者自由贸易区这样具备特殊管理手段和规则的城市例外区(urban zone of exception)。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跨国教育区背后的政治经济现象和地理空间理论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结论部分展望了未来批判性研究的方向。


火车站对欧洲中小城市的空间影响及其对当代城市设计的挑战

The Spatial Impact of Train Station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uropean Citie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rban Design Challeng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1, 26(1): 38-58
  • 作者:Maarten Van Acker, Manuela Triggianes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火车站作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磁石,其周边的城市公共空间具有巨大潜力,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公共交通的利用率,适应城市的长期增长,产生许多社会和环境效益,并有可能交叉补贴车站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然而诸多实践表明,在实施可持续政策以及在车站周围提供高质量公共空间方面,中小城市的火车站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本文选取了欧洲中小城市中不同规模的火车站案例,分析了它们对周围城市组织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设计所面临的挑战。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五点展开:(1)对较小车站在较大交通网络中战略位置的理解,以及较小车站吸引通勤者(不仅仅是当地居民)的能力;(2)车站作为城市化的引擎,其中火车轨道是潜在扩建和城市发展的障碍;(3)车站区域是城市规划的催化剂,提供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小城市需要制定更具地方性和针对性的方案;(4)火车站地区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中心,需要重新定义它的公共空间概念与功能配置;(5)车站建筑的类型不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铁路大教堂,而是一个“城市客厅”。综上本文认为,中小城市的车站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学上的“大教堂”;它作为一个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将当地的人流、物流整合入区域网络中。


城市休闲游憩服务供需评估及其对绿色空间规划的启示——以广州为例

Supply and Demand Assessment of Urban Recreation Servi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Greenspace Planning – A Case Study on Guangzhou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 203: 103898
  • 作者:Hongxiao Liu, Roy P. Remme, Perrine Hamel, et al.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yanwt@tongji.edu.cn

城市绿色空间(UGS: urban greenspace)是提供休闲游憩服务的重要途径。因此,将休闲游憩服务纳入UGS 规划对于保障未来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至关重要。休闲游憩服务的供需评估可有效指导UGS 的规划布局,从而在需要的地方增加娱乐机会。先前多数研究主要采用土地利用类型比例、经济货币和使用偏好等方法评估游憩服务的供需水平,主要聚焦在休闲游憩服务的供应热点上,将需求纳入热点分析中有助于定量确定休闲游憩服务目标。

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提出了一个建模框架,通过量化测度休闲游憩服务供需水平引导UGS 的规划策略。(1)休闲游憩服务供需水平的量化评估。设置UGS 影响半径的量化评估供应水平,通过调查UGS 拥挤程度和人均UGS 面积的政策目标量化评估需求水平。(2)休闲游憩服务供需的空间匹配程度。通过计算供应与需求之差获得差异指数,以评估城市休闲游憩服务供需的全局空间差异。(3)空间供需平衡的聚类分析。采用热点分析法分析供需平衡的空间聚类情况。

广州市休闲游憩服务的供需平衡结果显示,随着人均UGS 需求增加,赤字栅格显著增加。街道一级的现状供需结果表明,具有UGS 赤字的街道多位于广州市区内,而具有UGS 盈余特征的街道多位于城市边缘区。供需空间匹配的研究结果显示,市区内的街道人口比例很高,但UGS 的比例很低。供需平衡的热点分析显示出明显的聚类模式。因此,需要通过选择适宜的位置优化UGS 的布局结构,以减少休闲游憩服务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失配关系。城市生态更新计划(如棕地恢复、住宅改造等)为优化UGS 提供了机会,有利于提升城市居民获取游憩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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