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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不平等发展:巴西城市再开发项目中的金融化现象

Reinforcing Uneven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Brazilian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9,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19829428
  • 作者:Mayra Mosciaro, Alvaro Pereira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城市再开发项目伴随着去工业化的潮流成为全球城市自我革新的重要方式,其结果是在某一范围内对建成环境的高强度干预。这些干预往往由混合功能空间、标志性建筑、国际品位的旗舰店等构成,以重塑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吸引全球的富裕阶层为目标策略。这种新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被称为企业型城市范式(entrepreneurial city paradigm),经常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方式推动。企业型城市的支持者普遍认为,新的再开发区域为所在城市及其居民带来了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等多重效益。但是一个事实很容易令人忽略:这种金融化的开发模式往往并不会产生期望中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而会在实践中逐渐固化和延续城市尺度下的不平等发展。本文作者以巴西两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为例,分析了名为城市运营(UO: Urban Operation)的城市再开发政策框架的运行机制,以及其在两个城市各自的再开发区Água Espraiada和Porto Maravilha 的实践效果。UO 借鉴了美国流行的税收递增融资(TIF: Tax Incremental Financing),试图让城市政府在不花费较多公共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出售额外开发权实施发展规划,因而被描述成一种灵丹妙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再开发计划势必作出妥协。作者观察到在UO 指导下的巴西城市再开发项目中,社会需求普遍让位给市场驱动下的利益诉求,国家成为抬高土地价格和投机房地产资产的积极推动者,贫困社区居民被驱逐无可避免,从而实质上放大了空间的不平等性和隔离效应。


贫困家庭的住房区位选择:就业可达性真的要紧吗?

Housing Location Choices of the Poor: Does Access to Jobs Matter?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19, 34(10): 1721- 1745
  • 作者:Hu Lingqian, Wang Liming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weizongcai@scut.edu.cn

二战以来,美国许多贫困家庭受制于有限的住房选择权,集中居住在市中心。然而,这一趋势在近些年来发生了变化,贫困家庭不再局限于居住在市中心,而是搬到了大都市区的不同区位。许多研究阐述了这一新趋势,但少有研究探讨贫困家庭具体住房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芝加哥大都市区为例,作者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2006—2010 年五年公众使用微数据样本库(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s)的家庭个体数据,通过探讨就业可达性是否影响贫困家庭住房区位的选择,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作者发现,在芝加哥大都市区,基于公共交通方式的就业可达性对没有小汽车且家里有就业人口的贫困家庭有一定影响,但基于小汽车的就业可达性对那些拥有小汽车的贫困家庭的住房区位选择并无正面影响。此外,作者强调没有私家车的贫困家庭所遭受的交通制约,即他们的低交通流动性制约了住房选择。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贫困家庭具体需求的理解,包括他们想住在哪里?面临哪些住房制约?更看重哪些区位属性?即如果贫困家庭认为就业可达性重要,住房政策应考虑相关住区的选址要邻近工作机会或接近工作地点。研究对解决中国保障房住区的选址、交通、职住平衡等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区企业作为边界组织,助力小镇复兴:发掘潜力

Community Enterprises as Boundary Organisations Aiding Small-town Revival: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9, 90(6): 625-651
  • 作者:Neil Powe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小城镇的复兴进程通常较缓慢。那些靠近大城市区、拥有文化遗产或优美风景的小城镇,往往在以宜人性为主导的复兴进程中颇具潜力,然而并非所有城镇都拥有这种有利条件。对于许多城镇来说,复兴,甚至保持现状,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多维过程,涉及诸多主体和具体问题。由于“机遇时刻”不易出现,因此有必要创新和优化地方治理,为小城镇复兴做好准备。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运用专项资金支持小城镇已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社会企业和社区企业成了可替代的选择。相较于社会企业,社区企业利用它们在社区内的专业技能和资本,可能发挥出比社会企业更多的作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社区企业的相关文献,发现以志愿关系和代表民主为基础的现有治理模式不足以承担小城镇复兴所需的跨越边界的工作,小城镇的复兴需要充分利用外部组织可能提供的支持。基于凯什(Cash)等人的边界组织框架,文章选取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两个社区企业为案例,结合对一系列访谈结果的分析,旨在探讨三个问题:社区企业在小城镇复兴过程中凸显的必要性,社区企业在当地享有部分优先权的合法性和社区企业成为外部组织或机构可信合作伙伴的必要性。基于以上分析评估社区企业在小城镇复兴中是否有效。文章认为,虽然社区企业在小城镇复兴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著的,但就地方合法性和外部可信度而言,一种“双重责任”不可或缺。案例研究发现,通过专门提供专业技能、企业基础和对“地方社区”的关注,社区企业可以承担必要的长期跨界工作,以落实“双重责任”。然而,在贫困环境中的成功还需要公共补贴和对社区企业的认可,而实现这两者可能需要许多年。通过探索社区企业在小城镇复兴中的作用,本文旨在激发关于社区领导在地方复兴中作用的更多思辨。


污染和城市规模: 城市是否太小了?

Pollution and City Size: Can Cities Be Too Small?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5): 995-1020
  • 作者:Rainald Borck, Takatoshi Tabuchi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污染是人口规模的产物,并通过包含污染的城市系统模型来分别推导最优状态下(本文定义为城市福利总和最大时)的城市规模和均衡状态下(本文定义为人口迁出迁入相等时)的城市规模。如果污染是本地产生的或者人均污染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那么在对称的城市系统模型中,均衡状态下的城市规模相比最优状态下的人口规模是过大的;而在不对称的城市系统模型中,均衡状态下的最大城市规模与最优状态下的城市规模相比过大,均衡状态下的最小城市规模与最优状态下的城市规模却又太小了。当污染是全球产生的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人均污染降低,此时在对称系统模型中均衡状态下的城市规模相比最优状态下的人口规模又太小了;如果污染的边际损害足够大,在非对称的模型下则会使得均衡状态下的最大城市规模与最优状态下的城市规模相比显得过小,而均衡状态下的最小城市规模与最优状态下的城市规模相比却又太大。论文再结合美国城市的人口规模与CO2 排放代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均衡状态下的最大城市规模相比最优状态下的城市规模小3% ~ 4%,而均衡状态下的最小城市规模相比最优状态下的城市规模又大5% ~ 6%。这个研究的核心是基于人口规模与污染之间弹性关系的预估进行模型分析,但是人口规模与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和相关关系还需要更多的稳健性检验与研究。此外,模型仅仅使用了美国城市的情况而没有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模型评估,实际模型的预期研究效果在发达国家的情况与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较大区别,量化模型还有待以后的研究进行完善。


城市设计理论在城市形态转型中的影响:1956—2018年的蒙特利尔

The Influence of Urban Design Theor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Morphology: Montreal from 1956 to 2018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9, 24(6): 815-839
  • 作者:Fran?ois Racin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及价值导向下,城市设计方式及城市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当城市设计这一概念在1956 年出现后,大规模的设计实践逐渐取代了传统城市渐进式的、有机生长的发展模式。作者通过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市(Montreal)三个不同时代的典型规划项目的建设背景、规划结构要素、基地演变过程、项目与相邻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孕育城市设计实践的思想流派对建筑环境和城市形态有深远影响。第一个项目中,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博伊斯—维阿居住区(Habitations Boyce-Viau)作为经济适用房产生,其建筑围合形成了半私有化的庭院、人行道和公园空间,由此与周边城市体系脱离,反映了现代主义拒绝传统、注重几何及同质化的设计观。第二个项目展示了后现代主义引领的圣苏皮斯区(Quartier Saint-Sulpice)项目以中产阶级家庭为设计对象,强调建筑和城市一体化及建筑多样化,其建筑及布局形式与周边街道及地块相融,体现出后现代主义主张多样性、回归传统的思想。第三个项目是当代的瓦卢瓦广场(Place Valois)。该项目处在被旧铁路分割的地块上,设计师把轨道作为新的绿色链接,以此串联城市历史痕迹,展现了当代结合历史重建城市本身的设计方法。通过对三个项目的分析和反思,作者对当代利用环境及潜在空间潜力进行物理整合的可持续设计思路表示了质疑。


权力、冲突与谈判:奥斯曼帝国晚期围绕公共空间建设的机构角力

Power,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Agents: An Alternative Vision for Contestation on the Public Spac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9, DOI: 10.1080/02665433.2019.1699152
  • 作者:Ahmet Erdem Tozoglu
  • 推荐:傅舒兰,张怀予,浙江大学建工 学院

本期推荐的是以19 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亚历山大港(Dedeağaç)建设为案例展开的研究。亚历山大港建设的背景是1850 年代—1860 年代,当时奥斯曼政府完成了连接地中海、黑海与经济腹地的短铁路线之后,试图进一步在整个奥斯曼巴尔干地区建成铁路网。随着建设不断推进,运营公司与政府间关于技术和财务的冲突也逐渐剧烈。本文选取了代表性的亚历山大港为案例,通过四个要点(建设新港还是扩张旧港的决策、为政府管理用房要地、港区税收与公共服务、公共空间的利用与分配)来观察各级政府、政府代理、非政府等机构在促进公共空间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从结论来看,作者认为一般认识中觉得政府“万能”权威是有问题的,城市经历变革性的发展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对抗和漫长的争议,而这整个过程中,每个参与方的立场都值得深究。从推动变革的方面来看,国家权力机构确实是推动者,但是其行为和决策也具有高不确定性。


理解步行购物街的后遗症

Understanding the Legacy of Pedestrian Mall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DOI: 10.1080/ 01944363.2019.1656103
  • 作者:Dave Amos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hku.hk

美国战后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家庭小汽车拥有率上升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市中心的传统步行商业街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方便停车、占地面积巨大、给顾客以更低平均商品价格的郊区型购物中心。今天,美国城市里只有一部分传统的步行商业街还能保持昔日的荣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候选人戴夫· 阿莫斯(Dave Amos)搜集了140 个美国城市传统步行商业街的信息,发现宜人的气候、靠近大学和成长型的城市更容易保有繁华依旧的传统步行商业街。同时,城市政府、私人商业促进地方发展的团体的积极管理,对保持这些依然有吸引力的传统步行商业街也很重要。那些失败和消失的传统商业街,最大原因可能是没有贯彻场所营造的基本理念,同时选址不当、设计粗陋。阿莫斯的文章虽然研究的是美国,但对于今天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和规划者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例如:随着网购的兴起,中国的不少步行商业街区的魅力也在下降。对照阿莫斯梳理出的美国相关经验,可以找到某些借鉴。


富人与穷人能否在大城市和谐共处?

Do the Rich and Poor Colocate in Large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9, https://doi.org/10.1016/ j.jue.2019.103186
  • 作者:Takatoshi Tabuchi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关于富人和穷人在城市中的居住地选址研究结果显示,美国都市区里往往是穷人集中在中心城区,富人居住在郊区;在巴黎等城市则是富人居住在中心城区;在日本都市区中,有时富人和穷人居住在中心城区,而中产阶级居住在郊区,有时不同收入群体在同一地点消费不同面积的住房。可见不同城市其居住隔离和居住融合各不相同。一般的,这些不同的模式可以用阿隆索(1964)提出的单中心城市模型来解释,富人是否居住在中央商务区(CBD)附近或郊区取决于收入对投标租金斜率的影响。本文作者以日本东京为研究对象,发现日本大城市中穷人和富人居住选址是和谐共处模式而非隔离。作者利用传统城市经济理论中的通勤时间成本,根据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对家庭收入群体进行了排序研究。通过对东京都市圈房价和租金的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富人和穷人倾向于居住在中心城区附近,而中产阶级则同时居住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其中,在市中心附近的独立式住宅,富人和穷人倾向于聚集并和谐相处。如果穷人和富人收入差距足够大,居住区位将与阿隆索单中心模型一致。在相同的公寓住房价格前提下,不同的收入群体也倾向于能够和谐共处,尤其在空间需求的收入弹性接近于1,通勤金钱成本为0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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