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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与防洪:洪水再分配的道德成本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Flood Prevention: The Moral Cost of Floodwater Redistribution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 189: 36-45
  • 作者:Kuei-Hsien Liao, Jeffrey Kok Hui Chan, Yin-Ling Huang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规划系。yanwt@tongji.edu.cn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构建一系列防洪基础设施以改变河流的地貌和水文条件,是避免城市发展受到洪水阻碍的有效措施。但防洪基础设施不能消除洪水,只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重新分配雨洪。这种方式将防洪成本不成比例地由脆弱、处于不利地位和边缘化的社区承担,牺牲其福祉以换取某些特定群体安全,引起了学界对环境正义的讨论。

文章将防洪中面临的环境正义问题拆解为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分配正义是指公平分配防洪资源或洪水风险,存在功利主义正义观和罗尔斯正义理论两种价值认同。前者认为应优先保护经济上更有价值的社区,后者强调在社会分配中应首先考虑弱势群体。程序正义可以保障不同主体平等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削弱其造成不公正负面效应的可能性。通过两层拆解,旨在提出现有利用防洪基础设施在灾害发生前转移风险给其他社区的做法,破坏了流域内公平的决策程序,并将在灾害发生后引发新一轮防洪基础设施的建设热潮,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文章以中国台北地区防洪规划为例,发现其在近40 年内建设了堤坝、二重疏洪道等大量防洪基础设施,并将以洲后村和社子岛为代表的广大农村社区划定为洪泛控制区,作为洪水再分配的转移对象,严格控制其开发。据此文章提出防洪中的环境正义问题面临以下挑战。

(1)在功利主义观驱动下,许多建设项目在利益选择中更倾向于保护较大规模上的模糊利益(如高收入人群),而不是较小或局部尺度上具体群体的损失。功利主义虽然能够减轻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忽略了负面的社会效应。

(2)不同正义观都伴随着道德成本。功利主义正义观必须接受其否认某些社区安全和福利的道德成本,罗尔斯正义理论必须考虑其为了保护较小群体而一定程度上损害较大群体的利益是否恰当。若在两种正义观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则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

文章指出,在道德社会任何“以谁为代价淹没谁”的问题都是不正确的。寻求基于道德的防灾减灾方式,需要超越传统防洪的意识形态或范式,提出新的理解。即使洪水存在一定风险,防洪基础设施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应当用洪水适应(flood adaptation)替代传统的洪水防御(flood prevention)理念,通过城市设计、开放空间及建筑设计等手段,建设适应性更强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韧性以减轻洪涝造成的经济损失。


佛罗里达笔下的发展中世界:欧洲中心论如何掩饰了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挑战,以及我们能做什么

Florida in the Global South: How Eurocentrism Obscures Global South Challenge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8, 43(4): 794-805
  • 作者:Seth Schindler, Jonathan Silver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 研究院/ 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leiwang@whu.edu.cn

本文对理查德· 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2017 年的著作《新城市危机:我们的城市如何加剧不平等、加深隔离和打击了中产阶级以及我们能做什么》(New Urban Crisis: How Our Cities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epening Segregation,and Fail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针对该书中表现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特殊性和多样性认识的不足,作者从城市环境、城市经济和城市政治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该书完全忽视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城市所普遍面临的环境危机,而这无法通过其技术决定论的倡导在创意阶层得到解决。其次,该书完全忽视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城市在实现大规模工业化之前,就已经面临东亚国家竞争所带来的去工业化和工业自动化的挑战,这也不是简单倡导创意阶层就能解决的。第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政策自主空间,以及弱势族群的生存空间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层面力量的挤压,而技术创新对此不仅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会与后者形成合力。因此,作者认为,书中基于欧美实践所提出的城市危机既不真实,其解决之道也不可行,正确的方式应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


城市更新和公共土地开发:土地交易过程和价格形成

Urban Regeneration and Public Land Development: Land Transaction Processes and Price Formation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9, 90(1): 11-31
  • 作者:Alexander Woestenburg, Erwin van der Krabben, Tejo Spit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土地市场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土地交易的过程影响着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计划的执行效率与效力,而了解土地交易的过程能更好地理解此类影响的作用机制,以提高规划的适应性与有效性。文章旨在厘清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交易过程中土地价格的形成机制。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由制度和社会层面共同构建的,城市中心土地市场的具体特征,特别是公众的参与,增加了土地市场的社会和制度属性。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赋予价格、价值等概念不同意义。分析土地价格的形成机制,需了解传统经济的合理性与土地收购过程中制度和社会方面的相互作用。文章选取荷兰市中心城区再生项目中市政土地征用的四个案例,提出土地市场的制度和社会特征使案例中的行动主体——荷兰市政当局具有多元价值取向,市政当局通过锚定并重视其中的某一特定价值以实现多元发展目标,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取决于监管手段、政治紧迫性以及市政当局和买方之间的关系。案例表明,锚定策略在交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规(例如补贴)和市政当局的监管权力(例如优先购买权)将影响土地的价值。此外,锚定策略使市政当局介入指导最低土地交易价的过程,而这些策略之间也可能会彼此影响。土地市场固有的社会和制度属性及其丰富多样的过程特征可能会降低卖方、开发商和规划者等合作伙伴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由于土地市场和土地价格是决定规划政策有效性和效率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全面地理解土地交易过程。


居住满意度在邻里层面这一决定因素上的个体差异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Neighbourhood Level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18, 33(7): 1127- 1143
  • 作者:Sanne Boschman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weizongcai@scut.edu.cn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住房问题的解决不能仅停留在数量层面,更应从质量层面进行讨论。居住满意度是国际上常用的一个衡量住房质量的概念,也是理解居住流动性及迁居的一个关键因素。许多研究者探讨了个体和邻里层面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但较少涉及哪些邻里特征会影响到满意度,又会涵盖哪些人群。该研究成果比既有研究更进一步之处在于将个体特征与邻里特征之间的多重互动效应囊括在内。这些互动效应不仅能测试哪些群体的满意度最依赖于邻里特征,还能测试哪些邻里特征影响满意度。具体而言,该研究使用了有序概率对数模型,从邻里特征、个体特征及其互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对居住满意度进行了解释。这些互动作用检验了邻里特征是否对所有个体的满意度有相似影响,或者个体特征是否影响这些互动作用的大小和方向。研究发现,在邻里层次,少数族裔所占比例对少数族裔居住满意度的影响要小于本地人,这是因为少数族裔更满意于居住在本族裔占比高的社区,而且少数族裔占比对本地人的居住满意度有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另外,业主及有子女家长的居住满意度虽然受到邻里特征的较强影响,但其更多地取决于邻里层面的种族构成,而邻里种族构成的影响并不因住房所有权或住户类型而异。总之,本研究揭示了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居住所有权、不同类型家庭的居民在邻里特征对满意度的影响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中国住房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不能缺位,故该研究对中国的住房政策制定以及住区品质的优化提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绅士化、跨国绅士化和旅游者化现象

Gentrification,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and Touristification in Seville, Spain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9.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19857585
  • 作者:Jaime Jover, Iban Diaz-Parra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进入21 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南欧地区国际旅游业的繁荣,快速涌入的生活方式移民者(lifestyle migrant)和游客给当地城市社会结构带来了复杂深刻的影响。这种外来中高产阶级占据城市中心的跨国绅士化(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和旅游者化(touristification)现象与普通的绅士化现象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其鲜明的特点。本文以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为例,采用1991 年、2001 年、2011 年的普查数据上接受大学教育比例、外国人比例、第二居所比例、房屋空置率等指标,结合近25 年相关文献和新闻追踪,分析比较了城市、历史地区及其北部阿拉梅达(Alameda)三个连续地理空间尺度上社会经济特征的变化情况,以描述当地跨国绅士化和旅游者化现象的成因、演变及其影响。作者揭示了明显的阶段性规律:历史地区的绅士化肇始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政府以1992 年世博会为契机,出台政策规划改善城市面貌,扭转了老城的衰败势头,并刺激了地价和租金的回升。2000 年以后,旅游业主导下的城市发展策略令国际移民和游客大增,旅游者化的负面效应显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抬升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流失。塞维利亚的案例对我国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城市制定公平合理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极化的非正规性:过程思维、物质性与台北新兴的中产阶级非正规性

Polarizing Informality: Processual Thinking, Materiality and the Emerging Middle-class Informality in Taipei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9, 51(6): 1225-1241
  • 作者:Ker-hsuan Chien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在最近的辩论中,有人认为城市非正规性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与建筑法规、有限的资源和他们的生活环境谈判的结果。然而,正如一些研究人员之前所指出的,非正规性不仅仅是城市贫民的经历;在某些情况下,它已经成为不同阶层的人的共同经历。因此,本文运用过程思维和物质性,揭示城市非正规性是如何形成,并在人、地方政府和政治现实的协商中发生转变。通过将台北的非正规性视为一个调适过程,可以将非正规性理解为寮屋者在城市中为生存而斗争和国家动员政治支持的共同生产过程。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现,各种违法建筑形式层出不穷,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建设违法建筑,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改变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对非法建设的治理一直倾向于那些安装了非法附加设施的私人业主,而对棚户区却置之不理,让其更易于被拆除。以台北城市非正规性转型为例,本文认为非正规性并不仅仅是贫穷的结果,也不应被浪漫化为一种在住宅市场或现代规划体制之外的生活方式。相反,非正规性对城市人口中现有的阶级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应引起重视。


迈向美国老年人机动性需求的更大图景

Toward a Richer Picture of the Mobility Needs of Older American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9. https://doi.org/ 10.1080/01944363.2019.1630295
  • 作者: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Martin Wachs, Miriam Pinski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hku.hk

越来越多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本、美国、中国都在此列。在我国,很多地区碰到了未富先老的局面。面对这样的问题和局面,学者需要做更多的思考和应对。最新上线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的这篇文章,利用美国官方调研和实地访谈数据,研究了洛杉矶内城81 位低收入、65 岁以上老年人出行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这些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虽然有书本上规划人员经常推荐的优点,例如混合土地利用、公交服务频繁等,但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仍然存在建成环境破败、交通拥挤、无家可归人数多和犯罪等问题。因此,他们建议规划师未来不应单独依靠官方数据进行政策研究,而需要更多地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当中去。


墨尔本住区规划中公共设施标准的历史起伏

The Historical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ty Facility Provision Standards in the Metropolitan Planning of Melbourne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9, 34(4): 693-724
  • 作者:Benno Engels
  • 推荐:傅舒兰,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文章以墨尔本为切入点,对从19 世纪末开始针对住区健康安全和犯罪问题提出物理环境最低要求,制定规划标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除了分四个时期重点讨论住区公共设施标准的来源、起始形式、成熟过程、管理执行、传播方式之外,还提示出一条发源英国,经由美国,最终传入澳大利亚本土的历史发展路径。在梳理和总结以上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了针对规划标准制定的见解:(1)规划标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管理执行,提高管理执行是关键因素;(2)住区公共设施标准的实施,实际上引发了区域间不均衡的问题,亟须从标准制定的源头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讨论。无论从选择规划标准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方法和最终提出的见解来看,都对当代中国规划的发展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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