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兴的城市—区域治理：国家通 过尺度重组进行选择性空间管控的新方式

China’s Emergent City-Region Governance: A New Form of 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 Through State-orchestrated Rescaling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7, 40(6): 1134-1151
• 作者：Fulong Wu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 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从国家空间管控的视角对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城市区域治理进行了考察。作者首先定义，最近中国所普遍使用的“城市群”概念实际上就是某个巨型城市连绵区中由一个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所构成的城市—区域。在文献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区域的产生，但其同时也是国家主动进行空间重组的结果，而中国的国家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导向作用及其演化历程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建立了分析中国空间治理的三阶段框架，即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尺度，改革开放前期的地方尺度，以及加入WTO 之后的城市—区域尺度，并着重分析了后两个时期中国空间治理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后权力的不断下放，城市空间、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迅速超越了各自的边界，产生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和竞争关系，但治理措施依然停留在行政地域层面，从而催生了治理内容、目标和尺度的转变，即城市—区域治理的诞生。在归纳了当前广泛采用的行政区合并、区域规划、制度化合作平台后，作者指出，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推动，而缺乏社会同步参与使中国的城市—区域治理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上海老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居住环境和个体资源的影响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in Shanghai: The Role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Resource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7, 54(7): 1692- 1714
• 作者：Yafei Liu, Martin Dijst, Stan Geertman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过去五百年，人类的财富呈指数增长，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推动着社会秩序、生活方式、道德伦理的转变。可是，我们真的幸福吗？以色列年轻历史学家尤瓦尔· 赫拉利在其《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就以这样一个问题作结。几十年来，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孜孜不倦地用科学方法从不同角度来探究幸福的根源。究竟让人感到幸福的是满足、教育、成就、金钱、宗教，还是健康、基因、社会关系、文化？本文认为，荷兰社会学教授林登贝（Lindenberg）及其团队构建的社会生产函数理论（SPF: Social Production Function）是现有幸福感研究中最全面的实证型理论框架。基于该理论，作者以上海老年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推论出居住环境和个体资源对该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他们发现小区的富裕程度、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良好的居所条件，以及便利的医疗和金融设施等居住环境因素与老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关系。研究同时发现在个体因素方面，老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最受健康因素影响。有鉴于此，三位作者期望规划师和地方政府能够应用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多花心思营造适合老年人口居住的城市环境。本文主要有两方面贡献。其一，作者率先将SPF 应用于中国老年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不少大城市正在面对人口急速老化的社会问题，该研究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其二，作者首次将地理要素加入SPF 研究架，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也为地理学家、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者提供了探究幸福感与城市空间要素关系的方法。

规划改变世界？质询规划理论的规范性伦理

Planning to Change the World? Questioning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Planning Theories

• 源自：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2016, 15(2): 111-129
• 作者：Tanja Winkler, James Duminy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这篇涉及规划认识论、伦理本质等基本问题的文章发表在2016 年第2 卷《规划理论》上，在2017 年的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年会的年度最佳论文评选中获了大奖。因此，虽然是去年发表的论文但也觉得有必要在“期刊导航”中引介一下。作者明确指出，规划理论研究当中出现了一种分裂，即不少当前的规划理论是受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认识论影响的，关注的是主观知识（subjective knowledge，受主体影响）以及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受语境、文脉、背景影响）；而对规划伦理的研究却仍然在关注规范性的（normative）伦理理论。当前主流的伦理研究是应用型或规范性伦理理论研究，注重的是“什么是有道德的”；而作者呼吁应该将伦理研究的重点放在元伦理（meta-ethics）上，也就是研究“道德本身是什么”。规范性理论关心“什么是应该做的”，会对不同的伦理价值观进行好与不好的判断；而元理论关心的是道德思想、伦理判断的本质和意义，并不作这样的价值判断。对应于城市研究和规划研究领域，受规范性理论影响，学者仍然热衷于建立“更好的”城市或相关的模型。由于认识论与伦理原则是相互塑造和相互影响的，认识论既然发生了变化并转向关注后结构主义与南北差异问题（后殖民主义的核心），那么显然规划伦理的研究也需要调整和跟进。然而，对“更好的”模型的研究明显忽视了对情境与语境的不断发生变化的基于认识论的理解。所以，作者呼吁，想要回答规范性伦理理论的核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元伦理理论提出的问题。回到规划领域，则需要回答某种语境下规划伦理判断的本质或意义；规划师如何知道某种规划伦理价值观比另一种更好或优越；某种好的（或差的）规划模式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不同语境或不同文化之下产生理解上的差异。只有思考并回答了这些问题，规范性伦理理论提出的问题和模型才是有意义的。

高等教育对贫困地区居民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siding in Poverty Neighbourhood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7, 49(9): 2135-2154
• 作者：YElise de Vuijst, Maarten van Ham, Reinout Kleinhans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生命经历的优劣势等可在父代与子代间代际传递；居住环境可通过邻里影响个人生活水平。但已有研究尚未重视代际效益的空间维度和邻里效应的时间维度。该文以教育程度是否能够调节邻里影响的代际效益为研究问题，提出了高等教育可以减缓父代邻里效应的代际传递对子代个人居住影响的研究假设。采用邻里效应的生命历程研究法，该文数据来源于荷兰社会统计的纵向数据资料，以一个完整的离开父代家庭的子代群体为研究对象，该群体包含了1999—2012 年间被持续追踪的119 167 名个体。研究采用可视化的序列分析法和多层次逻辑回归模型，对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个人父母的邻里影响、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等多个变量与子代离开父代后仍居住在贫困社区的可能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个人的居住行为不仅受当前社区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以前邻里经历的影响；（2）有着跟随父代生活于贫困社区的邻里经历的子代，更有可能在成年后仍生活在贫困社区；（3）高等教育可能会削弱，甚至中止邻里影响的代际传递。然而，对于少数民族邻里影响的代际传递，高等教育的调节作用却并不明显。该文的创新点在于，引入了生命历程的研究方法，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探讨了邻里经历对个人生活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代际传递问题的空间维度，分析了父代的邻里影响，并证实了教育程度对于缓解邻里效益代际传递的作用。

大都市交通规划：过去的经验教训， 未来的组织机构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 Institutions for the Future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7, 83(3): 262-276
• 作者：Gian-Claudia Sciara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 zhoujp@gmail.com

最近若干年，跨城市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给不少中国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广州和佛山之间的道路、地铁规划和修建就曾经在两座城市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当地居民的出行不会因为一条无形的边界停止。但是，这条无形的边界的两边，对城市政府意味着的就是自己的辖区和别人的辖区。道路、地铁就在自己的辖区停止吗？两边的道路、地铁规划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错位和断头的情况？等等。类似的问题，在城市还没有延绵成片的时候，也许还不太明显和重要。但对于广佛这样的城市，这些问题不但重要，而且还会一直重要下去。美国的城市，在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碰到广佛碰到的类似问题。至今，它们处理相关问题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六十一花甲，美国的经验不可谓不重要。最近，美国德州大学的吉安- 克劳迪娅· 夏拉（Gian-Claudia Sciara）教授在《美国城市学会会刊》撰文，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小结，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国内读者应该可以从此文的阅读中获益不少。

全球城市中的流动性：理解上海以汽 车为主导趋势的交通文化

Mobility in a Global City: Making Sense of Shanghai’s Growing Automobiledominated Transport Culture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7, 54(10): 2232- 2248
• 作者：Matthew Williams, Non Arkaraprasertkul
• 推荐：杨锦坤，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yangjinkun56@126.com

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之都，是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随着全球服务业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向上海转移以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寻找工作，城市向边缘地带蔓延，这些对流动性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在上海如何出行，以及出行选择背后的原因，寻求揭示驾车出行者和公交出行者对流动性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以及这如何影响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和体验。

研究发现虽然上海如今拥有全球最广泛的地铁系统，但根植于物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汽车文化仍在发展。尽管上海在地铁方面投入巨资，但上海居民对拥有汽车的执着根深蒂固。人们因为象征性的原因继续渴望拥有汽车，这关乎一个人的“面子”。作者认为上海蓬勃发展的汽车文化也需要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相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种交通文化造就了加勒特· 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共悲剧”，这个理论认为许多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整体影响可能破坏共同制度或资源基础，如造成永久性交通堵塞，空气质量差，以及对无法负担汽车的个人的社会排斥。这种交通文化对于环境和社会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上海的蓬勃发展和财富剧增，会吸引更多的人购买小汽车，当务之急是控制小汽车的拥有量，提高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出行的地位，寻找可替代的交通工具。最后作者指出，牌照的发行不应仅考虑由投标人支付资金的高低来决定，而应考虑让特殊人群（如出租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拥有优先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