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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文化与规划收益的价值之间有关系吗?——基于英格兰的案例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Planning Gain? Evidence from England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9, 90(4): 453-471
  • 作者:Richard Dunning, Alex Lord, Berna Keskin, et al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开发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规划收益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么简单。在各地的许多规划体系中,认为因授予规划许可而导致土地价值“非劳动所得”地提升,开发商应对此作出某种形式补偿的想法十分常见。然而,确定土地价值的上升应该如何定价,以及相应地,确定这一价值的具体方法存在很大不同。人们越发认识到,定义特定背景下的规划实践行为和启发式规范的差异对于解释规划和发展结果的变化至关重要。文章以英格兰为重点,试图运用关于开发商贡献量和价值的新定量数据(包括社区基础设施税的第一次全面评估)以及从与开发商、地方当局规划官员访谈中获得的原始定性数据,分析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异,并探讨文化和行为在决定开发商贡献价值中的作用,从规划文化的角度提供规划义务价值嬗变的实证。通过对英格兰地方规划当局的案例研究,发现规划义务和社区基础设施税的价值不仅来自市场条件,也来自当地规划授权的文化和行为。在开发过程中谈判并获取规划收益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过程,它也是广义上规划文化的一部分,在国家规划指导的范围,体现了地方当局的价值观。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在就规划许可或价值评估进行谈判时,文化差异有可能产生影响。在挑剔的市场中,土地估价本身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与价值信号较为清晰的市场相比,专业人员的行为在促进开发活动和价值判定方面可能更有意义。

现实中多样化的复杂性问题:城市多样化的不同认知

The Complexity of Diversity in Reality: Perceptions of Urban Diversity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9,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9886737
  • 作者:Rikke Skovgaard Nielsen, Anne Hedegaard Winther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现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样化。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观点态度方面的差异均会导致城市多样化。现有的相关研究倾向于将城市人口作为统一整体来认知多样化,从而承认多样化对于城市整体的积极作用。但是,本文作者认为以上结论过于草率,因为事实上不同的城市居民对于多样化有着迥异的认知,而制定合理的城市政策有必要基于对多样化概念细致入微的理解。为此作者着重探索两个问题:其一,多样化社区的居民如何认知多样化?其二,什么因素塑造了他们对于多样化的认知?作者以比斯佩杰格街区(Bispebjerg,是丹麦哥本哈根最多样化的街区之一)为案例,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展开了50 次访谈,并运用NVivo 质性分析勾勒出五种典型的居民类型,包括年轻的新来者(the young newcomers)、保守的种族怀疑论者(the ethnic sceptic)、超然的富裕阶层(the detached)、按部就班的本地土著(the native)、多样化的沉浸者(the immersed),并探索了他们对于多样化抽象和具象层面上的认知差异。研究显示,受访者都在抽象层面表达了对多样化的积极看法;而在具象层面,他们对于多样化的关切要复杂得多。本文进一步归纳总结出四个影响多样化具体认知的关键因素:对种族多样化的不安全感、社会不平等性、多样化的生活经历,以及与多样化的物理和社交隔离程度。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各个城市亦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作者提醒我们,生活在多样化城市中的体验本身就是多样化的,因而我们必须承认不同居民群体对多样化的不同看法,在制定规划政策过程中照顾并应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关切点。

规划何时最重要?审视地方政府2010—2015 的可持续性相关举措

When Do Plans Matter? Tracking Changes in Local Government Sustainability Actions from 2010 to 2015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0, 86(1), 60-74
  • 作者:Lu Liao, Mildred E. Warner, George C. Homsy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长期以来,对于国内的一些相对偏激的人而言,城乡规划(方案)被认为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东西,并不用当真。在海外,城乡规划(方案)制定出来以后,它们的“遭遇”也是这样吗?康内尔大学的三位学者搜集了美国651 个地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以及相关规划落实举措的有关信息,对于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利用“差别里的差别”(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已经制定的规划(方案)对于可持续性相关举措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影响多长时间等问题。他们发现,新近制定的规划(方案)其实对有关举措的影响更大;而那些在制定规划(方案)早期领跑的地方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举措寥寥。对于国内的读者而言,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以及梳理可持续规划举措的框架,值得参考借鉴。

持续高密度下的年轻人住房路径、意愿和偏好

Housing Pathways, Aspirations and Preferences of Young Adults Within Increasing Urban Density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0, 35(1): 1-20
  • 作者:Simon Opit, Karen Witten, Robin Kearns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城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住房供应短缺和不断升级的住房负担难题。一些城市为了能在提供更多经济适用房的同时避免城市蔓延,采取了促进城市集约化的发展政策和空间规划战略;也有越来越多的住房偏好研究提出年轻的住房消费者更愿意接受紧凑型住房。然而,住房偏好的驱动因素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在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强调集约化发展的空间规划引起了居民的反对,强化了紧凑型住房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吸引力的观念。为了反驳这一观念,作者采用住房路径的方法,通过对24 名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奥克兰年轻人的半结构化访谈,剖析他们的住房故事。作者首先综述了年轻住房消费者的住房路径;其次简要地调查了奥克兰的住房环境;最后探讨了年轻一代的住房态度和偏好,并分析了这些要素与他们以前的住房路径经历以及寻求舒适住房机会的关联。作者认为,交通工具的选择及其与生活方式偏好之间的关联对年轻人的居住意愿,特别是居住区位,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此外,家庭及其与独立住宅的文化渊源的强大影响力也十分突出。但随着年轻一代逐步接触高密度住房,他们可能会适应高密度的环境,期望生活在区位靠近市中心、舒适度高的住区内的高密度住宅。该研究对中国如何发展高密度住宅以满足青年人的住房需求具有一定的参考。

新大学的建立是否产生空间溢出?来自1930—2010 年美国县级数据的证据

Do Universities Generate Spatial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US Counties Between 1930 and 2010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6): 1173-1210.
  • 作者:Alexandra L. Cermeno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本文探讨了美国1931—1980 年间新建大学对1930—2010 年间的当地人口密度、GDP 和市场规模的影响,以此评估大学是否能在长时期内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地方性空间溢出所影响的范围,以及影响是否可持续。作者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将1930—1980 年间新建大学的县的演变,与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法(PSM)选择的统计上相似的县作为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新建大学对县域经济的长期空间影响。结论表明:拥有新建大学的县,自大学建成之日起对人口密度和GDP 的年均增长比通常趋势高1%~3%,且此影响有向邻县扩张的趋势。作者通过控制研究强度和州际公路基础设施等变量,发现新建大学带来的潜在效益严重受限于交通便利性,并会增加高昂的拥堵成本,如果不增加额外的相关投资,新建大学带来的溢出效应将逐渐消逝。本研究使用了1930—2010 年的纵向面板数据,为过去近一个世纪增长动力从要素积累转向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县及其临近地区、更远地区和整体市场潜力来衡量新建大学的空间溢出,提供了一种评估新建大学在不同尺度上空间效应的实用模型,也为研究当今知识冲击的时空影响表现与机制提供了长期可见的证据。

可持续的蓝绿基础设施:理解社区偏 好和管理的社会实践方法

Sustainable 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A Social Practic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Preferences and Stewardship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 191.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19.103639
  • 作者:Jessica Lamond, Glyn Everett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anwt@tongji.edu.cn

蓝绿基础设施(BGI)作为一种提高城市防洪韧性的有效方法,已得到全球的广泛认可。现有文献研究发现,蓝绿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运作及其提供的收益取决于使用者的行为,其可能会对蓝绿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益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通常建议采用属地管理模式对其进行维护。然而,基于人口统计学的传统分析方法无法充分理解使用者的需求、行为及培育管理能力的潜力。因此文章引入社会实践理论(SPT),将其作为一种了解相关社区需求、动机和能力的方法,通过对人群行为的分析,讨论其背后原因、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可促进或阻碍相应活动的技术和设施,从而将人群的态度、偏好与提升蓝绿基础设施功能性和可持续性的实践联系起来,以辅助设计和管理。

文章选取了位于英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两个基地作为研究对象,两基地在过去的十年中均发生过严重的洪水灾害并将蓝绿基础设施作为治理洪水风险综合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社区居民的基本信息、对待蓝绿基础设施服务的态度、参与设施管理的意愿及其在环境中的活动类型等四类变量以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蓝绿基础设施管理的态度与其依托设施进行的活动类型之间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与传统设计中常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即人群基本信息之间则显示出较低的相关性。在对人群活动进一步拆解分析之后,文章指出这种联系是由于人们对活动所赋予的含义、蓝绿基础设施对各类活动所提供的优势以及人群参与管理活动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因此文章指出,蓝绿基础设施的改造和设计应当在确定其水文和生态要求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使用人群进行调查,识别现有的活动类型和不同群体参与管理活动的潜力,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策略以提高目标人群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建设具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内的多用途的蓝绿基础设施空间,满足差异化需求,提高人群参与管理维护活动的意愿,以提升蓝绿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

由于现有研究仍具有一定局限性,文章提出在后续研究过程中,应当围绕蓝绿基础设施的典型做法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从而总结经验以更好地运用于后续实践。此外,还应关注以社区为主体的社会集体行为对蓝绿基础设施空间可持续性产生的影响。


重新引导开发商:后种族隔离城市的 租赁房开发新模式?

Re-directing Developers: New Models of Rental Housing Development to Reshape the Post-apartheid City?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9, 52(2): 297-317
  • 作者:Alison Todes, Jennifer Robinson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本文是主题为“开发商的工作”(Work of Developers)专刊中的一篇,论述了开发商的不同角色。开发商在塑造建成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已引起相当多批判性关注,往往强调其作为强大的全球化参与者在城市发展中的强势作用。但是也有证据表明监管途径会影响结果。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自由走廊”项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公交导向开发(TOD)的旗舰项目,试图改变城市现有的空间隔离状态。基于该项目,本文讨论了是否有可能通过重新引导开发商的兴趣来创造新的建筑形式,进而获得发展效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项目中最贫穷的人仍被置换,搬去“自由走廊”旁较为非正规的住房中,但与公共汽车快速运输系统的投资和灵活的官僚机构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一种管理紧密的低收入租赁住房模型。这也表明政府和开发商通过合作创建更加紧凑和包容的城市是有可能的。因此,研究应重新评估政府与开发商在城市发展方面的政治局面和潜力,应更加深入审视开发商的多样性,以及金融化之外的各种类型的融资形式。


建立亲族而非城市!规划理论中的多 物种缠绕与“形成中的世界”

Make Kin, not Cities! Multispecies Entanglements and ‘Becoming-World’ in Planning Theory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9,18(1): 40–57
  • 作者:Efrat Eizenberg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 系。k_cao@126.com

新冠疫情于今年年初在中国大规模爆发以后,各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出谋划策以解疫、解困或对后新冠时期进行预测和部署,规划领域也出现了很多真知灼见。这里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不止于人类”(more-than-human),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突破二元论的新观念。该观念认为,人类(human)一直奉行人类例外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将自己凌驾于其他非人(non-human),即除人类以外的生物和无机物之上。这造成了各种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灾难性气候;以及生态问题包括人类侵犯动物栖息地而造成的问题,如这次的新冠疫情。以往的思路是保护环境,而新冠疫情爆发后不少人建议“远离野生动物”。然而这两种解题思路仍然是将人与除人之外的万物对立起来,二分起来。真正需要进行的是思想上的彻底变革——破除人类例外主义,消除认知当中的人—非人二元论思想。文章提出了两个基于“不止于人类”思想的概念。其一是多物种缠绕(multispecies entanglements),即通过全新的城市连接将人类与非人连接起来,在城市当中构成各种空间尺度和时间维度上都交叠的自然—社会关联网。其二是形成中的世界(becoming-world),指需要人类与非人共同塑造我们共同的世界,而非人类以自身(价值观)为优先,先形成一个世界,再把非人纳入其中。以人类为优先或者主体,会形成一种控制—应激机制——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问题),人类如何去控制或改变。这是导致环境问题无法解决的认识论根源,必须以生成的世界来破除这种形成过程中的时间差异。文章中还提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有规划体制当中,环境规划与城市或空间规划是相互独立的两套系统,分属不同行政部门。这样的做法也加剧了城市空间中的人类例外主义。中国已经将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划高度整合到国土空间规划当中,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来解决人类例外主义带来的弊端。相关研究和进展可以基于此展开,会有何种成果,可拭目以待。


城市配送

Livrer les Urbains
  • 源自:Urbanisme, 413
  • 作者:Jean-Paul Rodrigue,Laetitia Dablanc,Mathieu Gardrat et Florence Toilier et al.
  •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Jian.zhuo@qq.com

第413 期法国《城市规划》将讨论聚焦于城市配送服务。随着电子物流的发展,城市配送的交通量正在持续上升。根据巴黎市规划设计院(Apur)的数据,巴黎大都市区中最后一公里的货物配送已经占到了货物运输总量的一半,而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噪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越发严重。尽管大巴黎地区政府已经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本期杂志的主题文章聚焦于如何提升物流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城市货物配送的理论探索,包括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全球化和地理系对于城市物流全球格局的研究;巴黎埃斯特大学法国运输、开发与网络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fsttar)对于欧洲129 个大中型城市的货物运输政策及其局限性的评估,以及大巴黎地区城市和郊区物流二元化现象的探讨;里昂大学交通经济规划实验室(LAET)通过对于里昂、波尔多、第戎和巴黎四个不同规模的人口聚集区的货物流动性的对比研究,解释了货物运输流量与交付或收取活动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为人物专访,其中Sogaris 副总裁奥贝尔(Guillaume Aubert)介绍了2018 年在巴黎内港建成国际物流中心的诸多创新;波尔多大都会副主席杜谢纳(Michel Duchène)介绍了该地区在优化城市货物交付系统的若干经验(建立转运中心、开展夜间配送服务等)。第三部分为优秀案例介绍,包括位于康布雷附近的一个大型物流中心所采用的若干技术创新,以及Logicités 物流公司如何通过技术重塑城市物流等。


共享出行和城市形态影响:以美国对等汽车共享为例

Shared Mobility and Urban Form Impacts: A Case Study of Peer-to-Peer (P2P) Carsharing in the U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DOI: 10.1080/13574809.2019.1686350
  • 作者:Susan Shaheen, Elliot Martin, Mikaela Hoffman-Stapleton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本文聚焦美国对等(P2P)汽车共享发展及其产生的出行行为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与往返和单向拼车相比,P2P 拼车可以提供更为多样的通行选择(如上下车地点、车辆类型和计费选择),有助于降低社会及环境运营成本。作者通过2014 年的线上调查评估了P2P 汽车共享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发现P2P 拼车用户主要集中于年轻、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P2P 拼车有效减轻了这些群体对私人汽车所有权的依赖。在出行行为产生的空间影响方面,调查表明,尽管P2P 汽车共享的发展始于密集的城市中心,但是表现出在各种土地利用环境中运行的潜力,尤其是向低密度的郊区或农村地区扩展的能力。因此,P2P 拼车的日渐流行降低了私家车和出租车的使用和停车需求,由此可能会减少城市路边和专用停车场的空间需求,传统街道的空间用途需要腾换更新以适应居民出行方式的变化。最后,结合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趋势,作者指出P2P 拼车这种模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安全和经济地突破出行的时空限制,对身处广泛多样的土地使用和建成环境中的出行者而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是未来城市空间设计必须考虑的因素。本研究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试验性,从而为设计与研究空间更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从“极小住宅”到“功能城市”:对 CIAM 早期研究尺度转变的再评估 (1928—1933)

From ‘Minimum Dwelling’ to ‘Functional City’: Reappraising Scale Transition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CIAM (1928–33)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19.1711446
  • 作者:Aristotle Kallis
  • 推荐:傅舒兰,张怀予,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在关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发展的史学研究中,第一次大会(CIAM1,1928 年)和第四次大会(CIAM4,1933 年)通常是关注焦点,因为前者宣告了协会的成立,后者制定了《雅典宪章》,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本文作者提出,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CIAM2,1929 年)和在布鲁塞尔(Brussels)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CIAM3,1930 年)同样是其早期发展中的“关键节点”,1928—1930 年间CIAM 的发展对于其后的发展路径起到了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首先梳理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于1928—1933 年间召开的四次大会,指出协会在探讨现代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其研究尺度从“极小住宅”向建筑、场地,再向整个城市住宅群进行了转变。其次,作者关注了这一期间的协会发展历程。从CIAM2“最小生存空间”议题到CIAM3“合理的土地开发”议题,协会经历了一段相当混乱的筹备阶段——既需要统筹各个国家代表对于大会主题的提议,又要解决国际紧张局势给大会召开带来的阻碍。作为应对,协会内部进行了相应的架构和程序调整。同时,各方思想的激烈碰撞,一方面推动了规划视角的扩展;另一方面大胆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住房问题的根源这一观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虽然CIAM2 和CIAM3 没有直观的显著成果,但这两次会议仍然值得学者关注,因为它们激发的思想碰撞和协会内部进行的调整是CIAM4 会上《雅典宪章》和“功能城市”提出的基础,而且它们对协会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实证指出了以往同一主题研究中的三个误区:(1)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连续性神话而忽略其发展过程中的曲折;(2)过度夸大CIAM4 在规划思想转折方面的作用;(3)忽视1928—1930 年间CIAM 发展对其后发展路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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