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城郊居住区的角色——从对设计工作营到游牧远程办公的洞察

The Role of Residential Suburb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sights from a Design Charrette into Nomadic and Remote Work Practic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1, 26 (4): 422-440
• 作者：Matthew Zenkteler, Marcus Foth,Gregory Hearn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科技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变化、知识网络的全球化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促进了新型办公模式如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和游牧式办公的发展，此类办公者的工作地更加灵活但也面临社会隔离等问题，同时城市中心的经济活动开始转移到城郊居住区，因而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提出了挑战。本文回顾了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举办的设计工作营，该设计工作营运用参与式设计，为专业学者、当地新型办公者和政府规划者搭建了对话平台，以期探讨如何通过城市设计支持新型办公方式，更好地促进协作与创新，为“第三空间”创造新机会，并释放城市的竞争优势。

该设计工作营根据参与者日常工作和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对居住区远程办公的展望，将远程办公者分为三种类型（即“设计人格角色”）进行观察。这三种类型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富有创造力、擅长利用科技提升工作效率的中年男性，富有企业家精神、追求独立、为家庭与事业努力的家庭主妇，以及很早就爱用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乐于学习和分享想法的“Z 世代”。观察发现，参与者都认为有必要在当地主要道路沿线提供协作设施，提高街区的便利性与可步行性，但应对办公与购物空间有所区分。本文在结论中指出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应塑造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街区，建立创业生态系统，利用新型办公方式增加当地社区的协作机会，推动知识经济增长，兼顾当地的社会需求与经济需求。

台北市房地产主导的更新、政府引导的租差与可持续更新的社会空间不平衡

Property-led Renewal, State-induced Rent Gap, and the Sociospatial Unevenness of Sustainable Regeneration in Taipei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1, 36(6): 843-866
• 作者：Cassidy I-Chih Lan, Chen-Jai Lee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房地产主导的城市更新已成为企业型政府治理的主流方式，但也可能改变传统租差的社会空间格局，引发邻里商品化、公共利益被忽视、不平衡发展等问题。鉴于台北市城市更新制度中对楼面面积奖励等市场化措施的广泛应用，该研究阐述了亲商政府制度下租差产生和社会空间不平衡的机制，特别探讨了政府在租差产生中的作用以及实现可持续更新所遭遇的障碍。该研究对城市更新引发的社会空间不平衡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评估。在宏观层面，该研究比较分析了台北市公营和私营部门规定的更新区域或单位的数量、面积以及地区平均房价水平；微观层面则选择了新、旧城区的两个案例地区进行比较。对台北市立法架构的分析显示，该市的城市更新提升了地产市场、房地产主导的激励机制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增长网络，并作用于政府引导的租差。在微观层面，2000 年代以来，台北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反而加剧了社会空间的不平衡。城市谋求利润和经济增长造成的治理障碍策略，既不利于实施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也扭曲了对房地产升值的宣传。该研究对国内其他城市在存量规划时代的城市更新方式和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

多样化街区中的政治承认与规划实践——以首尔加里峰洞的在韩中国人为例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d Planning Practices in Diverse Neighbourhoods: Korean Chinese in Garibong-dong, Seoul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0970450
• 作者：Hyunji Cho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当下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实践中不可或缺的机制，然而亦有部分学者观察到在国际化、多样化的大都市区中，现有的参与式规划往往缺少少数族群的发声。作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规划程序在设计时“想当然”，提出了过于简化的识别程序，并有意无意强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等级关系，影响了少数族群在参与式规划中的代表性。为回应这一关切，作者参考了美国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关于“承认”（recognition）的论述。与所谓“认同”（identity）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分裂主义相对，承认指的是不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确认。弗雷泽认为承认的基础是参与对等（participatory parity），即所有人需要通过同一套社会安排跨越经济阻碍、身份结构、文化阻碍和政治阻碍，作为平等一员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

本文以韩国首尔加里峰洞（Garibong-dong）作为典型案例，研究移民群体在地方规划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问题。加里峰洞是位于首尔西南部的九老区，从1990 年代以来吸引了众多中国朝鲜族来此工作和居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在韩中国人聚居区。作者回顾了首尔总体规划、加里峰新城规划和更新规划等规划中的群体分类制度，并从多样化话语下的在韩中国人、街区凝聚力、参与程序中出现的文化等级现象三个角度详细讨论了城市政策中被嵌入的在韩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意义，认为其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平等的规划参与。通过案例分析，作者建议将承认政治用于指导规划实践，提出保障少数族群对等性参与的补救措施：（1）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切分群体，提供跨群体对话（cross-group dialogue）渠道和机会；（2）为不同社会群体实现平等社会尊严提供制度保证；（3）尊重群体客观差异，既不引导融合，也不继续切分分化。在国际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的今天，本文中呈现的理论论述和案例分析为我国大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的优化调整和针对少数族群展开精细化城市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占据高地——唐长安地域空间秩序的建构

Taking the High Grou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Spatial Order of Chang’an Area in Tang Dynasty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18.1515650
• 作者：Lu Guo, Xiao Rong
• 推荐：傅舒兰，伏添乐，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本期推荐的是一篇中国城市研究——以唐长安为例，讨论中国城市地域空间秩序的建构。考虑到农耕社会时期城内外地区高度融合且密切相关的特点，作者提出应将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拓展到城墙之外，将长安城与其周边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占据高地”是论文提出的核心观点。作者在梳理了考古、文献和实地调查等资料后，认为唐长安规划过程中贯穿了“占据高地”这一策略，即在高处建造具有开阔视野的重要建筑（登高远眺），从而充分控制区域空间内的重要节点，建立起共同秩序。从具体操作来看，可以分宏观选址、微观选址和建筑群布局三个层次。同时，占据高地也是风水观、“形”与“势”等关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不同尺度空间的统一，也有利于建立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的统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物质空间环境上的映射。论文很好地拓展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视野。

城市公共交通的拥堵缓解效益——来自罗马的证据

The Congestion Relief Benefit of Public Transit: Evidence from Rome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1(3): 397-431
• 作者：Martin W. Adler, Federica Liberini, Antonio Russo, et al.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王少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wangshg6@mail2. sysu.edu.cn

一般来说，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被认为可以改善由机动车造成的交通外部性，是缓解城市道路拥堵的有效对策之一。但不可否认，城市公共交通也消耗了大量资金，在缓解拥堵方面的成本效益也受到质疑。本研究评估了公共交通供给对意大利罗马私家车和公共汽车用户出行时间产生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作者利用由罢工引起的每小时公共交通供应变化，捕捉了公共交通在缓解拥堵方面的边际效益，并评估了公共交通补贴的合理水平。结果发现，增加公共交通供给在缓解拥堵方面具有正向且稳定的边际收益，相当于公共交通运营成本的一半左右，并且对私家车用户与公共汽车用户出行时间的影响大致相同。对于私家车用户而言，公共交通在早高峰期间与在严重拥堵道路上的拥堵缓解效益比在其他道路上大得多；对于公共汽车用户而言，增加公共交通供给不仅可以通过缓解拥堵减少车辆行驶时间，也减少了用户在车站等待的时间，说明公共交通的改善可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研究还发现，罗马目前的公共交通补贴水平是合理的。本研究为城市公共交通在缓解道路拥堵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结果为通过增加城市公共交通供给来减少道路拥堵提供了政策支持。

自然还是人工？——对复杂性本体论的反思

Natural or Artificial? A Reflection on a Complex Ontology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21, 20(3): 191-210
• 作者：Simone Amato Cameli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复杂性在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应用至少可以追溯至半个世纪以前。相关经典著作如英国规划学者麦克洛克林的《系统方法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应用》（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 Systems Approach）（1969 年首版）也早已于1980 年代末被翻译并引介入我国。近年来，在突飞猛进的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推动下，复杂性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但规划研究领域迟迟未能体现。本文作者尝试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方面入手，更新以往将城市视为一个复杂的赛博客体即人机合一的客体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城市中的“自然”（指人及其形成的社会）与“人工”（指人工构筑物）是泾渭分明的，“自然”所形成的是错综的系统（complex system），而“人工”形成的是复杂的系统（complicated system）。然而自格迪斯、亚历山大至近期的学者的研究皆显示，与自然、人工的差异性相比，两者的相似性更高。作者通过综述既有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三种方式入手来区分自然与人工：非人工与人工（本体论方式）；自发与规划（个体生长的／哈耶克式的方式）；复杂与线性（基于复杂性的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事物（如神经网络等）已无法简单通过上述二元分类来区分——首先，二元论是人类例外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造成的；其次，人造产物通常是复杂的（但非错综的），但是复杂的事物不一定是人造的。作者在此引用了奥地利裔美国数学家哥德尔在不完备性定理中揭示的自指性概念，来比拟“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但自然本身是文化的（即一种人工概念）”这一悖论。作者认为，城市政治生态学（urban political ecology）通过引入社会—自然（socio-nature）这一概念，将自然／人工议题的自指性内化，或将能够帮助我们将以上观念融合到城市的复杂性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