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拓扑方法的创意城市研究——艺术家对巴黎文化场所的看法

A Top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Creative City: Artists’ Perceptions of Cultural Places in Paris

• 源自：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6): 1125-1148. https://doi. org/10.1093/jeg/lbab049
• 作者：Marie Ferru, Alain Rallet and Christophe Cariou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创造力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已被广泛认同，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创造性是特定 活动或特定人群区位选择的结果。基于此，本文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提供了 一个基于艺术家对文化场所看法的拓扑关系来分析创意城市的研究框架。研究 调查了巴黎北部地区 267 名从事艺术活动的艺术家，运用心理地图来捕捉他们 认为对其创造力贡献最大场所的感知，并使用量化方法处理这些感知，明确哪 些场所吸引了哪些艺术家，分析艺术家对这些地方的看法以及巴黎地区创意场 所的网络特征。研究发现，艺术家们对于场所的感知与场所在城市创意环境中 所处的位置以及是否被认为是一个互动的地方等两个特征相关，并确定了艺术 家的“创意路径”建立了场所的声誉，认为处于较宏观的创新环境但互动较弱 的地点、处于较下层且具有协作的地区和社区化的场所在艺术家中具有很好的 声誉。研究还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场所之间网络联系，发现巴黎的创意 场所网络不仅彼此连接良好，而且也很好地融入了全球网络。论文建议地方公 共政策可从这种自下而上的主观印象中受益，不同于公共补贴的重要性和艺术 场所的媒体形象等传统的政策措施。

长时间的居住满意度测度——对一个大型住区的研究结果

Measuri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ver Time: Results from a Unique Long-Term Study of a Large Housing Estate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2, 37(10), 1858- 1876
• 作者：Sigrun Kabisch, Janine Poessneck, Max Soeding & Uwe Schlink
• 推荐：魏宗财，唐琦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居住满意度是城市和住房研究领域的经典话题，也是宜居城市的关键组成 部分。既有关于居住满意度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对某一特定时间截面的分析，对 社会经济属性、住房和社区属性、环境设施，及居民偏好等影响因素探讨较多， 但少有实证成果关注其动态变化。因此，作者基于对莱比锡市某大型住区的长 期研究，探究了居住满意度的动态变化情况，特别聚焦于不同的空间、时间和 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等影响因素。作者比较和评估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特征的 感知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揭示了这些主观因素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和 原因。 研究发现，居住满意度状况并不稳定，且影响因素的显著程度可能随时 间的推移而改变。居住舒适度和隔音性能对住房层面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不会随 时间推移而变化，且隔音性能也是住区层面居住满意度的一个稳定影响因素， 其他因素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则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例如 ：住房面积大小在 1987—2004 年对住房层面的居住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在此后有所 下降。安全从 2004 年开始成为住区层面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一直保持显著。清 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波动。作者认为，所有这些在地化特点都受到政治 环境变化、总体规划和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的深度影响。该成果也提醒在开展居 民满意度的研究时，不能仅靠单一时间截面的数据，更应强化对居民主观感受 的长时间跟踪研究，为切实提高国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供研究支撑。

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区域方法——来自西米德兰兹的启示

A Regional Approach to COVID-19 Recovery: Lessons from the West Midlands

• 源自：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022,93(1): 7-14
• 作者：Jonathan Radcliffe, John Bryson, Ed Cox, Joanne Leach, Carlo Luiu & Louise Reardon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现实中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带来破坏性的同时，也为创造更好的社会和地方 经济提供了机会。当前新冠疫情打破了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后疫 情时代区域复苏的目标应当计划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并为未来不可避免的冲 击做好准备。英国西米德兰兹地区基于地方的、由公民主导和审议的战略，制 定了“社区复苏路线图”，为建立全系统的大流行病应对措施奠定了基础，并 确定了恢复的关键问题、良好做法等。文章根据西米德兰兹地区“社区复苏计 划”初步阶段的经验，概述了三个有助于区域成功复苏的关键原则。（1）二元 性，即区域韧性规划需平衡当前流程的一致性和对未来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2）社会资产建设，将灾后恢复的框架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方层面，对由居民 而非灾难恢复专家领导的基于地方的重新配置的持续过程采取包容性的方法。 这一原则的成功实施取决于三个因素：多样性、即兴发挥和开发本地的解决方案。 多样性强调居民参与到持续的场所塑造和场所建设过程中，居民和社区的直接 参与产生了大量的即兴发挥，同时地方提供平台以聚集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并 更好的协调活动和资源。（3）全系统思维，将跨子系统和跨规模的网络嵌入到 正常的政策过程中。

从全球城市制造者到全球城市塑造者——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移民产业

From Global City Makers to Global City-shapers: Migration Industries in the Global City Network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2,59(11): 2234-2254. DOI: 10.1177/ 00420980221087927
• 作者：Sakura Yamamura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全球城市是全球范围内资本、货物和人员流动网络中的战略性节点，也是 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客体。然而，现有的全球城市研究较多关注全球经济行 为者的战略布局和跨国公司间的相互联系，缺乏从本地视角出发针对全球城市 塑造者的研究。为了弥合这一研究缺口，本文以日本东京为研究案例地探讨移 民与城市的关系，勾勒移民影响下城市多样化的形成机制和特征，并将其阐释 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 为了支援蓬勃发展的产业经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从 1980 年 代就开始制定政策引入低技能外国劳工。近年来，少子化的趋势和产业更新的 需要迫使日本一方面逐渐向高技能移民敞开大门，另一方面继续引进低技能移 民。尤其是借着 2020 东京奥运会的东风，东京都政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通 过设立国家战略促进区、放松管制和引入激励措施等方法吸引国外公司及人才 前来兴业，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作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定性内容分析的方法，研 究了以菲律宾低技能劳工为代表的传统移民产业和跨国精英企业移民产业各自 的运行逻辑和集合特征（logic and constellation），以及两者在塑造东京全球城市 方面作出的贡献。作者指出对前者而言，同族社区和招聘机构成为重要的社会 资本形式，语言学校、天主教堂和民族食品商店等成为代表性的日常生活空间。 后者则没有特定的种族偏好或国家背景，也不依赖家庭和亲友形成的移民网络， 而是借助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和外包的再安置公司（relocation company） 展开活动 ；全球城市则通过创造包含国际学校、高端俱乐部和商场等设施在内 的国际化社区（例如东京的六本木、麻布和代官山一带），或所谓的外派人员泡 泡（expat bubble），吸引更多高端移民入驻，但也客观加剧了全球城市内部的社 会空间不平等现象。另外，随着移民产业被嵌入全球城市整体发展进程，受配 偶和后代因素影响，移民构成逐渐显示出多样化特征，这种多样化也会反馈到 城市空间上。此研究以丰富的实证案例从另一侧面补充了全球城市的理论体系， 同时也对我国大都市调整全球城市建设的目标和策略具有一定启发价值。

可达性中的公平 ：从差异研究到不足性分析

Equity in Accessibility: Moving from Disparity to Insufficiency Analyses

• 源自：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8: 4, 479-494
• 作者：Karel Martens, Matan E. Singer & Aviv Lee Cohen-Zada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hku.hk

最近若干年，可达性逐渐成为城市规划、交通工程、人文地理等学科的重 要研究对象。人们既关注怎么去定义和量化可达性，也关注不同地点、人群之 间的可达性差异，还有影响这些差异的原因。本文的三位作者认为，既有研究 还有拓展的可能。他们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规划学会会刊》里的文章指出， 人们需要额外关注有差异的可达性，如何影响了人们能够多大程度上开展每天 的日常活动。他们把这样的研究方向定义为可达性的足够性分析。基于这样的 思路，他们重新分析了美国 50 个最大都会区的可达性的足够性。他们发现，无 论怎样定义可达性的足够性的门槛，可达性的差异都是巨大的。此文既有对可 达性研究总体上高屋建瓴的思考，也有基于美国实际数据的计算，值得推荐给 关注可达性的读者。

评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以支持荷兰海牙市的空间规划

Assessing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in Support of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Hague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214: 104195. DOI: doi. org/10.1016/j.landurbplan. 2021.104195
• 作者： Janneke van Oorschot, Benjamin Sprecher, Maarten van’t Zelfde, et al.
• 推荐： 陈卉，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1202chenhui@tongji.edu.cn, yanwt@ tongji.edu.cn

绿色基础设施（GI: green infrastructure）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城市规划和相 关研究，以期利用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ES: ecological service）来提高城市 的可持续性和韧性。然而，很少有能充分展示高分辨率的空间和主题细节、适 用于多种尺度、同时符合相关方利益的多功能 GI 规划模型的应用实例。因此， 本研究旨在开发和应用一个空间明确的 GI 空间规划模型，并基于 GI 提供 ES 能力的加权方案，辅助决策者和城市规划师确定 GI 发展的优先区域。 荷兰海牙市是全球“100个韧性城市倡议”的成员之一，本文以海牙市为例， 运用高空间分辨率数据，量化 GI 的空气质量调节、热岛调节和雨水滞留三项 ES 的供应水平；使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法探究三项 ES 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在社区尺度，分别使用一种创新的基于 ES 供应能力的加权方案，以及同等权 重方案，识别 GI 发展的热点优先区域 ；为了调查该模型是否可用于较小尺度 （即社区），在识别出的一个 GI 热点社区，比较了以下两组情景下的 ES 供应 能力：未来多种 500 棵树和 100 棵树的高低两种情景，以及 100% 树木覆盖表面 和 100% 不透水表面的两种情景。 研究结果发现 ：三项 ES 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协同的，也有一些社区存在 权衡关系 ；GI 的热岛调节和雨水滞留能力与 GI 类型有关，GI 空气质量调节能 力与特定 GI 类型的叶面积指数有关 ；两种权重方案的优先级在城市边缘的社 区显示出最大的差异 ；在社区情景分析中，高情景（500 棵树）和低情景（100 棵树）都没有导致三项 ES 供应的显著差异，100% 树木覆盖表面比 100% 不透 水表面有较高的 ES 供应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 ：（1）通过分析 ES 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强调了在 GI 规 划中同时考虑多种 ES 的重要性。（2）GI 提供三项 ES 的能力在空间上是不同 的，这取决于 GI 的局部特征和环境背景。（3）说明了在 ES 空间分析中使用 多尺度方法的意义，并强调应该对 GI 规划措施进行高分辨率的空间细节评价。 （4）通过联系 ES 供应与当地需求（即权重方法），使规划师和决策者能够在 当地 GI 投资中做出更适宜的选择。该方法在部署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应对 城市挑战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可以提高韧性和可持续性。

本地化的功能分析视角下对城市—区域中农村作用的重新审视

Repositioning the Rural in CityRegionalism Through a Locally Based Functional Analysis

• 源自：Regional Studies, 2022, 56(5): 770- 781
• 作者：Wei-Ju Huang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 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城市—区域被认为是提升区域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然而，这一观点 往往是从宏观层面经济地理的视角片面强调了城市的核心地位，忽视了城市是 镶嵌在区域之中的，农村地区在其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以城市 为中心的区域政策不仅未能充分重视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很多时候 也未能取得预期的平衡发展效果。本文以台湾省台南市为例，首先指出台湾的 空间规划政策对于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视，这不仅推动了台南市县合并，并升级 为“直辖市”，也为农村发展创造了空间。文章接着分析了台南的虱目鱼养殖业 在产业链条打造、历史文化认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对所在区域发挥的重要 作用，同时也指出由于城乡二元的规划体制，城乡界限的划分不仅在空间上是 隔开的，在村镇规划（如农村建成区规划难以结合周边乡村资源）和产业发展 （如农村产业发展用地难以得到保障）等具体问题上也造成了障碍。文章最后 指出，在思考区域发展问题时，本地和全球视角，内生和外生资源应同样重要， 不可偏废。农村的魅力不仅仅只在于吸引外来游客，还要真正服务于本地的生 产生活，生态活动和空间形态。这对于当前协调推动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战略具 有启示意义。

维克多·格伦与扬·盖尔以及当代步行街模式

Victor Gruen versus Jan Gehl and the Contemporary Model of Pedestrianizatio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13574809.2 022.2147491
• 作者：Kelly Gregg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维克多·格伦（Victor Gruen）于 1950 年代提出的市中心步行街规划， 被认为是解决市中心零售业衰退的现代主义创新。但在后续的城市建设实践 中，许多建成的步行街因未能实现市中心复兴而被大量拆除。扬·盖尔（Jan Gehl）作为当代步行街理论的代表人物，推广了“街道是为人设计的”理念， 认为抑制汽车交通并将行人和街道作为公共空间可以改变公共生活文化。在 2009 年扬·盖尔为纽约市制定的规划中，时代广场和曼哈顿中城百老汇的部 分地区发展成为步行街。此后，全球各地的步行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文通 过对维克多·格伦和扬·盖尔关于步行街理念的研究，认为当代步行街理念并 非新思想，而是战后 20 世纪现代主义思想的演变，其推广和传播方式也与战 后现代主义规划时期大致相同。因此，把握步行街理念在战后和当代规划之间 的演变及经验教训，能为当代步行街策略提供参考。 虽然都是在关注行人活动的基础上促进城市中心零售业和空间的经济效益， 维克多·格伦的战后步行街整体重建规划代表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综合规划模式 ； 而扬·盖尔的步行街规划更侧重通过改变街道通行权创造公共空间，是一种渐 进更新和长期的实施过程。这种从全面规划到逐步实施方式的转变也许是二者 最为不同之处。本文因而在结论中指出，为避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决策者在 制定步行街规划时必须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并审慎评估拟议的步行街策略是 否为达成目标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