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纽曼（Peter Newman）和安迪· 索恩利（Andy Thornley）的《世界城市规划：全球化和城市政治（第二版）》（Planning World Cities: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Politics,2nd Revised Edition, 2011）的中文版（建工出版社出版）姗姗来迟，但无大碍。201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出过这本书的第一版，译者把书名翻译成《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当然，我翻译的本书第二版修订成了15 章。对我们有意义的修订至少有二：一是在调整后的第14 章中，增加了“北京：建设一个‘国际城市’”一节；二是调整出了一个独立的第3 章——“世界城市论辩”。
“北京：建设一个‘国际城市’”一节，毕竟是人家眼中的北京，别人从我们一些人的文章中分解出来的北京，所以，听老外侃北京，看老外如何选材，一定很有趣。我们不也常常想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们吗？老外侃北京，主要不是讲给我们听，而是讲给他的老乡听，尤其是讲给那些对北京、中国感兴趣的人听。这一点对我们掌握老外的“兴奋点”很重要。比如作者在这一部分里谈到了“京津城市区域”的发展基础，谈到了北京各区为争夺中心商务区而展开的竞争，谈到了“东方广场”项目与市长收受贿赂，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政治家与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勾结，谈到了北京试图改变它“过时形象”而变成了国际建筑竞技场的故事，谈到了城
市住房改革和社会分化的现象。作者看待北京问题的角度和分析北京问题的方法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当然，老外对北京看法是否正确，或者说，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北京的现实，是另外一类问题。这类问题至少包括，他们阅读的材料是否正确，或者说，我们的学者或某某人是否准确地把北京的故事介绍给了老外。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可以忽略，因为我们有些学者的确在没有搞明白北京的故事时，就以“北京通”自居，而实际上传达给人家的信息并非“北京的”。例如，我们谈及北京市区和近郊出现的“雾霾”时，就笼统地说“北京的雾霾”。珍珠泉、古北口、栖霞、张房也是北京，可是，那里并没有什么雾霾，更谈不上PM2.5，倒是要谈谈PM250
的问题。所以，说“北京的雾霾”（16 800 km2），很不准确，说北京市区（1 379 km2）的雾霾相对准确些，因为海淀的山后地区也没有多大的空气污染。个别大使馆在三里屯测出的污染数据怎么可以代表北京（16 800 km2）？不可理解的是，我们自己也说“北京的污染指数”。所以，老外对北京问题的误解与我们一些学者不无关联。
第3章——“世界城市论辩”，对我们不无理论上的意义。前些年曾经刮过建“国际化大都市”之风，现在好像没那么盛行了，可是，建世界第一高楼，争世界XX 城市，创世界级城市群这类可能产生轰动效应的消息，不时跃然报端。相比较而言，“世界城市论辩”这一章实际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和比较深层面的问题，如哈维的“资本在特定时间和场所的空间定位问题”，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7 项指标”，扎森的“世界城市假说”，即生产全球功能的场所，国际商业组织提出的各类“指数”，以及许多学者提出的“城市两极分化说”。资本需要一个空间场所，全球“流”需要固定在某些特定场所，多种“流的空间”对形体景观有着不同的需要，资本与全球化过程、政治决策过程和规划制度是相关的。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全球变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对社会体制的影响，对寻求控制空间开
发的城市决策过程的影响。有些对规划的社会需求源于全球经济变化对城市层面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对规划的需求来自地方。城市正在面临着什么新压力，这些新的压力正在改变和产生新的规划背景吗？我们究竟如何参与世界城市竞争？如何跻身于世界城市之列？规划在什么程度上提出这些问题，规划如何按照轻重缓急选择这些不同的方面，尤其是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那些城市，如何应对全球发展对我们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的确值得我们研究，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各国建设世界城市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不无启迪。